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秋，在为支援抗美援朝而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中，各地都发现了大量惊人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有鉴于此，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明确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①并强调：“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问题，不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而是关系于革命成败，关系于全党、全军、全体政府工作人员和全体人民利益的大问题。”②以此为开端，历时三年的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主的“三反”运动在全党范围内展开。
刘青山、张子善案是“三反、五反”运动时期惩处的一个大案要案，也是反腐倡廉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从革命功臣到腐化堕落分子
刘青山，1914年生，河北省安国县（今河北保定代管的安国市）南章村人，出身贫苦家庭，幼年即在博野县南白沙村当长工。1931年６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随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一支队参加高蠡暴动。1937年10月，刘青山被选送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8月出任河北省大城县县委组织部长。为培养抗日力量，壮大共产党组织，他发起组办民运训练班，培训出很多优秀干部。同时，他和县委一起创建县大队和八个区小队抗日武装。从1941年3月开始，刘青山先后任中共大城县委书记、任河县县委书记，领导粉碎日伪清剿，使大城县抗日队伍和根据地不断壮大，并开辟了文安洼抗日根据地，日伪曾以1500块大洋悬赏捉拿他。1944年10月，他又奉命任冀中中共八地委城工部长，1945年10月任冀中中共八地委书记兼任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政治委员、地委党校校长。1949年9月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1951年8月任石家庄市委第一副书记。
张子善，1914年生，河北省深州市尚村人，学生出身。自幼家境贫寒，父亲去世较早，母亲体弱多病。因其聪明刻苦，两个哥哥靠卖苦力供他上学，14岁到安平县城读高小。16岁考入安平县乡村简易师范。“九一八”事变后，曾参与组织爱国学生上街游行，宣传抗日救亡。1933年10月在安平县乡村简易师范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受到严刑拷打，他一直没有动摇和屈服，后由安平县押解到天津监狱，“七七事变”爆发时趁乱越狱逃出敌人魔爪。在艰难的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张子善曾奋不顾身地为党和人民英勇斗争，先后担任中共献县县委书记、冀中八地委组织部长、冀中十地委书记。1949年8月，中共天津地委和天津专署在杨柳青镇成立，张子善先后任天津地委副书记兼专署专员，中共天津地委书记。
刘青山、张子善都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过去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无论是在抗日战争还是在解放战争中，都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经受过严峻的考验，为党为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为中华民族独立和新中国成立建立过显著的功绩。但是，在革命胜利面前，在和平的环境里，经不起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蚀，逐渐腐化堕落，最终成为党和人民的罪人。据1951年12月4日河北省委《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议》中揭露：“刘青山有几句口头禅：‘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革命胜利啦，老子该享受享受啦！’”
在担任天津地委书记的两年多时间里，刘青山极少在地委办公场所出现，而是长期以“养病”为由住在位于天津城内的马场道18号的一栋典雅考究的二层小洋楼内，该楼因而被人们称之为“刘公馆”。“一位老战友出差路过天津，顺便去看望刘青山。一到马场道18号，就觉得特别不自在，等见到刘青山，这位老战友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刘着一身毛料西装，足蹬明晃晃的黑皮鞋，俨然一副绅士派头。再看刘的住处，钢丝床、大衣镜、沙发。地板亮得能照见人影。刘青山变得陌生了，变成了另外一个人。”③刘青山在吃上极其讲究，大冬天里非要吃韭菜馅饺子，厨师不得不到北京郊区四季青暖房里买来韭菜。可包饺子的时候他又嫌韭菜不好消化，逼得厨师只得把一整根韭菜洗干净后，不下刀就直接包在饺子里，外面露出一小截韭菜白，等煮熟了再顺着韭菜白把韭菜抽出来，使饺子只留下韭菜的鲜味而吃不着韭菜。刘青山追求的生活享受远远不止在“吃”上，他还在坐汽车上追求奢华。天津地委当时只有一辆战争中缴获的美式吉普，这辆车就成了刘青山的专车。而他住进马场道18号后，嫌破旧的美式吉普配不上天津城的繁华，干脆动用3亿多元（旧币，1元人民币相当于1万元旧币，本文均为旧币）公款，从香港买了两辆美国高级轿车。
与整日不去机关、对奢靡作风毫不遮掩的刘青山相比，坐镇地区行署的张子善倒是貌似“勤勤恳恳”。但是，他的挥霍铺张程度丝毫不亚于刘青山。张子善在审查中交代，他每个月光高档香烟就要吸八九条，衣着由粗布到细布再到皮毛，饮食先是非细粮不可，再到酒肉必备，行则非轿车不坐，两年时间里竟然换了五辆小轿车……据后来专案组查证，仅用于生活挥霍的公款，刘青山就耗费了183亿元。按当时的粮价计算，可购买小米110多万斤，相当于当时3070名干部一年的定量标准。而张子善更是挥霍了194亿元——这还仅是有据可查的，据张子善交代，他在1951年7月，一次就销毁了两人支取公款挥霍的三四百张单据。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恢复国民经济本就步履维艰，1950年，新中国又开始了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财政收支平衡计划无法实现，使刚要起步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为弥补国家的财政不足，中共中央和各级党组织号召党政机关开展生产运动。这是一项在特定历史时期为解决国家财政困难而实行的应急措施，但刘青山、张子善却把它当成了生财敛财之道。
为了“搞好机关生产”，刘青山、张子善甚至勾结奸商、牟取暴利。1952年2月16日《东北日报》曾披露：一个名叫张文仪的女商人和刘青山搭上关系，借着刘青山的影响与天津地委生产管理处做起了生意。张文仪卖给天津地委生产管理处一批复写纸，自己赚了9600万元。随后，她又当起中介，介绍吉林省财政厅驻天津推销处用更高的价格买下这批复写纸。而张文仪的丈夫，就是吉林省财政厅驻天津推销处的供销科长。一出预谋好的“双簧”，一买一卖赚取的13亿元“利润”，就这样入了刘青山的腰包。类似这样轻易获得的丰厚利润，让刘青山、张子善的胃口越来越大。1951年，他们私自挪用公款49亿元，交给张文仪购买马口铁。张子善还亲自到汉口洽谈生意。而这笔钱被张文仪存入银行生息，或用于其他的倒买倒卖，最终导致21亿元的重大损失。
除了借搞好机关生产之名做投机倒把的“生意”外，刘青山、张子善把手伸向了国家救灾粮款。天津地区处于潮白河、海河、永定河、大清河下游，地势低洼，洪涝不断。1950年夏天的一场洪灾，几乎殃及了整个地区。河北省在1950年和1951年连续采取以工代赈（群众出工治河、国家按工发放粮款补贴）的方式，治理天津地区内的河流洪涝。以工代赈刚开始实施时，负责粮款供应的天津地区供销社出现了220万斤粮食结余，结果被当成了“利润”上报。在这种错误做法的背后，张子善以“剥削民工”为由停止了专区供销社的业务，转而成立了一个“河工供应站”，直属机关生产管理处。机关生产管理处的这项新“业务”，仅在1950年秋就获得非法利润6亿元。在以工代赈这一应急举措面前，刘青山的胃口则是越来越大，1951年河北省又下发以工代赈的1800万斤粮食，刘青山专门跑到河工供应站，明确要求“赚30亿出来”，使得从河工供应站售出的高粱米每斤加价百元，咸菜每斤加价百元，油每斤加价千元。为达到刘青山下达的“创收”任务，河工供应站甚至用陈粮、坏粮顶替好粮。而这种“机关生产”获得的合法或非法的利润，则成了刘青山、张子善任意取用挥霍的“私人金库”。
除投机倒把、克扣国家救灾粮款之外，刘、张这两人还盗用“飞机场占地赔款”及国库粮，违法动支水利专款、骗贷银行贷款，挪用灾民造船款，牟取暴利。1950年春至1951年11月，刘青山、张子善假借经营机关生产的名义，以盗窃国家救灾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机场建筑款，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方式，窃取国家财产总计达170余亿元。
在天津地区，这两个人甚至还被封上了“刘青山思想”和“英明领袖张专员”的称号。“刘青山为压制党内民主，建立自己的封建统治秩序，曾这样无耻地说：‘我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天津地区的具体化！’”④在“刘青山思想”和“英明领袖张专员”的影响和拉拢下，天津地区党组织的党风被严重败坏。不少党员干部中弥漫着比阔气、比享受、比生活的不良风气，贪污、腐败、挥霍等现象非常严重。后来，经查处，天津地区14个县镇中有10个县镇的主要领导干部受到处分。有一些党员慑于刘青山和张子善的权位，对其所作所为敢怒不敢言；有人坚持正义，及时反映情况，提出不同意见，结果受到刘青山、张子善的打压。天津地区财委会的一位办事员，发现刘青山、张子善在财务报销中存在问题，曾直接向张子善反映，反被张子善训斥一顿。办事员据理力争，与其大吵一架，结果招致长期被排挤、打击。天津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卢铁，由于多次反对刘青山、张子善挪用公款进行所谓的“机关生产”，而在工作中经常受到排挤，并被调到安次县任县委书记，成为刘青山、张子善在地委机关排除的一个异己。
虽然刘青山、张子善一唱一和，在天津地委、专署独断专行，营造成了唯我独尊的“独立王国”，但有一批坚持原则的共产党员，对其违法乱纪行为，始终在坚持不懈地进行着斗争。当时的天津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李克才，这位从战火硝烟中走过来的老党员，虽然因坚持原则多次受到刘青山、张子善的排挤，但他没有向两人的专制作风和排挤打压屈服，1951年年初他开始向上级反映刘、张的问题。虽历尽周折，但逐渐引起河北省委的重视。1951年夏季，中共河北省委决定调动刘青山、张子善的工作，但此时两人都希望自己留下，把对方调走，谁也舍不得现在这块“肥肉”，以至于卑鄙无耻地上下左右拉拢，互相排挤。最终两人闹起内讧，内部矛盾重重，“机关生产”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
最后，刘青山被调任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张子善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但这种由调动引起的反常现象，使河北省委进一步意识到刘青山、张子善问题的严重性。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各条战线开展一个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运动。随着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发展，各地暴露和发现了大量的惊人的浪费、贪污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1951年11月11日，华北局在京召开了省、市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及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对有关问题的指示，准备在全区大张旗鼓地开展“三反”运动。正是这股强劲的东风，推动了河北省委省政府迅速解决刘、张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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