李传玺
创刊过程
《独立评论》是1932年5月22日出版创刊号的。根据胡适的说明，既然是“差不多”“五个月”，则动议的确立应该是在上年底本年初；既然是“先积三个月的捐款”然后开办，则原本应该是定在3月中下旬。提议创办时，鉴于自己和丁文江以往办刊的教训，他们并不热心，正是由于提议者的坚持，自己才勉强同意，也才逼使丁文江想出了那么一个实用管用的创刊方法。
这在胡适本年初行踪以及日记、书信中都能得到印证，并且也勾勒了一个大致的进程。1月27日，“在君、咏霓和我共同宴请国难会议的北方熟人，到者有周作民、王叔鲁、汤尔和、蒋廷黻、徐淑希、陈博生、傅孟真、周寄梅、叔永、林宰平、李石曾共十四人。大家交换意见，都以为这会议不当限于讨论中日问题，但也不应对国民党取敌对态度。当以非革命的方法求得政治的改善”。1月28日，“拟了一个办周报的计划，送给聚餐会的朋友们看。蒋廷黻也拟了一个大政方针”。
这说明27日前大家意见已经一致，并确定了这个报刊的“周期”，以及请胡适等人拟订办刊计划与宗旨。2月13日，胡适日记记道:“独立社聚餐。”此句话交代了28日开始草拟计划到此这段时间，确定了刊物的名称、以及由这批参与刊物创办核心成员组成的“小团体”的名称。
遗憾的是，14日胡适即患上盲肠炎，15日是胡适第一天到北大“去接受院长办公室”，忙完后，即住进协和医院进行割治，45天后才出院，此时已经4月初。这段时间里，由傅斯年代胡适拟了致张学良秘书王卓然的信，请王向北平市公安局局长鲍玉麟询问办报立案的事；可能王已向鲍通报，之后，病中的胡适又亲自给鲍去了封信。
一切手续办妥后，胡适也已出院一个多月，主编的担子已能担起，《独立评论》正式创刊。
提议创刊人是谁
这里有一个疑问，胡适说是“有人”提议创办此刊，那这个人是谁。许多说到此刊的文章至今仍然使用“有人”。蒋廷黻先生的回忆道出了源头。
“九·一八”之后那段时间，蒋廷黻每周要到北平城里北大授课一次，因此和城里的朋友保持着密切接触。“在清华俱乐部举行一次晚餐，当日出席的有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陶孟和、任鸿隽、任夫人陈衡哲、张奚若和吴宪。席间曾讨论到知识分子在国难时期所能尽的责任问题，我提议办个周刊，讨论并提出中国所面对的问题。”陶孟和首先给他泼了冷水，因为陶办过刊物，深知其难，并警告在座诸位，不可掉以轻心、不假思索地冒险尝试。更让他泄气的是胡适的反对，“因为当时在座的人一致都认为不办刊物则已，设使办，则编务方面非胡莫属”，而此时胡适虽然没有陶孟和那样激烈，却也反对，因为胡适多次办过报刊，才因《新月》与国民政府对抗，不得已从上海跑回北大，所以胡适说，“经验使他不敢轻易创办一个新刊物。”蒋廷黻一听，“因为我对办周刊毫无经验，我想我应该接受这些有经验的人的意见”。
但蒋廷黻是执拗的，下一周，任鸿隽约他们去吃饭，席间他又提出此议，再次遭到反对，但出乎他意料的是丁文江开始附和了，“丁文江倡议:为了测量一下我们的热诚，不妨先来筹集办刊物的经费”，于是就提出了那个大家已非常熟悉的“百分之五”。没想到大家都接受了。“从那时起，我们每周聚会一次。起初是讨论发行日期问题，接着是准备出刊”，丁文江又提出请银行家竹垚生来帮助处理财务。“几周过去了，捐款也都交进来，大家提出好几个刊物的名称，最后选用了胡适先生所提的《独立评论》。我们成立了一个编辑委员会，委员三人，由胡适总其事，我和丁文江协助编务”。
从这段回忆中我们可看出，《独立评论》这份现代思想史上的大刊，提议办刊来自蒋廷黻先生的执著，办刊方法来自丁文江的睿智，办刊宗旨来自胡适的灵魂。把“几周过去了”，和胡适“1月28日”记载进行对照，提议和确定的时间与进程也大致吻合。
蒋廷黻对此时的傅斯年和丁文江都给予了高度赞扬，他评价傅斯年说:“他把文章重要内容摘出来登在前面，此举成为出版界的创举(这是不是我们今天学术刊物上论文前面的“摘要”，从现代出版角度来说的“老祖宗”？)。令许多朋友吃惊的是他的文章不仅能引起读者知识上的共鸣，而且也能引起他们心灵上的共鸣”，丁文江“不仅多才多艺，而且实事求是”。
当然他更不会忘了胡适:“办一个刊物需要花费很多人的力量，《独立评论》的成功，无疑的，胡适贡献最大。他的朋友和熟人一致认为他是个最能吸引人的人。幽默、细心、聪明。谈话时，态度和蔼，富理性。他反对教条主义，对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却特别有耐性。如果根据以上两点认为他处事没有原则的话，那可能就大错特错了。他对自己的信念，坚定不移”，“终其一生，他都是主张自由、民主和实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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