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问题上，罗斯福希望英国把香港归还中国，并使之成为自由港。蒋介石希望在讨论这个问题前，罗斯福先与丘吉尔商量。但是在罗斯福与丘吉尔会晤时，遭到后者的反对。丘吉尔说，只要他还是大英帝国首相，他就不会让大英帝国解体。
在谈到中国的国际地位问题时，罗斯福表示，中国应取得四强之一的地位，以平等地位参加四强小组机构与拟定该机构的一切决定。会议还讨论了中国参加战后占领日本等问题。
关于战后中美军事合作和美国对华经济援助问题，罗斯福建议，战后两国遇到外来侵略，可进行互相支援等，而蒋则希望美国装备中国海陆军，并要求美国给予中国经济援助等。
第二，关于战后处置日本问题，中国要求惩处日本战犯，归还东北各省、台湾、澎湖列岛和一切被日本侵占的中国领土。中国代表团还向罗斯福递交了备忘录，提出“由中、英、美三国议定处置日本之原则，与惩处日本战犯祸首及暴行负责人员之办法，一如莫斯科会议惩处德意之规定”，“太平洋方面之其他领土处置问题，应由三国议定若干原则，并设立一专门委员会，考虑具体解决方案，或交由拟议中的远东委员会，拟具具体办法”。
第三，关于亚洲各被压迫民族问题。蒋介石与罗斯福达成战后允许朝鲜独立的协议。蒋还要求中美保证战后印度支那各国独立，以及泰国独立。罗斯福表示同意。但是，在罗蒋会谈后，罗斯福与丘吉尔的会谈中，罗斯福只谈及朝鲜独立问题，而没有谈到其他国家的独立问题。后来，在蒋、罗和丘参加的全体会议上也没有谈到这些问题。
罗蒋会谈后，罗斯福委托总统特别助理霍普金斯起草《开罗宣言》。霍普金斯在《开罗宣言》草稿中补充了三点：日本在太平洋占领的一些岛屿，应予剥夺；日本以武力和贪欲征服的土地，应脱离其魔掌；中、美、英保证并肩作战，到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开罗宣言》初稿完成后，先送给中国代表王宠惠及蒋介石过目，然后提交11月26日召开的三国官员会议进行讨论。
在讨论中，英国外交副大臣贾德干建议，由于宣言草案中对日本占领的其他地区都提“应予剥夺”，惟独满洲、台湾和澎湖写成应“归还中华民国”，因此，“为求一致”，也应将满洲、台湾和澎湖改成“必须由日本放弃”。这一建议，遭到中国代表王宠惠的坚决反对。王说，全世界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由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而引起的，如果《开罗宣言》对满洲、台湾、澎湖只说应由日本放弃而不说应归还哪个国家，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将疑惑不解。贾德干辩解道，草稿中的“满洲、台湾和澎湖”之上，已冠有“日本夺自中国的土地”的字样，日本放弃之后，归还中国是不言而喻的。王宠惠认为这是行不通的，因为外国人对于满洲、台湾和澎湖，带有各种各样的言论和主张，如果《开罗宣言》不明确宣布这些土地归还中国，而使用含糊的措词，那么，“联合国家共同作战和反侵略的目标，就得不到明确的体现。《开罗宣言》也将丧失其价值”。
由于美国代表哈里曼赞成王宠惠的意见，贾德干陷于孤立。结果，英方未能就宣言草案这一实质问题进行修改，只是对美方草案作了一些非实质性的文字上的改动。后来，丘吉尔本人也认可了《开罗宣言》，并对宣言草案文字做了一些修改。
《开罗宣言》草案经中、美、英三国首脑一致同意后，正式定稿。尔后，派人把《开罗宣言》送往德黑兰，听取斯大林的意见。当时斯大林正参加在德黑兰召开的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11月30日，斯大林对罗斯福与丘吉尔说，他“完全”赞成“宣言及其全部内容”，并明确表示：这一决定是“正确的”，“朝鲜应该独立，满洲、台湾和澎湖等岛屿应该回归中国”。
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在重庆、华盛顿、伦敦三地同时发表《开罗宣言》。《开罗宣言》声明，“三大国此次进行战争的目的，在于制止以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大国决不为自身之利益，亦无拓展领土之意”，三大国将“坚持进行为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必要之重大的长期作战”，“三国军事方面人员关于今后对日作战计划，已获得一致意见”。
接着，《开罗宣言》郑重宣布：“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我三大盟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时期，使朝鲜自由与独立。”
《开罗宣言》对于明确战争目的，协调盟国对日战争的战略，鼓舞中国战区和太平洋战区人民的斗志，彻底打败日本法西斯起到了巨大作用。《开罗宣言》是中国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加的大国首脑会议。这次会议提高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威望，确立了中国世界四强的地位；确认了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包括钓鱼岛在内的所有日本从中国侵占的领土，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战后应归还中国。
1945年7月26日，盟国将《开罗宣言》的条款加入当日发表的《波茨坦公告》中，成为盟国对日无条件投降所提出的条件。《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还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这一规定，补充了《开罗宣言》的内容，明确了日本的主权范围。日本在9月2日的投降书中接受了《波茨坦公告》。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也就是接受了《开罗宣言》。《开罗宣言》是确定战后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法律文件，是战后对日本处置的法律依据，对亚太地区国际格局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长期以来，日本企图翻案，不断向《开罗宣言》和战后形成的亚太地区国际秩序进行挑衅，日本右翼势力在侵略历史、慰安妇、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上接连制造事端。2012年9月，日本竟然不顾中国政府的坚决抵制和严正劝告，演出了钓鱼岛“国有化”的闹剧，并加快了修宪“强军”的步伐、大力复活日本军国主义。
在纪念《开罗宣言》发表70周年之际，了解开罗会议和重温《开罗宣言》，具有极大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为了保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伟大成果，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必须捍卫《开罗宣言》的原则，维护建立在《开罗宣言》原则基础上的二战后亚太地区的国际秩序；同时，日本必须正视历史，停止在钓鱼岛问题上向中国的挑衅，并在复活军国主义的危险道路上悬崖勒马。
（李世安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本文主要引用资料来源：
J.A.S. Grenville,The Major International Treaties 1914-1973： A History and Guide with Texts， London：Methuen & Co., Ltd.,1974.
U.S.Department of State 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The Conferences at Cairo and Tehran,1943，Washington D.C.：USGPO，1961.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六卷（1939-1945），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
温斯顿·丘吉尔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五卷 紧缩包围圈》，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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