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岁月，摆脱不了的回肠荡气；指点江山，从昨天延伸到今天的英雄本色。
在迎送岁月的时候，人们在创造生活，有的人，同时会创造历史。
熟悉的往事逐渐远去。陌生的现实和未来正步步逼近。
这时的中国，恰如“百舸争流”的竞技场。国民革命席卷南方，同北方
的军阀统治遥相对峙。面对奔腾不息的江水和争相前行的大小船只，诗人感到是那样的亲切，又平添出异样的严峻。
是呵，就像辽阔的天空和水面，任人角逐，但究竟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在人类斗争的风浪中，又是谁能够游到胜利的彼岸呢？
诗人的耳边，或许回荡着他五年前在《湘江评论》上敲响的黄钟大吕——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毛泽东是一个喜欢提出问题的人。
他常常问天，问地，问人，问自己。向世界发出各种各样的提问并寻找答案。他的追问，有时是诗人的，有时是政治家的，有时是哲学家的，有时是革命家的。有时，则兼而有之。
“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如果说还是有几分书生意气的豪言壮语的话，那么，《沁园春?长沙》，则以一声“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告别了过去，为过去的书生意气画上了一个句号。
从此，一心要扭转乾坤的诗人毛泽东，开启了以更加具体沉实的责任感为基本旋律的创作时代。
1963年编选《毛主席诗词》时，他特意把这首《沁园春?长沙》选为开卷之作，足见这首32岁之作的分量。
诗人还解释说：“怅寥廓，说的是在北伐以前，中国的命运究竟由哪一个阶级做主？”
写完《沁园春?长沙》，毛泽东来到了当时国民革命的大本营广州，成为了引人注目的政治家。
正是在广州，毛泽东和五四时期开一代诗风，高唱“要把月来吞了”的浪漫诗人郭沫若相遇了。
一个是未来的旧体诗大家，一个是已经风靡文坛的新诗领袖。
他们的见面，却不是因为诗缘的遇合，而是风起云涌的革命洪流的牵连。
在郭沫若的记述中，毛泽东当时是一派白面书生的形象：
“到了祖涵房家里，他却不在，在他的书房里却遇着了毛泽东。太史公对于留侯张良的赞语说: ‘余以为其人必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吾于毛泽东亦云然。人字形的短发，分披在两鬓，目光谦抑而潜沉，脸皮嫩黄而细致，说话的声音很低而娓娓，不过在当时的我，倒还没有预计过他一定非‘魁梧奇伟’不可的。在中国人中，尤其在革命党人中，而有低声说话的人，倒是一种奇迹。他的声音太低，加上我的耳朵素来有点背，所说的话实在连三成都没听到。不过大意是懂得的，所说的不外是广东的现状。”
广东的现状是，刚刚发生了蒋介石逮捕共产党员李芝龙的“中山舰事件”，这是让毛泽东焦虑忧心的现实课题。
毛泽东是一个善于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的政治家。
或许是得益于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收获，在广州，毛泽东劈头提出了这样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这个问话，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是四卷雄文中开篇的第一句话。
革命是要有资源的。最重要的资源就是愿意革命的人。
出类拔萃的人，无论是诗人，还是政治家，无一例外地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现实中的根本问题有一种独特发现、直觉洞察和深刻把握，都是审时度势的高手。
毛泽东当时最大的发现和洞察，是把亿万农民当作革命最重要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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