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香岛中学，沈谱同志教数理化课程。当蒋介石公开宣布民盟等进步党派为非法组织后，也加紧了对他们的迫害。沈钧儒和许多进步党派的领导人纷纷撤退到香港。这时沈谱同志辞去了学校的工作，全力支持父亲的事业。
民盟三中全会在香港召开以后，沈钧儒与在港的各民主党派领袖，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先后秘密北上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沈谱同志也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化装成难民，几经周折来到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从此她又回到党的怀抱，与丈夫范长江相聚。北平解放后，他们一起随军入城。
解放后，沈谱同志全身心投入到祖国的和平建设事业当中去。她担任过原九龙山造纸厂（该厂后改名为人民造纸厂）副厂长、厂长，后又参加过轻工业部造纸局专家工作室的工作。1956年在科研规划技术委员会时，她参加过编制轻工业十二年科研远景规划工作，其后又调到轻工业部造纸研究所工作。1962年10月，因工作需要，沈谱同志借调到中央统战部任沈钧儒老人的政治秘书，沈老去世之后，沈谱同志又被借调到世界科协北京中心参加筹备委员会工作。在工作中，沈谱同志一贯认真负责、严谨细致、一丝不苟，克服了许多工作中的困难。她善于团结同志、以身作则、公道正派，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良好素质和优秀品质。她在工作中，从来以党的利益为重，一贯服从党组织的安排和调动，在个人待遇、级别等问题上更是从来不计较，一心扑在工作上，任劳任怨。
“文革”开始后，沈谱同志和丈夫范长江一样遭到严重迫害。她曾被关在一间地下室里，接受批判。后来又让她到炊事班、电工班参加劳动。1970年9月，造反派以考验为名，让沈谱同志带领一批职工家属（大多文化程度不高），组成“五·七”班，利用电容器纸的边角料生产电容器。经过刻苦攻关，沈谱同志带领这些家属居然生产出合格的电容器，并在当年签订了8000个电容器的销售合同，第二年被列入四机部生产计划，创造了奇迹。她在获悉范长江逝世噩耗的第二天，拖着生病的身体，忍着巨大的精神痛苦去签订了第一批电容器销售合同。
沈谱同志在最痛苦、最艰难的日子里，始终非常坚强。她独立承担着培养、教育几个孩子的重担。她说：“长江他走了，我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长江的未竟事业，长江留下的遗愿，长江一生对我矢志不移的爱情，鼓舞着我继续战斗下去。生者不能只用眼泪悼念死者，生者要用努力工作，不懈地战斗，去纪念死者，这才是对忠魂最好的告慰。”她始终没有放弃同“四人帮”的斗争，不断地为丈夫范长江的问题向上申诉，据理力争，终于在1972年10月得到了毛主席的亲自关心过问，并于1975年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告别仪式，骨灰迁入八宝山革命公墓，1978年12月为范长江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召开了追悼大会，胡耀邦同志致悼词，对他的一生作出了公正的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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