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他的生日，我格外的不能忘记他。我暗中行事，使家人买了一点菜，晚上又下了几碗面。……晚上睡在被里又伤感了一回。听说他病了，并且是积劳的缘故，这真不是一个小问题。”
“思君如夜烛，剪泪几千行。”远方的心上人太令她挂念了。
不眠的冬夜，本来就有诗人气质的杨开慧，写了这样一首诗——
“平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念我远行人，复及数良朋。心怀长郁郁，何日复重逢。”
他们终究没有重逢。
1930年，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时，湖南军阀何健把杨开慧抓了起来，对她说：只要你宣布和毛泽东断绝关系，就放了你。这位外表柔弱的女子拒绝了这个可以给她带来生路的选择。
她被敌人杀害了，只有29岁。
杨开慧牺牲前，说了一句话：“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听到杨开慧牺牲的消息，毛泽东也说了一句话: “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他借用的是《诗经》里的话。
似乎早有牺牲的准备，杨开慧把自己写的那首题为《偶感》的诗稿和题为《自述》的回忆散记，藏在了长沙板仓镇杨家老屋墙壁的砖缝里。直到1983年翻修房屋时，才偶然被发现，得以重现人间。
此时距离杨开慧牺牲已有25年，而毛泽东离开人世也过去了6个春秋。这四千多字的手稿，已经被岁月侵蚀得陈迹斑斑，页卷残破。
一个女性的爱情火焰，就这样在黑暗的狭小空间里，独自燃烧了半个多世纪。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或许还没有相应的心境把自己的怀念之情转化成诗。等他有相应的心境赋诗悼念的时候，诗情却已经转到另外一路了。
1957年1月，《诗刊》第一次公开发表了毛泽东在“马背上哼成”的18首诗词，杨开慧的中学同学李淑一读后，想起曾看到过毛泽东1920年写给杨开慧的那首《虞美人?枕上》。她写信给毛泽东，请求抄寄全词，还给毛泽东寄来自己1933年听说丈夫柳直荀牺牲时，结想成梦、和泪填写的一首《菩萨蛮》。
“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滋。”
李淑一的这首《菩萨蛮》，和杨开慧牺牲前留下的那首《偶感》诗稿一样，表达着同样的情感，同样的思念。
都是阳光下的月亮之歌。
读到李淑一的信和词，毛泽东没有把《虞美人?枕上》抄给李淑一。但李淑一的词，却在他的内心世界激起难以平息的涌潮。他虽然没有读到杨开慧生前想念自己的诗，但却完全可以体会到杨开慧当时的思念之情。
在回信中，毛泽东径直说，“大作读毕，感慨系之”，并嘱李淑一“到板仓代我看一看开慧的墓”。
这时，毛泽东已经有了表达“感慨”的特殊方式。正是李淑一的《菩萨蛮》，激起他的诗情，写下别具一格的悼亡之作《蝶恋花?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飓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追念亡妻杨开慧、亡友柳直荀，已经没有了《贺新郎》的断肠凄清，更没有《虞美人》的孤愁缠绵。有的则是上天入地的大境界，感天动地的大精神。毛泽东的情感，被想象包裹起来，升华了。杨开慧和柳直荀，已融进了另一个概念—为革命献身的忠魂烈士。
他们以羽化成仙的形式获得了永生。他们来到了美丽的天上月宫，那个被罚在那里没完没了地砍桂树的吴刚老头，也要折腰向他们奉献上好的桂花酒; 那个偷吃仙丹跑到月宫却永失欢乐的寂寞嫦娥，也翩翩起舞来欢迎他们。
毛泽东还想象，忠魂烈士仍然关注着、牵挂着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所以当传来革命胜利的消息，二人竟洒下如倾盆大雨的泪水。忠魂烈士快慰了，毛泽东思念伴侣的情感也深化了。
爱是个人感情，却对应着整个世界。
人若失去这种情感，世界也会黯然。
毛泽东并非刻意地借爱情抒写政治，也不是刻意地用政治比喻爱情。
因为个人与世界的必然对应，他把爱情提高到了政治，升华为历史。
同毛泽东私交颇厚的民主人士章士钊，在读了《蝶恋花?答李淑一》后，曾当面问他：为什么把杨开慧称作“骄杨”？
毛泽东回答说：“女子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
1920年的《虞美人》，1923年的《贺新郎》，1957年的《蝶恋花》，即使不能说是毛泽东一生关于爱情的全部咏唱，至少也构成了他的爱情之歌的最强音符和主旋律。
这三首写给杨开慧的作品，都寄情于月亮——
“一钩残月向西流”，“照横塘半天残月”，更有那长空明月，“嫦娥舒广袖”。
月亮的清辉，月亮的清朗，月亮的清美，月亮的清纯……
月是恋人心，月是故人情，它是那般的绮丽忧伤，它是那般的高尚脱俗……
这三首写给杨开慧的作品，都抛洒了眼泪——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重感慨，泪如雨”，更有那“泪飞顿作倾盆雨”。
丈夫有泪即可流，只因到了动情处。
天地有阴阳，人性有刚柔，思绪有情理，声容有哭笑。
真正好的爱情诗，何尝不是月光下的吟唱，何尝不是由血与泪、歌与哭、爱与情串连凝结起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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