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剧《白毛女》诞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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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毛女》是在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指引下诞生的大型新歌剧。歌剧通过杨白劳和喜儿父女两代人的悲惨遭遇，深刻地揭示了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尖锐的阶级矛盾，愤怒控诉了地主阶级的罪恶，热烈歌颂了光明的新社会，形象地说明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指出了农民翻身解放的必由之路。

一

上个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在晋察冀边区曾流传着“白毛仙姑”的故事。据说，这个传说是有真人真事为依据的。故事的情节大致是这样的：河北西北部青虚山山区一个靠山的村庄，虽属于抗日民主根据地，但工作一向很难开展。某次，区干部到该村布置村选，决定某日召开村民大会。但是，届时村民都不到会，区干部询问原因，村干部畏畏缩缩地说：“今天是十五，大伙都要到奶奶庙给‘白毛仙姑’上供。”区干部接着便追问“白毛仙姑”是怎么一回事。待得知“白毛仙姑”详情后，区干部估计可能是个什么野兽被村民误会了，或者是敌人玩弄的破坏阴谋，最后决定到奶奶庙捉鬼。当晚，区干部和村里的锄奸组长携带武器，隐蔽在奶奶庙神坛两侧的暗处。夜半三更，月光时隐时现，一阵冷风吹过，有脚步声渐近，果见一个白色“物件”走进庙来。模模糊糊地看见她用手去抓供桌上的供品，正回身欲走时，区干部从暗中跃出，猛地大喝一声：“你是人是鬼？”“白毛仙姑”一惊，突然发出狂叫向来人扑去。区干部开了一枪，“白毛仙姑”倒在地上，却又立刻爬起来，狂奔而去。区干部和村锄奸组长尾随追出，穿过树林，爬上了山头，过几个悬崖峭壁，便看不见那白色的“物件”了。正在踌躇中，隐约地听见不远处有幼儿的哭声，循声仔细地察看，在黑暗的山沟尽头有火光如豆，闪闪烁烁，神秘可怖。区干部潜行过去，便看见在一个阴暗深邃的山洞，“白毛仙姑”坐在一角紧紧搂着孩子———小“白毛”。区干部举枪对着她喝道：“你到底是人是鬼，你快说，说了我便饶了你，不说不行！”……这时，“白毛仙姑”走出山洞，突然在区干部面前跪倒，痛哭失声，捶胸顿足。接着便哽咽着向区干部倾吐了一切：她爹是一个穷苦的佃农，3年前（八路军未到此处之前），村中恶霸地主的少东家看上她，阴谋逼死她爹，把她抢去，她遭到奸污，身怀有孕。少东家的母亲———那个地主婆子，在为少东家筹办婚事时，要把她卖给人贩子。她在一个善心的女佣帮助下，深夜逃出地主家的深深庭院，找了一个山洞住下来，生下了孩子。她背着仇恨、辛酸，在山洞里生活了3年。由于山洞中没吃没穿，不见阳光，不吃盐，满头长发全白了。因为去偷奶奶庙里的供品，被村人信为“白毛仙姑”，奉以供献，她母子就以此度日。

区干部听了“白毛仙姑”这一段悲切的哭诉，阴惨的旧社会吃人的情景就摆在眼前，他流泪了，愤怒了！他告诉“白毛仙姑”，世道已改变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解放了人民，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民主政府爱人民，人民当家作主，那些悲惨的情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民主政府的区干部把“白毛仙姑”救出这阴暗的山洞，来到灿烂的阳光下，她又重新的真正作为一个人而过着从未有过的幸福生活。

1944年5月，周巍峙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从晋察冀边区返回延安，归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以下简称鲁艺）建制，也就把在晋察冀边区听到的“白毛仙姑”的故事带到鲁艺，故事引起鲁艺师生的关注。同年秋，仍然在晋察冀边区工作的林漫（亦写为“林曼”即李满天），将他创作的题为《白毛女人》的小说手写稿托交通员带至延安，交给鲁艺院长周扬。这个故事立即受到周扬的高度重视，认为这是一个蕴藏着丰富深刻的时代生活内容的戏剧题材。为了迎接即将在延安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扬极力主张根据这个题材编写成一部大型民族新歌剧，向党的“七大”献礼。他将这一艰苦而紧迫的创作任务交给鲁艺戏音系主任张庚组织力量完成，并为此亲自在鲁艺开会进行动员。

二

张庚不负周扬的重托，立即上马突击赶任务。他首先让贺敬之阅读了林漫用倒叙的手法写的情节简单的“白毛女人”的故事的手写稿，鼓励他依据小说酝酿剧情。张庚又召集邵子南、贺敬之、王滨、王大化、马可、张鲁等人组成创作组。第一稿确定由邵子南主笔。这个决定是很顺乎情理的，因为当时的贺敬之还十分年轻，而邵子南已在晋察冀边区生活了好几年，熟悉那里的生活。但邵子南不懂秧歌剧的形式，结果把《白毛女》写成了一篇朗诵诗剧。试排和试唱各一场后，大家都不满意，觉得戏剧情节扣得不紧，人物性格不鲜明，又没有真正地戏剧动作。由于邵子南的创作思想和艺术的表现手法跟大家不一致，其性格又倔犟，让他改，他又不干。在受到批评后，他便写了大字报贴在食堂的墙上，宣布退出创作组，要求把稿子收回，声明《白毛女》剧本的创作与他无关。

虽然邵子南的朗诵诗剧被否定，但邵子南在诗中对于那个贫苦佃农的女儿如何因家中欠租被地主霸占，如何逃进深山而历尽千辛万苦，又如何被八路军救出深山并同群众一起斗倒恶霸地主，已初步形成了一个传奇故事的具体情节。所以虽然邵子南退出了创作组，但他的作品无疑对创作组还是有所启发的。人们也不愿意否定他对集体创作的《白毛女》曾经有所贡献。贺敬之、马可在歌剧《白毛女》1952年版的《前言》中说：“邵子南同志，他是这一剧本创作工作的先行者。”这段话，无疑是表达了贺敬之对邵子南的尊重。这当然是后话。

创作者在张庚的领导下，对《白毛女》重新进行结构，重新进行创作。导演王滨一开始采用秦腔的艺术形式来排演，唱腔是秦腔，音乐伴奏也是秦腔的曲调和锣鼓点。

请周扬来看试排，剧组的这一创作未能令他满意，受到他严肃地批评。他认为无论从立意、艺术形式还是从表演格调上看，《白毛女》这出戏都缺乏新意，没有走出旧剧的窠臼。他说：“这样写，这样排，怎么能把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思想内容表现得好呢？从形式上看，音乐和表演都很陈旧，我们不要洋八股，但也不能不加改造地照搬土八股、封建八股。我们要创作我们民族自己的新歌剧，在音乐方面要有我们自己民族风格的创作，不能搞旧瓶装新酒。”他对剧组强调：要赋予新歌剧以新的主题，体现劳动人民的反抗意识，以鼓舞人民斗志，去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