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23日，正在沈谱同志读大学三年级时，父亲沈钧儒等七人因抗日救国而身陷囹圄（史称“七君子事件”）。“七君子事件”使沈谱同志受到强烈的思想震动。热爱祖国、满腔热情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父亲，居然被国民党反动派扣上“莫须有”的十大罪状而投入了监狱，这使当时还在大学读书的沈谱思想觉悟有了质的飞跃。她从中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激励。她曾数次冲破反动派的阻挠前去探监。沈老出狱后沈谱同志主动担当起照顾父亲生活的任务，并协助父亲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她本人也参加了“妇女慰劳总会”活动，为抗战将士制作棉背心，慰劳伤兵等。南京失守前夕，1937年11月21日，随父亲到武汉，参加党的外围组织进步团体“蚁社”，进行抗日救亡运动。武汉沦陷前夕，金陵女大迁往成都，1938年7月她回母校完成了最后一年学业。在校期间，沈谱同志加入了学生界进步抗日团体——华西坝五大学战时服务团，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5月24日，她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她的入党介绍人是徐伟英和周曼如。在重庆时邓颖超同志是她的单线联系人。
1940年12月10日，她与范长江在重庆“良庄”结婚，由父亲沈钧儒主持，举行了简朴的婚礼，李公朴、周恩来等都参加祝贺，邓颖超因病未出席，也送来热情诚挚的贺词。结婚后，沈谱同志长期协助丈夫在黑暗的国统区从事地下工作。当时形势险峻，蒋介石二次发出逮捕范长江的通缉令，在党组织和其他友好人士的帮助下，沈谱同志与丈夫分分合合，数次巧妙掩护范长江安全转移。
1941年沈谱同志随范长江到香港，范长江在党的领导下创办《华商报》，沈谱同志参加了该报编辑工作。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占香港。《华商报》停刊。沈谱同志又被迫随范长江离开香港，取道澳门转回桂林。
1942年春天，范长江抵达苏北解放区之后，党组织决定沈谱同志也去苏北。沈谱同志改名换姓之后，历经六个省份，遭遇千难万险，才到达上海大哥家。半年后，终于到达了苏北新四军根据地盱眙县，在大王庄与范长江再度相聚。到苏北解放区后，沈谱同志先后在军卫生部举办的医务、药剂两个培训班教化学。这两个培训班成为后来白求恩医院的前身。教学结束后，沈谱同志又调到淮南纸厂和华中银行所属的造币纸厂工作。在苏北解放区，她第一次直接用自己学习的化学专业为革命事业服务。
1946年5月，范长江调到南京参加国共两党谈判，任中共代表团新闻处处长，是中共对外新闻发言人之一。沈谱同志因当时怀有身孕，不便随同前往，又换到印钞纸厂工作。内战爆发后，沈谱同志抱着两个多月的儿子开始随部队向北撤退。8月份，上级党组织发来电报，调沈谱同志到南京去。1946年9月，沈谱同志乘船辗转到达上海。10月份，国共谈判破裂，她还未赶到南京，范长江又被调回延安了。范长江调延安后即随党中央、毛主席留在陕北打游击。此时，白区工作形势紧张，国民党特务到处搜捕地下党员，组织上又安排沈谱同志第二次去香港。1947年3月，沈谱同志把儿子交给哥嫂照顾，只身去了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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