糟 羹
三
从1931年9月开始,尽管瞿秋白已离开中共中央权力核心,但国民党政府仍把他作为“共党要犯”而列为重点逮捕对象。1931年9月1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给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打了一个报告,要求悬赏通缉7名中共重要领导人,并“拟定悬赏价格,计瞿秋白、周恩来二人各二万元”,其余各一万元。同月21日,蒋介石批准了这个报告,令各省市和各军统一协调缉拿。
对于瞿秋白这样的“钦定要犯”,谁家藏匿,一旦被国民党当局发现,不但免不了牢狱之灾,说不定还得杀头,但鲁迅为了保护瞿秋白却不惜以身试“法”。所以,瞿秋白曾对人讲,鲁迅在他危难之中临危不惧地保护了他。
瞿秋白曾三次在鲁迅寓所内避难,两次在北四川路的公寓里,末次在鲁迅居住的大陆新村。
第一次是在1932年11月,当时鲁迅因母亲生病回到北京去了,许广平热情地接待了他们。那天,瞿秋白和杨之华晚间到来的时候,许广平因鲁迅不在家,就把她和鲁迅睡的双人床让出,请他们住下。过了几天鲁迅回归,非常满意许广平这样的安排。瞿秋白博学、广游,谈助之资实在不少,他和鲁迅两人有谈不完的话语,常常漫谈到深夜。对文化界的复杂斗争形势,对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打击,对帝国主义的横暴和“九一八”东北沦亡的哀愁,这些都是他们在朝夕相见中的话题,他们二人的见解,实在融洽之极。鲁迅年长瞿秋白18岁,在年龄上属于两代人,在事实上也是长者,应是前辈,但由于他们的心灵是相通的,所以他们相处恰似同辈。他们平等相处,相互待之以诚,应是他们友谊的一个基础。
瞿秋白是担任领导工作的,一刻也不能耽误,一到环境许可,他就离开鲁迅家而去了。在这次离去之前,他给鲁迅留下一首手抄诗:
雪意凄其心惘然,
江南旧梦已如烟;
天寒沽酒长安市,
犹折梅花伴醉眠。
在同年12月9日,瞿秋白又以高价托人向某大公司买了一盒玩具,送给鲁迅、许广平的儿子海婴。当时他们在经济上并不宽裕,鲁迅收下深感不安。但体会到他们爱护儿童,给儿童培植科学建筑知识的好意,就又在这不安中接受了这件礼物。瞿秋白还特意在盒盖上写明某个零件有几件,共几种等等,很详尽。又料到自己随时会有不测,说:“留个纪念,让小孩子大起来也知道有个何先生(“何先生”是瞿秋白住在鲁迅家时鲁迅家人对他的称呼)”!可惜,几经变乱、搬动,这盒玩具的盒盖已经遗失,现在只有几个零件还存在上海鲁迅纪念馆。
四
第二次避难是在1933年二三月间,当时英国著名的左倾作家萧伯纳正在上海。2月17日,蔡元培派车来接鲁迅去宋庆龄夫人寓所参加她宴请萧伯纳的午宴。同席共有萧伯纳、史沫特莱、杨杏佛、林语堂、蔡元培、孙夫人、鲁迅7人。
傍晚,鲁迅归来时便将在孙夫人家的情况对瞿秋白复述一番。鲁迅和瞿秋白都觉得:萧到中国来,别的人一概谢绝,见到的人不多,仅这几个人。他们痛感中国报刊报导太慢,萧又离去太快,可能转瞬这伟大的讽刺作家来华情况即从报刊上消失,为此,最好有人搜集当天报刊的捧与骂,冷与热,把各方态度的文章剪辑下来,出成一书,以见同是一人,因立场不同则好坏随之而异地写照一番,对出版事业也可以刺激一下。瞿秋白和鲁迅说干就干。于是许广平跑到北四川路一带,细细地搜罗一番当天的报纸,果然,各式各样的论调不一而足。于是鲁迅和瞿秋白在交换了意见之后,便动手把需要的材料当即圈定,由杨之华和许广平负责剪贴,再由鲁迅和瞿秋白连夜编辑,鲁迅写序,交给野草书屋出版,这就是流传于世的那本《萧伯纳在上海》的书。值得一提的是,《萧伯纳在上海》一书出版后,鲁迅将全部稿费都付给瞿秋白,这对于经济上入不敷出的瞿秋白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这本书从编、排、校对,以至成书,都可以说是一个“快”字,由此可见,革命先驱者们的战斗精神。
那段时间,因敌人搜捕甚急,因此,在短短期间,瞿秋白就搬移了好几个地方。由于情况危急,每一搬家,大都什么也不能带走,鲁迅送给瞿秋白的许多书都散失了,许广平送给杨之华的一件棉旗袍也在一次仓卒搬家时丢掉了。但瞿秋白和杨之华并没有被恶劣的环境所困倒,革命意志和战斗精神一直都很旺盛。
五
鲁迅常常为瞿秋白的安全焦急,往往为之寝食不安。总想对他加以帮助,使其能得到一个比较适合生活的安全环境。为此,1933年3月1日、3月3日,鲁迅亲自请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夫人跟他一道往东照里替瞿秋白看房子。那里有一幢房子,是日本人租住的,经内山夫人帮忙交涉,这个日本人便将亭子间分出来租给中国人,而这个中国人就是瞿秋白。住在日本人的家里总比夹住在中国人堆里要安静得多,可以避免经常有人问长问短,查职业,看家底的麻烦。鲁迅满意地租了下来,让瞿秋白搬来住下。
这个地方与鲁迅寓所相隔不远,两家往来密切。后来,鲁迅的家搬到大陆新村,两家往来更其频繁,有时晚间,瞿秋白也来倾谈一番。现在,鲁迅感觉少不了瞿秋白这样的朋友了。有时晚间,当附近面包店烤好热烘烘的面包时,鲁迅与许广平往往趁热送去,借此大家亲热一番,看到他们平安无事了,这一夜鲁迅也就睡得更香甜安稳了。
瞿秋白因有一时的比较安定的生活环境,所以在短短时间内,就写出了许多精美的杂文,计有《伸冤》、《曲的解放》、《迎头经》、《出卖灵魂的秘诀》、《关于女人》、《真假堂?吉诃德》、《大观园的人才》等篇,这些杂文,义正辞严地揭露了敌人的卑鄙无耻行径,一针见血,击中敌人的要害,足使敌人为之胆寒。
这些文章,大抵是瞿秋白和鲁迅见面的时候,把他想到的腹稿讲出来,经过两人交换意见后由他执笔模仿鲁迅的写作风格和写法写出,再由鲁迅当着自己的作品投寄给《申报?自由谈》等处发表,后来鲁迅将它们编进杂文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和《南腔北调集》中。因为思想相同、斗争目标也相同,又是两人漫谈的结果,其中也有鲁迅的意见在内,所以,写出来的文章就很像鲁迅作品,当时读者就没有一个能看出来,敌人也始终没有发觉这一点。这除了不让敌人有隙可乘之外,恰正表现了他们友谊的亲密以及他们的战斗都不是为了个人的精神。据许广平回忆,瞿秋白下笔很迅速,住在她家时,每天午饭后至下午二、三时为休息时间,为了他的身体健康,鲁迅从不去打扰他。到时候了,他自己开门出来,往往笑吟吟地拿着牺牲午睡写好的短文一、二篇,送给鲁迅来看。鲁迅看后,每每无限惊叹于他的文情并茂的新作是那么精美无伦。
当时,鲁迅正和“新月派”论战,和“民族主义文学论战”,和“第三种人”论战,瞿秋白和鲁迅总是并肩作战、互相呼应。例如,鲁迅写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瞿秋白写了《狗样的英雄》;鲁迅写了《论“第三种人”》和《又论“第三种人”》等文章,瞿秋白便写了《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他们的步调是很一致的。由于瞿秋白与鲁迅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为此鲁迅书写举世皆知的那幅“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一联相赠。其内涵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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