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陈云

陈云主张实行包产到户，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陈云再次被冷落

1962年4月，陈云在上海疗养期间，收到了田家英到湖南韶山等地农村调查后所写的材料，这个材料中反映了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要求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要求。陈云看了这份材料后，称赞其中“观点鲜明”。他十分赞成这份材料中的观点，结合自己所调查了解的情况，经过反复思考，陈云于1962年6月下旬，就用重新分田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恢复农业产量问题，分别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交换看法。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林彪与陈云取得了一致意见。陈云心里有了这个底，便于7月6日致信刚刚从外地视察回到北京的毛泽东说：“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次，估计一小时够了。”（《陈云年谱》下册120页）

此前，毛泽东曾表示，不同意包产到户或者分田到户，并且对此很反感。陈云也知道毛泽东有这个意见，但他仍然顶着冒犯毛泽东的压力，要找毛泽东当面谈清自己的意见。有的同志劝陈云不必急于去向毛泽东提自己的建议，陈云说：我担负全国经济的领导职务，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此事提与不提，变与不变，关系到党的声誉，关系到人心向背。既然看准了，找到了办法，怎能延误时机。他坚持要向毛泽东当面汇报自己的看法。

毛泽东见了陈云的信后，同意与陈云谈一次。7月6日下午，陈云去毛泽东处谈话。他直截了当地向毛泽东提出建议：用分田的办法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的产量。他还说：恐怕个体经济跟合作小组在相当长时期内还要存在（史料出处同上）。听了陈云的这个建议后，毛泽东明显表示出了对陈云建议的不满，并严厉地批评了陈云。当时，毛泽东批评陈云所说的话是很重的，这对陈云的打击很大（史料据邓力群同志回忆）。几天后，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他很不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但他是中央常委，向党的主席讲意见，组织上没有错。毛泽东严厉批评了邓子恢、田家英，说他们主张“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搞修正主义。

由于陈云直接向毛泽东提出了包产到户的主张，使毛泽东对陈云十分不满，并对陈云的信任发生了动摇，此后，毛泽东又听不进陈云的话了。鉴于这种情况，陈云便不大讲话了，而且他身体确实很不好。他于1962年7月28日致信邓小平并转毛泽东，提出：由于自己心脏状况很差，体力也极衰弱，请求不参加北戴河会议。31日，毛泽东在这封信上批示同意。

当国民经济恢复到一定水平时，毛泽东重新肯定了陈云的主张

毛泽东同意陈云不参加研究经济问题的北戴河会议，以及在北戴河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是一个重要标志。这表明，毛泽东又一次冷落了陈云。当然，也不再重视陈云有关经济工作的意见了。当时，陈云的身体状况也确实很差，主要是心脏不好。那时，陈云在一封信里说过，自己的身体要恢复到发病前的状况，恐怕要相当长的时间。从那以后，陈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苏州、上海、青岛等地疗养。

但是，在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仍然按照陈云的主张指导经济建设，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使中国的经济在1963年、1964年迅速恢复，并得到很大发展。毛泽东心里清楚：这是贯彻陈云关于经济工作意见的结果。他虽然仍然不同意陈云搞包产到户的意见，但对陈云总的经济理论，还是赞赏的，现在他又看到了贯彻陈云主张的成果，因此，他开始在一些讲话中肯定陈云的主张了。陈云关于经济工作的意见、陈云在中央的地位，在毛泽东那里，在中央高层，都重新得到了重视。此后，毛泽东多次在讲话中提到陈云，称赞陈云。1963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重新提到陈云的经济主张。他说：过去有人同陈云争论是否要提三大平衡问题，事实证明，陈云的意见是正确的。1963年7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如果陈云身体好，很希望他能参加今年国庆节的活动。1964年5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并讲话时说：他对陈云同志很怀念，大跃进时，大家头脑发热，陈云同志在压低指标上提过多次意见。高指标、高征购、浮夸风，这个教训永远也不能够忘记，永远也不能够再干了。1965年2月，毛泽东在听取薄一波汇报工作时说：1959年1月，我找几个人谈话，当时陈云的主张是对的。毛泽东在讲了要认识经济工作中的一些教训后，还让当时也在座的周恩来到上海向陈云转达他的意见，说他同意陈云的意见。在这里，毛泽东所说的同意陈云的意见，显然是指同意陈云同志关于经济工作的基本观点。

“文化大革命”中，陈云挨整，并被疏散到外地，他再次被冷落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此时，陈云因身体不好，仍然长期休养，但他十分关注国内的政治局势。由于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毛泽东重提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实右”，自然把当时与刘少奇、邓小平在工作上配合得很好的陈云也牵连进去。在1966年8月中央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云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虽然陈云也出席了这次全会，但他没有发言，以此来表示对“文化大革命”的保留态度。在这次会议上，陈云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但这次全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由过去的7人扩大到了11人，陈云是第11位政治局常委，名列最后，而且，陈云的中央副主席的职务不再提及，他在党内的实际地位降低了。

“文化大革命”中，康生首先跳出来整陈云。1966年8月13日，康生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华东小组会上攻击陈云说：陈云的思想也是长期与主席对立的。他以经济专家自居，自以为他的经济学在主席之上。看看他1962年的报告，就懂得他的经济学是什么货色。他只讲经济，不讲政治，他讲的经济政策，据我看，只是资本主义商人经济而已（史料见《陈云年谱》下册140页）。在康生等人的攻击下，陈云的处境很不好。当时，陈云虽然还没有被打倒，但可以说，他是处于挨整的地步。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在刘少奇、邓小平检讨之后，也不得不违心地就自己在解放前和建国后的所谓“严重问题”写出书面检讨。毛泽东并没有要追究陈云什么“责任”，但中央文革小组及其顾问康生并没有罢手。在他们的煽动下，1967年1月，北京街头和造反派组织编印的小报上，也出现了不少攻击陈云的大字报、大标语、大批判文章。北京的一些大专院校的造反派，还对陈云搞突然袭击，于半夜闯进陈云的住宅抄家，要把他的保险柜强行搬走，经周恩来派人出面，才制止了造反派的抄家行为。1月底，北京大专院校和财贸系统的一些造反派成立了一个“彻底批判陈云联络站”。这个联络站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于当年3月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召开了批判陈云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誓师大会，提出：“对陈云的大批判，大斗争，是彻底砸烂刘、邓黑司令部伟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操纵下，中央办公厅于3月停发了陈云的《参考资料》、《参考消息》。

实际上，毛泽东当时并没有打击陈云的意思。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对陈云的基本态度，是争取陈云支持“文化大革命”，而周恩来则千方百计保护陈云。因此，陈云虽然受到一些冲击，也挨康生等人整，但并没有被打倒，他还可以出席中央高层组织的游园活动，还可以上天安门，但显然，中央已经不让他工作了。

陈云对自己的处境十分清楚，他对家人说：看来中央不会再让我工作了。我准备集中时间看书。他自己定了一个五年计划，集中读马列的书和毛泽东的著作。定了计划后，他就照着去做。在“文化大革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陈云除了下厂“蹲点”外，剩下的时间全部用来读书。

到1968年中期，毛泽东打算在全国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召开党的九大，结束“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等人开始围绕着九大中央领导班子人选做文章。1968年7月，康生就九大人事安排问题给江青写信，后附他拟定的九大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名单。康生虽然也把陈云列入名单中，但却把陈云列入了需要考察的一类人中，试图一旦有机会就把陈云排除在中央委员会之外。此后，康生、江青等人继续找陈云的麻烦。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小组讨论会上，谢富治带头攻击陈云，说陈云和刘少奇、邓小平一样，是搞修正主义的，是反毛主席，反大跃进，反总路线的，休息时也不干好事。会上，陈云被迫多次就自己的“路线错误”进行检讨。康生还给毛泽东写信，攻击陈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包庇坏人。1969年4月，九大召开。会前，毛泽东同意陈云出席党的九大，但由于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人揪住陈云不放，因此，他还是处于挨整的地位。九大分组讨论时，陈云又一次被迫就自己的“路线错误”进行检讨。九大选中央委员时，陈云虽然当选为中央委员，但却没有进政治局，而且九大之后中央也没有再分配他什么工作，只是让他和一些老同志去工矿企业“蹲点”调查。不久，根据中央关于紧急战备的指示，陈云被疏散到江西市郊一个军队干休所，每天到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此时，他一家被分散在江西、湖南、西藏、京郊等地，陈云是一个人被疏散到江西的。他到江西后，以至后来参加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时，都不得不对自己的“路线错误”进行反复的检讨，而且还不时地受到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攻击。可以说，在“文化大革命”中，陈云在建国后的政治生涯，处于最低点。

此后，中国发生了1970年庐山会议批判陈伯达的事情，1971年又发生了林彪叛逃等重大事件。在这些事情发生后，虽然陈云积极参加了批判陈伯达、批判林彪的会议，并且揭发了陈伯达、林彪在历史上的罪行，对中央的经济工作也提出了一些好的意见和建议，但他仍然没有受到重用。在1973年8月党的十大上，陈云当选为中央委员，但他仍然被排除在政治局之外，中央也没有分配他任何具体领导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进入中央领导核心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新中国的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陈云的政治生涯也发生了重大转折。

此时，陈云开始在中央一些重大会议上发表一些分量很重、对党内生活发生重大影响的讲话了。1977年3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交了书面讲话并发了言，他提出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的问题。他还在1977年9月发表《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一文，集中提出坚持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的问题。在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作了很有影响的发言，提出了要解决党内遗留的重大历史问题，同时也对经济建设问题提出了正确的看法，得到了党内绝大多数同志的拥护。

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同时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从此，陈云的政治生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