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向毛泽东学工作方法 

两个“结合”

1943年，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说：“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特点。

关于第一个“结合”，他说：“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例如一九四二年的各地整风，凡有成绩者，都是采用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凡无成绩者，都是没有采用此种方法。……任何领导人员，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这一方法必须普遍地提倡，使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学会使用。”这个方法常常用来执行政策和完善政策：先在面上铺开，然后再深入到点中，由面及点，再由点带面，循环往复。现在，领导同志分头去蹲点，其实就是这个方法的一种运用，如此做来，使领导者下命令、发指示，能够接地气。

为指导领导干部具体地运用这一方法，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领导工作中不要普遍动手，而应选择强的干部在若干地点先做，取得经验，逐步推广，波浪式地向前发展。“逐步推广的运动，看来很慢，其实是快；普遍动手的方法，看来是快，其实是慢。”他教育领导干部要善于“解剖麻雀”，不需要解剖每一只麻雀，解剖一两只就够了，以从个别中找出一般的普遍性的东西。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只注重一般而忽略个别，造成领导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一种是只注重个别而忽略一般，造成领导工作中的经验主义。早期中共党史上的教条主义者，就是机械搬用马克思主义，拘泥于一般原则，忽略了个别性、特殊性，难以把一般与个别结合起来。经验主义者则缺乏理论高度，难以把个别经验上升为普遍性认识。

毛泽东对这一方法的典型运用还体现在他对党性和个性关系的处理上，即在强调干部党性的同时，决不抹杀干部的个性。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举例说，有一个新闻记者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大公报》上，说共产党是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党性就是普遍性，个性就是特殊性。没有一种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础上的。没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没有党员的个性，哪里有党性？谁要抹杀各种不同的个性是不行的。抹杀各种差别，结果就会取消统一。抹杀这种不同，就是不让同志们发展长处。七大结束时毛泽东再次强调：“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任何一项凡是我们要做的工作和事情中都有党性，也有个性。”他对选举七大中央委员会的指导也体现了这一点：“我们的选举，就应该在这样的方针指导下，即不是从个人求完全，而是从集体中求完全。”党的要求是普遍的，而党员的存在是千差万别的，如何使千差万别融在一起，向同一个方向用劲，这就需要方法和艺术。

为此，毛泽东提出要进行第二个“结合”。他说：“一九四二年的整风经验又证明：每一单位的整风，必须在整风过程中形成一个以该单位的首要负责人为核心的少数积极分子的领导骨干，并使这一领导骨干和参加学习的广大群众密切结合，才能使整风完成任务。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因此，“无论是执行战争、生产、教育（包括整风）等中心任务，或是执行检查工作、审查干部和其他工作，除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以外，都须采取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领导骨干带头，组织和发动群众，这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的秘诀之一。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对群众做工作的方法，毛泽东更具体地指出，要“抓两头带中间”。“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故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后来他又总结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领导方法。任何一种情况都有两头，即是有先进和落后，中间的状态又总是占多数。抓两头就把中间带动起来了。这是一个辩证的方法，抓两头，抓先进和落后，就是抓住了两个对立面。”用之于实际工作，他特别注重典型或先进的引领作用。“组织干部和群众对先进经验的参观和集中地展览先进的产品和做法，是两项很好的领导方法。”在他看来，典型是一种政治力量，树典型等于插旗帜，典型产生后，通过宣传、表彰等舆论导向，推动广大群众向这些“好样的”学习，由一到十由点到面，就会逐渐形成一种气候。

领导和群众相结合，隐含着毛泽东关于群众的观点。首先，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他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在人民中间，有成千上万的诸葛亮，我们要有承认自己无知的勇气，下决心向他们学习。“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他认为，党员干部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这也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来，领导者是群众的学生；到群众中去，领导者是群众的先生。没有群众的领导是“空洞的”，而没有领导的群众是“盲目的”，是不可持久的。

这就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和方法。对此，他有更精辟的论述：“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从群众中来，说的是制定政策的过程；到群众中去，则说的是贯彻执行的过程。所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既是决策的方法，又是执行的方法。坚持这一方法，就要反对“从机关中来、到机关里去”。

毛泽东还强调，要让群众执行决策，必须做到三点：第一，把决策向群众讲明白。“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党员干部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工作犯不犯错误，其界限也在这里”。第二，依靠群众找出执行决策的具体措施和办法。“工厂怎么办？合作社怎么办？商店怎么办？在机关里面是搞不清楚的。越是上层越没东西。要解决问题，一定要自己下去，或者是请下面的人上来。”第三，在群众执行决策的实践中检验决策。“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这样做以后，才能更好地执行决策。

当然，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不仅是领导对群众如何的过程、让群众被动接受的过程，而且还是群众如何对领导的过程、群众怎样产生主动性的过程。为此，毛泽东提出，要了解群众的“心理”和需要，要知道群众想什么、需要什么。需要是人一切生命活动的出发点和动力源泉，抓人心，最根本的就是抓人的需要。从满足群众的切身需要出发，去吸引群众、动员群众，是毛泽东倡导的第二个“结合”的具体体现。1934年，他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说：“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也就是使群众由被动“执行”转化为主动“拥护”。

1942年12月，他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他批评很多人，只知道向人民要这样那样的东西，粮呀、草呀、税呀、这样那样的工具呀，而不知道做另外一个方面的工作，即用尽力量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提高文化。“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取得人民的拥护，他们才会说我们要东西是应该的，是正当的”。这就是党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同时，也是党员干部赢得群众支持、让群众跟着走的工作方法。他还形象地说过，让鸡跟着走，手里还得抓把米呢！何况是对人呢！

总的来看，“两结合”的方法是毛泽东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实际工作的体现，是他对领导工作的总结与提炼，是他提倡的工作方法的精髓和核心。“两结合”作为一般的普遍的方法论，是有机的统一体。一般与个别相结合，主要是对“事”来说的；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主要是对“人”来说的。领导工作说到底就是“以人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