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向毛泽东学工作方法 

任何一种工作都需要方法，特别是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毛泽东的一生，无论负责何种工作，都非常讲究方法。他关于工作方法的许多论述和实践至今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作用。1934年，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他形象地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过河”即工作任务往往因时因地而不同，而“桥或船的问题”即工作方法往往具有超时空的示范作用。

“只唱一出《香山记》”

在毛泽东看来，众多矛盾之中，必有一个是主要的；繁杂工作之中，必有一个是中心。因此，开展工作首先要抓主要矛盾，抓中心或关键，以带动其他。在阐释这一方法时，他多次引用过两句戏文。1958年6月21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他说：“打了抗美援朝战争以后，我就把军队工作推给彭德怀同志了。我做工作就是单打一，搞那么一件事就钻进去了。我也提倡这个方法。有本书叫《香山记》，明朝有一个以佛教故事改编成的剧本，叫做《观世音修行香山记》，后人简称《香山记》，说的是一个女子妙善不想嫁人，因而受到其父妙庄王想方设法的刁难和折磨，后缘于佛祖庇佑，不但安然无事，而且在香山修成正果，并且不与父亲计较，暗中治好了他的病，最终妙庄王幡然悔悟。佛祖有感于妙善之义举，遂封她为观世音菩萨。讲观音菩萨怎么出身，别的我都忘记了，头两句叫作‘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记》’。我就采用这两句作为方法，这几年是不唱天来不唱地，就是只唱一本别的戏，军事，我就没有唱了。这个方法是不坏的。你唱《打渔杀家》不能唱《西厢记》，你不能两个戏同时在台上唱。”

1963年5月8日，毛泽东在杭州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应该抓主要工作时，又说：“就是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记》。这是描写妙庄王女儿的一本书，头两句就是这样。事物是可以割断的。天也不唱，地也不唱，只唱妙庄王的女儿如何如何。比如看戏，看《黄鹤楼》，天也忘了，地也忘了，其他的戏如《白门楼》也忘了，只看我的同乡黄盖。你们中央局就开这样的会，不唱天，不唱地，只唱《香山记》。”1964年3月28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向他汇报，“只唱一出《香山记》”的办法传达后，效果很好。毛泽东说：“我四五十年前看过这本书，开头两句是‘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记》’。唱这个戏，别的戏就不唱了。就像你们河北唱《劈山救母》一样，不能什么都唱。这个方法要普遍运用。”

其实，这个方法，说到底就是工作应突出重点、抓住根本，在做一件事的时候要集中精力。毛泽东的一生一直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很快就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中心内容是土地革命，因而，坚定地在农村进行“武装割据”，“我们在井冈山用什么来激发农民的巨大斗争热情！毫无疑问，这就是分配土地，你没有听见农民喊出了‘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一个时期集中于指挥打仗，一个时期集中于理论创造，一个时期又集中于整顿党的作风。同时，他还反复地向全党强调这种集中精力干大事、要事的方法。

1943年6月1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议中，他明确指出：“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因此，一个地区的总负责人，必须考虑到该处的斗争历史和斗争环境，将各项工作摆在适当的地位；而不是自己全无计划，只按上级指示来一件做一件，形成很多的‘中心工作’和凌乱无秩序的状态，上级机关也不要不分轻重缓急地没有中心地同时指定下级机关做很多项工作，以致引起下级在工作步骤上的凌乱，而得不到确定的结果。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

在一个时期只有一个“中心工作”，首先是一种思想方法，“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互相结合的，思想不对头，工作方法也就不对头”。也就是大脑里应有一根弦，有意识地去寻找它，“任何一级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中心工作”或“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是什么，深思熟虑以后要明确，特别是要告诉下属和自己的团队。1937年9月21日，毛泽东发给彭德怀的电报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一个旅的暂时集中，当然是可以的，但如许久还无机可乘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仗是要打的，但现在是做群众工作，在当时的情势下，强调这一“中心”，不但需要智慧，而且需要勇气。给下属明白地具体地指出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就会使之有所遵循。当然，能够“适时”地判定什么是“中心”，则需要独具慧眼。

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的任务未了，建设的任务又摆在了面前，百废待兴，千头万绪，诸如肃清国民党残余、解放台湾西藏、恢复经济、土地改革、整顿工商业、打破外国封锁等。首先应该抓什么呢？当时，有的人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应当尽快地加以消灭。而在毛泽东看来，财政经济困难能否解决，才是关系到新生政权能不能站稳脚跟的关键问题，因此，党的“中心工作”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他告诫说：“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也就是说，抓住了主要矛盾，其他矛盾都可迎刃而解。但是，不能抓错，抓错了就一定翻跟头。

此后，他还创出了不少“只唱一出《香山记》”的工作实例。1950年秋到1951年，他的工作重心是抗美援朝战争。1954年春，他到杭州集中精力搞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1955年秋冬，他做的主要工作是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主持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一百多条按语。1956年春，他用43天的时间连续听取了35个国家部委的工作汇报，在此基础上撰写了《论十大关系》。1957年春，他重点关注的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8年冬到1959年上半年，他集中思考和解决已发现的“大跃进”运动中“左”的错误问题。

正是这个时候，毛泽东对抓“中心工作”的方法又从另一个方面作了阐述。1959年3月，在郑州会议上，他先是谈到了三国时袁绍决策多端寡要、瞻前顾后而最终导致失败的一些事情，接着说：“我借这个故事来讲，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点，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这个方法不解决，每天在混混沌沌之中，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什么当驴狗子，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稍后，他与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谈话时又讲道：“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点，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所谓“多端寡要”，就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分不清轻重缓急，力求面面俱到，什么事情都想做，结果无一做好。

工作要做好，就要分清主次、重点突出。1959年4月5日，在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一开始就强调，“别的事我不讲，只讲工作方法，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工作方法，要会做工作”。然后，他一口气讲了十几条。其中说到，搞经济计划，要有重点，有重点就有政策。没有重点，平均分配，就无所谓政策。这是很好的经验，跟我们历来搞政治、搞军事相适合。总要有重点，一个时期总要搞个重点嘛。打张辉瓒就打张辉瓒，别的敌人放弃，搞点小游击队去牵制。1961年3月，他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说：“今后不要搞那么多文件，要适当压缩。不要想在一个文件里什么问题都讲。为了全面，什么都讲，结果就是不解决问题。”这就是说，制定政策如果没有明确的指向，如果求全求多，没有“重点”，就得不到有效地执行。

集中时间和精力抓关键的紧要的事，即使对待日常工作，毛泽东也主张这样做。比如批阅文件，1973年，他对一位省委书记说，要多读书，对方则回答文件太多，没有时间。毛泽东饶有趣味地讲道：“文件要分主次，看主要的，无关重要的、与你毫无关系的你就跟着别人画圈好了。其实很多文件，本来是来自下面的第一手材料，很值得一看。可是到了上面已经经过几道关口的修饰了，面目全非，也就没有太大意思了。有的文件，头几页你就别看，没意思，就看中间是什么内容就行了。要是让你批，让你拿主意的文件，就要认真对待了。”

有些人干工作不可谓不卖力，甚至三更灯火五更鸡，但是干不到点子上，就往往事倍功半、穷于应付，如果学一学毛泽东，或许能够做到一通百通，以四两拨得千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