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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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陈云，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建国后，陈云主要从事经济工作，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尽管毛泽东与陈云在经济建设有些问题上有分歧，但毛泽东对陈云的才能和贡献是充分肯定的。

由于反冒进，毛泽东冷落了陈云

1956年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但是，由于当时党和人民迫切希望迅速改变新中国经济落后的面貌，在经济建设中，出现了盲目冒进的现象。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是主管经济工作的周恩来和陈云，很快就发现了冒进的问题。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中宣部起草了一篇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这篇社论于1956年6月20日发表。社论说：当前一方面存在右倾保守思想，另一方面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如农业发展纲要40条本来是要在5年、7年和12年内分别加以实现的，但有些同志因为心急图快，企图在两三年内即把这些事情全部做好。有些工业生产计划在制定时，没有充分考虑材料的来源和供产销的平衡问题，计划订得不切实际，使计划的执行发生很大困难。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我们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也不应忽略或放松了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这篇社论，实际上体现了陈云关于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许多话都是陈云早就论述过的。

这篇社论的发表，对抑制冒进，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并未根本解决问题。党的八大后，在许多领导经济建设的领导干部中，急躁冒进的思想又有所抬头。对此，陈云十分重视。

在党的八大闭幕不久的1956年10月下旬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陈云提出了经济冒进的问题。他在发言中说：我国的建设规模应该多大，是个根本的问题。前三年的建设基本按计划进行，今年的规模大了。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矛盾要很好解决，现在国内市场很紧张，人人都有意见。今后搞建设，粮食、肉、植物油等吃的东西必须得到保证。他还说：我们搞建设，“宁愿慢一点，就是说‘右倾’一点。‘右倾’一点比‘左倾’一点好”。陈云的意见得到了周恩来等国务院领导同志的赞同。周恩来在会上说：现在的速度已经很了不起了（史料见《陈云年谱》中册337-338页）。经过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讨论，制止过热成为周恩来、陈云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们的共识。1956年11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严格审查和控制一九五六年基本建设的紧急指示》。这个指示，压缩了一些不正常的投资项目。

但是，毛泽东却对反冒进持怀疑态度。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刘少奇在作报告时，引用了不久前周恩来、陈云在国务院常务会议所说的：经济建设要稳当一点，“右倾”一点好的观点。毛泽东插话问：说的是什么右？刘少奇说：是快慢的右。毛泽东说：这种右可以（史料同上书344页）。但毛泽东的这个表态，实际上是很勉强的。接着，在周恩来、陈云分别就经济、财政、粮食问题作报告后，毛泽东在闭幕会上讲话，提出了平衡与不平衡的观点。他主张：在经济建设中，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要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他说：“动是绝对的，静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暂时建立了平衡，随后就要发生变动。”“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毛泽东还说：“我们的各级党委，各部，各级政府，是促进呢？还是促退呢？根本还是促进的。社会总是前进的，前进是个总的趋势，发展是个总的趋势。”（《毛泽东选集》第5卷313-315页）毛泽东的这番话，显然表明：他不赞成反冒进，他主张要促进，而且，毛泽东关于打破平衡的话，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陈云关于经济工作要保持平衡的观点的。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对陈云提出反冒进意见时讲的要压缩1957年的预算和计划指标，有很大保留。

但是，陈云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在八届二中全会闭会不久的11月19日，陈云在商业部扩大的部务会议上讲话指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他提出了一个“紧张平衡”的概念，但紧张平衡“绝不能紧张到使平衡破裂”。此后，陈云在领导经济建设的实际工作中，仍然坚持反冒进。

由于当时毛泽东还没有发动大跃进，关于反冒进的意见分歧并没有在党内突出出来，毛泽东也没有把反冒进当作一个重大问题提出来。

1957年下半年，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十分高涨，毛泽东下决心发动大跃进。既然要搞大跃进，毛泽东就把以前陈云等提出的反冒进当作一个严重问题提了出来。他在1957年9至10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批评了反冒进。此后不久的1957年11月，毛泽东在准备访问苏联之前有一点空闲时间，便与陈伯达等人一起讨论，要起草一个关于批判反冒进的文章。陈伯达很快就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写出了文章的草稿。毛泽东访苏时，带上了这份草稿，一有空，他就和代表团成员一起讨论、修改这份草稿。访苏回来后，毛泽东又让中央政治局成员看了这份草稿，然后又经过一番修改，最后定稿。毛泽东决定这篇文章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题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这篇社论中点明：“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得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说，一九五六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当时，党内高层都知道，这篇社论是批周恩来、陈云的。特别是其中所批判的“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的观点，就是针对陈云的。

1958年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开会，开始批判反冒进。不久，毛泽东在南宁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亦被称为“南宁会议”。会上，毛泽东再次批判周恩来和陈云反冒进的观点。他说：“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以为早已红了，钻到里面出不来。一九五六年冒进，一九五七年反冒进，一九五八年又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他还警告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他说：反冒进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他认为，提出反冒进的人，就是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他还说：反冒进的人已经到了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反冒进就是泄了六亿人民的劲，反冒进伤了许多人的心。可见毛泽东批判反冒进，口气中十分严厉的，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给反冒进的同志上的“纲”是很高的，戴的帽子是很大的。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一连发表三次讲话，矛头指向国务院、特别是指向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集中批反冒进，同时强调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观点。

在南宁会议上，与会者都在猜测：毛泽东批判的锋芒主要是对着谁的？当时参加会议的薄一波回忆说：“当时大家心里在纳闷，这到底是批评谁？少奇同志说：主席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一月十七日晚上，毛主席约富春、先念同志和我谈话，明确讲到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662页）此后，毛泽东抓住反冒进问题连续批。他把1956年6月20日的那篇关于反冒进的《人民日报》社论找来，在会上念一段批一段，还说：这篇社论是针对谁的？是针对我的《高潮》序言提出批评。社论提出的方针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没有想到造成这样反冒进的空气挫伤了积极性。这是没有料到的。

陈云没有出席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不知道会议的情况，因此，他也无法表示自己的意见。在南宁会议上，刘少奇、周恩来做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这样，毛泽东也就没有再进一步追究反冒进的责任，但他对于坚决主张反冒进的陈云，明显表现出了不信任。

由于毛泽东多次批判反冒进，并且陈云后来也在与柯庆施、周恩来等交谈中得知了毛泽东批反冒进主要是指向他的，于是他不得不做检查。在1958年2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云检讨了自己反冒进中的错误，并表示，对反冒进中的财贸工作的错误，自己负主要责任。陈云在他的检讨性发言中，还违心地承认：自己在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汇报工作时，有“倾盆大雨”、“本本主义”现象。毛泽东在陈云的检讨性发言中插话，不点名但实际上是针对陈云批评说：“反冒进的同志跟右派相距不远了，大概五十米远。”毛泽东还说：反冒进的同志不让政治局和他本人参与设计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总是让他“强迫签字”，“事实上是一种封锁”（史料见《陈云年谱》中册410页）。不能不说，毛泽东对陈云的这些批评，是相当严厉的。在会上，毛泽东还说，这次批反冒进，“是中央内部的整风”。此时，毛泽东已经开始发动大跃进了。这次会议不久召开的一届人大五次会议，实际上就是大跃进的动员大会。会上，确定了1958年的跃进指标。陈云在心里对这些高指标是不赞成的。毛泽东心里也明白，陈云对大跃进是有看法的，更知道陈云关于经济工作的观点与自己是不同的，但他也顾不上与陈云交换意见了，他设想：要通过批判反冒进，来开大跃进之路。而且当时全国的局面是：全面开动宣传机器，反右倾、鼓干劲，毛泽东也以极大的热情，推动大跃进高潮的到来。

虽然陈云违心地做了检讨，但事情并没有完。毛泽东在此后仍然连续批反冒进，并且把冒进当作正面口号来提。他当时就说过这样的话：“我赞成这个冒进。这个冒进好嘛！”“今年下半年，你们就会看到，要有一个大冒进就是了。”他针对陈云说：“以后反冒进这个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反冒进这个口号不好，吃亏，打击群众。”1958年3月，中央在成都召开会议（史称“成都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继续批判反冒进，而且这次批判的话说的更重了，他把反冒进和不反冒进，提到了反马克思主义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他说：“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陈云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且在会上再次作了检讨。毛泽东在1958年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过：反冒进，是大家都在正确路线下，在个别问题上的意见不一致。毛泽东为反冒进做了这样的定性，使陈云等主张反冒进的人在政治上得到了解脱，没有受到政治上的追究，陈云仍然在中央主抓经济和财政工作，但毛泽东明显表现出了对陈云的冷落。此后，凡做出重大经济决策，毛泽东不太听陈云的意见了，甚至毛泽东见陈云也很少了。在1958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陈云不得不又一次就反冒进问题作检讨。毛泽东在陈云事先送给他看的检讨稿中加了这样的话：财经工作的方针、路线及大的政策问题，都应经过中央和各级党委做出决定；在执行决定时，可以用座谈会、辩论会、大字报的办法。毛泽东加写这段话，明显是对过去陈云工作的一种批评，也表明，毛泽东今后对财经工作要收权了。

这一时期，陈云虽然参加中央的重大活动，但他的话毛泽东再也听不进去了。而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头脑都发热的情况下，陈云也不能再讲话了，他只能沉默，而且还不得不经常就反冒进问题违心地检讨。当时党内一些思想上“左”的人甚至背地里称陈云为“老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