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春节外出，探询长江治理
1953年2月13日，大年三十，全国人民家家都在吃团圆饭，开始欢度春节。毛泽东吃过晚饭，对叶子龙说：“明天我们出去走走。看过黄河了，这一次再去看长江。你把杨尚昆、罗长子请来，我们商量一下。”
杨尚昆、罗瑞卿从毛泽东办公室出来，连夜召开会议，对毛泽东出行进行部署。①
毛泽东是夜间工作，出发时已是15日凌晨（大年初二）。毛泽东登上专列，离开北京南下。
专列途经保定，毛泽东让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随行并听取了他的工作汇报。
专列途经石家庄。毛泽东听取了石家庄市委领导齐一丁、康修民的工作汇报。
毛泽东说：城市不能发展太大。发展纺织工业一定要注意原料的来源和市场需要。要多生产一些农民需要的农机具。②
毛泽东提出：听一般的汇报不行，这次下来要做些调查研究，要找基层的同志谈谈。他与马国瑞商量，选了邢台县委第二书记、县长张玉美。
15日上午9时专列途经邢台，邢台地委书记李吉平、邢台县委第二书记、县长张玉美奉命赶到了车站。罗瑞卿和马国瑞下车。马国瑞问：“吉平，张玉美同志来了没有？”李吉平指着张玉美说：“来了，这就是张玉美同志。”
罗瑞卿说：“玉美同志请上车。吉平同志已经完成任务，你可以回去了。”
张玉美上了专列，马国瑞对他说：“毛主席外出视察，想听听基层工作同志的汇报，省委经过研究，决定推荐你来完成这项光荣任务。”
罗瑞卿说：“主席大年初一夜里从北京出发，沿途要作些调查研究，第一个就由你来向主席汇报。”
张玉美既高兴又担心，向罗瑞卿表示：给主席汇报工作，事先没有准备，文化水平又不高，农村工作千头万绪，能汇报好吗？另外来车站仓促，身上没带钱，咋能白吃白喝白坐车呢。
罗瑞卿笑着说：“你是主席请来的客人，我们自然管你饭吃，车票也不用买。至于汇报嘛，主席问什么，你就讲什么好了。”
张玉美问：“你知道主席叫我汇报什么内容吗？”罗瑞卿说：“这个问题不大好说。因为这是主席进京后第一次外出搞调查，估计各方面情况都会要了解，涉及面可能宽些。特别是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情况，主席一向非常关心，让你汇报的可能性很大。”
罗瑞卿又说：“主席夜间工作，这时正在休息，很快就会醒来，咱们到前边会议室等吧。”
在会议室，罗瑞卿首先介绍张玉美与陪同主席视察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见了面，然后对张玉美说：“你先坐下等候，考虑一下汇报内容。”
张玉美抓住这个空隙，思考全县的工作，不多时，听到前面车厢内咳嗽了一声。
罗瑞卿马上对在场的同志轻轻说：“主席起来了，咱们准备吧。”
不一会儿，主席出现在车厢会议室南边门口。罗瑞卿说：“主席，这就是邢台县委第二书记、县长张玉美同志。”毛泽东微笑着向张玉美点点头，并握住张玉美的手，拉着张玉美走到会议室桌子东侧，用手指了指身边的沙发椅，示意张玉美挨他坐在右侧。站在会议室桌子西侧的罗瑞卿、马国瑞和桌子南端的杨尚昆、何载（记录员）也相继落座。
张玉美凝视着毛主席。这时罗瑞卿说：“玉美，这就是主席。”
张玉美顺口说：“见过。”
“在什么地方见过我呀？”毛泽东惊奇地问。“见过你的相片。”一句话把毛泽东和在座的全逗乐了。
毛泽东见张玉美心情紧张，便与他拉起家常，问是什么地方人、多大岁数、读过几年书？张玉美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听说他只上过八个月夜校，现在认识不少字，主要是从工作当中学来的，便递过来一支钢笔说：“你写几个字，让我看看好吗？”
张玉美掏出装在兜里的笔记本，在上面写了“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20多个字，把笔和本子一块儿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又默默翻了一阵笔记本，笑着鼓励说：“字写得不错嘛，相当于中学生了。你这不是‘农大’毕业了吗，已经够上农民知识化了。”
然后抬起头，面向随行人员说：“看来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也要劳动化。”
毛泽东转过身问张玉美：“家里几口人？”
“35万。”张玉美脱口而出。
毛泽东高兴地点点头说：“好，你这个书记心里装着全县人民哩！”
毛泽东又问：“建国后你们县镇压了多少反革命？这些人服管不服管呀？”
张玉美说：“镇反中全县抓捕了171名反革命分子，枪决了81名。经过镇反，被抓捕的反革命分子多数能够低头认罪，刑事案件明显减少，社会秩序也很稳定。”
毛泽东又问：“你们县‘三反’、‘五反’搞得怎样？”
张玉美做了汇报。
毛泽东用商量的口气问：“把你们县互助合作的情况给我详细谈谈好吗？”
张玉美说：“原来不知道给主席汇报，手头没材料，恐怕说不好，耽误主席的时间。”
毛泽东说：“不要紧，你们怎么搞的，就一五一十地讲嘛。”
张玉美向毛泽东汇报了全县的地理概况和互助合作运动的大致过程。毛泽东插话说：“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群众观点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生产运动才能开展起来。你这个地方是个老区，应当总结经验。农民一定要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不走不行。”
毛泽东问：“你对情况这么熟悉，都干过什么？”
张玉美说：1938年入党后，一直没离开邢台。先在村里当支部书记，后到区里担任区委书记，参加过打日本、反摩擦，搞过减租减息、锄奸反霸、支前参战，领导组织过土地改革、互助合作和恢复国民经济工作。1952年从区里调到县里。
毛泽东拍着张玉美的肩膀连声说：“好！好！你是本县人，又长期在基层工作，是从基层一步一步上来的。这样好，人熟地熟，情况也熟。”然后，转过身对杨尚昆、何载打了一下手势说：“记下来，建国以后，干部应当稳定一段为好。”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侧过脸对着张玉美说：“继续谈吧。”
张玉美又向主席汇报了近两年来全县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
毛泽东点点头说：“是啊，农民就是经验主义者，办社就是为了多打粮食嘛。增产与否，应该成为检验农业社成败的主要标准，看来互助合作要比单干好啊。”
张玉美又汇报了到秋后种麦前，全县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20个，参加农户1270户，占总农户的2.2%。尹贾乡的尹化成农业社，不仅土地入股，而且牲口也折价入了社。
毛泽东诙谐地说：“不错呀，人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驴子也组织起来走合作化了。”
张玉美继续汇报说：“到目前，全县各区报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200多个，加上原先成立的6400多个互助组，入社、组农户占全县总农户的87%。”
毛泽东惊讶地问：“互助合作的进度这么快！原因是什么？”
张玉美说：“一个是我县互助合作有十多年的历史，组织起来搞生产互助早已深入人心。党中央《决议》顺民心，合民意，广大农民群众打心眼里拥护欢迎。”
张玉美重点汇报了水门、东川口村建社时的情况。毛泽东点了点头，说：“是啊，多数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为这是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关键是我们领导采取什么态度。这两个村群众办社的热情很高，思想发动工作搞得也不错。”
毛泽东问：“办社当中有什么困难和问题？”
张玉美说：“主要是好建难管。”
毛泽东夸奖说：“高度概括，接着往下讲。”随后，张玉美汇报了建社后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劳动管理。
毛泽东听后明确指出：“生产关系调整了，需要摸出一套劳动管理办法来，这个办法要能够反映多劳多得。”
张玉美说：“通过试办农业社的实践，证明了农业社比互助组有更大的优越性，但也出现一些问题。”
毛泽东关心地问：“都是什么问题，给我讲具体一些。”
张玉美说：“开始入社时，多数村没什么阻力，但个别村群众认识不统一，思想斗争挺尖锐。有的富裕户仗着自己土地多，家底厚，老想搞独立，甚至和地主富农拉起手，与贫下中农唱对台戏，企图孤立瓦解贫下中农，阻碍互助合作运动。县委对此态度非常坚决，一方面支持贫下中农组织起来，参加农业社，一方面对思想不通的群众进行说服教育，对个别挑事或散布不满言论的严厉批评，属于地富分子的坚决打击，表现好的可吸收为候补社员，不好的不准许入社。”
毛泽东用指头敲了敲桌子，果断地说：“这样好！以前是少数统治多数，现在是多数统治少数。经验来自基层，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张玉美接着说：“农业社的另一个问题是分配办法不统一。有的是土地参加分红，有的是土地、牲口、果木树，甚至农具也参加分红。”
毛泽东插话说：“牲口、果树、农具入股，股金不能高于土地，不然贫农就要吃亏了。”
毛泽东又问：“你们是怎样进行分配的？”
张玉美说：“农业社的分配基本上体现了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原则，比例多是地二劳八，也有三七和四六开的。”
毛泽东摆了摆手说：“不要，不要。三七是个界限，三是社会主义，七是按劳分配，这个界限不要突破。破了这个界限，不是伤害劳，就是伤害地。”
张玉美说：“当前农村还有一个问题，这就是有的村出现了两极分化。特别是平原区个别村，有的户劳力少打不了粮食，还有的生活困难卖了孩子。而有的户却富了起来发了家，如前晋祠支部书记和十多名党员都是常年不下地，干活靠雇工。”
毛泽东转过身问张玉美：“对党员雇工是怎么处理的？”
张玉美说：“撤了支部书记的职，党员进行批评教育。”
毛泽东摇了摇头，似乎对单纯组织处理不大满意。他又问：“还有什么问题？”
张玉美说：“主要是刚才谈的这些。”
下午1点，一位工作人员走进车厢门口，罗瑞卿请示说：“主席，该吃饭了，上午就到这吧。”
毛泽东站起来说：“不讲了，吃饭去。”
张玉美跟随主席从会议室北门穿过接待室和警卫车厢来到餐厅，餐桌上摆着色酒和四个菜，主食是米饭、小饼和包子。主席先敬酒和张玉美碰杯，接着让张玉美吃饭，还不断往他碗里夹菜，让他每样菜都尝尝。
饭后，张玉美随主席一块儿回到会议室。毛泽东一边走动，一边给张玉美介绍车厢内悬挂的古画名称、作者和朝代。大约过了十几分钟便又入座听他继续汇报。
毛泽东问：“合作化搞起来了，妇女的情况怎样？参加没参加呀？”
毛泽东说：“妇女要解放，必须在政治上解放，这是先决条件。但要真正解放，还必须在经济上和男人一样，必须参加生产劳动，这是基础。”
毛泽东又问：“《婚姻法》公布后，贯彻得怎么样？妇女地位提高了没有？”
毛泽东说：“妇女的伟大作用在经济方面，没有她们，生产就不能进行。你们县妇女工作搞得不错，要充分发动妇女参加田间生产劳动，在生产中必须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
毛泽东接着又问：“县委在互助合作运动中是怎样进行领导的？”
张玉美向主席作了汇报。
毛泽东满意地说：“你们的做法不错，概括起来就是积极领导、全面规划、典型引路、稳步发展。”
这时，窗外的光线渐渐发暗，工作人员进来，请主席吃饭，张玉美和主席一块儿共进了晚餐。临走时，主席还从餐桌上拿了一个又红又大的苹果给张玉美。
饭后，列车将到郑州站。毛泽东在会议室拍着张玉美的肩膀说：“玉美，今天你谈得很好。看来，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做法。今后有什么新情况、新经验，可写成材料报中央办公厅给我看。”
张玉美说：“主席忙累了一天，对县里工作有啥看法，请给予指示。”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邢台是个老区，合作化可以提前。在合作化问题上，一定要本着积极、稳妥、典型引路的方法去办。你们县妇女工作也不错，要很好总结这方面的经验。”
毛泽东用商量的口气问张玉美：“出过门没有？愿不愿跟我们到外地转转？”
张玉美告诉主席：“县里已经安排召开三级干部会，这次就不去了。”
毛泽东微笑着点点头说：“也好。”
火车进入郑州站，毛泽东再一次问：“玉美，你在车上休息，还是下车呢？”
张玉美回答说：“我下车吧，明天还要回去呢？”
于是，毛泽东让罗瑞卿打电话派人接张玉美，临下车时又一次握住张玉美的手说：“今后有什么事情就找我。”①
15日夜，专列在郑州停留。
16日早上7点，奉毛泽东之命从开封赶来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黄委会主任王化云到了郑州车站。毛泽东想接着四个月前（1952年10月）那次视察，继续和王化云探讨黄河治理的问题。
毛泽东下车，一边在站台上散步，一边问王化云：“邙山水库为什么不修了？”王化云汇报了邙山水库不修的想法。
毛泽东和王化云他们上了车，列车就启动了。毛泽东让他们在一张长方形办公桌周围坐下。毛泽东问王化云：“有图没有？”
王化云说：“有。”随即把邙山水库、三门峡水库、黄河规划设想的图纸展放在方桌上，汇报了邙山水库和三门峡水库的比较方案。王化云说：“邙山水库的坝址是沙基，技术条件比有很坚硬的岩石基础的三门峡差。三门峡可以修比较高的混凝土坝，能够综合利用，虽然投资多些，但总的看来，比修邙山水库好处多。”
毛泽东问：“三门峡修起来，能用多少年？”
王化云作了回答，并向毛泽东报告说，除了修三门峡水库，还要在上中游修干支流水库，做好水土保持工作，发展黄土高原的农林牧业生产，制止水土流失，延长三门峡水库使用期。
毛泽东关心地询问，怎样安置库区人民。然后指着图说：“你们计划在干支流修多少水库，都在哪些地方？”
王化云一边汇报，一边把图上拟定的坝库址和名称，一一地向毛泽东报告。
毛泽东打开面前的中国地图册，对干支流的大水库加以对照，找出坝库的所在县、区。他极仔细地一面听，一面看地图，随后问；“你去过这些地方吗？这些地方现在的情况怎样？”
王化云回答说：“去过。”并把了解到的这些地方的现状向主席汇报了，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
毛泽东问：“你们计划修多少中小水库？”
“500座。”
毛泽东看着图说：“这都是泥库，要做几千座吧！”他又问：“黄土高原有多少沟？”
王化云回答不出来，只知道黄河干流每一公里就有一条大沟。”
毛泽东说：“不是几千座，是几万、几十万座吧？”
毛泽东又问：“化云呀，去年你给我说的从长江上游通天河引水的事怎么样了？”王化云汇报了从长江上游引水100亿立方的计划，毛泽东高兴地说：“引一百亿水太少了，能多引一些好。”
饭后毛泽东继续和王化云谈话。①
两个多小时后，专列到达许昌车站。在站台上等候的许昌地委书记、宣传部长纪登奎，被工作人员引上刚刚停稳的专列。三分钟后，专列继续向南驶去。
纪登奎被领进毛泽东的会客室，毛泽东见他有些紧张，微笑着打量了一下，与他握手，还递给他一支香烟，说道：“像周瑜一样，还是个青年团呢！”毛泽东拍了拍旁边的沙发，对纪登奎说：“坐下来，咱们再谈。”为了放松纪登奎的紧张心情，毛泽东随便问道：“你是哪里人？”
“山西武乡人。”纪登奎回答说。
毛泽东问：“你知道关云长是哪里人？”
纪登奎自豪地说：“我们山西人。”
毛泽东笑道：“关云长是河南人，犯了人命案，逃往山西。他也不姓关，路过潼关时，人家盘问他姓什么，他不敢回答真姓。情急之中，一抬头，看见潼关二字，就随口说，我姓关。以后就落户山西，在那里造起反了。他和你恰好相反，他是河南人在山西造反，你是山西人在河南革命。你是怎么到河南来的？”
纪登奎向毛泽东简要地讲了自己的经历。
接着，他向毛泽东汇报了许昌的地理概貌、历史沿革、乡土风俗、经济文化、人口物产等情况，并着重汇报了土改、治理淮河、抗美援朝、如何建立党的宣传网。
毛泽东最关心的问题是农村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他要纪登奎详细汇报一下许昌的农业互助合作情况。
纪登奎向毛泽东报告全区成立了多少个互助组，多少个合作社，群众如何积极，领导怎样引导。
毛泽东问：“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个合作社的情况？”
纪登奎刚从鲁山县苏殿选合作社调查回来，就将苏殿选合作社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问：“生产情况怎么样？”
纪登奎说：“生产增长很快。互助组时，小麦亩产平均158斤，1952年增长到187斤，今年预计可达到300多斤，小麦亩产超过互助组时四五成，超过单干户一倍多。去年该社玉米平均亩产325斤，比1951年增产47%。在副业方面，社里办了磨坊、粉坊、豆腐坊，还搞运输，去年赚红利304万元（旧币折新人民币一万元等于一元）。分配上实行按劳付酬，男女同工同酬。夏季分红按土地六成劳动力四成的比例。秋季为土地劳动力各半。去年该社每个社员平均分玉米1305斤，比全乡收入最多的互助组还多出45%。通过比较，证明合作社比互助组好，互助组又比单干好。”
毛泽东对纪登奎汇报的情况很满意，他问：“你们遇到过什么困难？合作社存在有什么问题？”
纪登奎说：一是互助政策贯彻得不够好。有的社用牲口入社时作了价，但社里长期不付款，不计息。有的农具采用无代价入社，一部分社员不满，他们认为被共了产。
毛泽东说：“这样共产不好，社员会不高兴的。”
纪登奎接着说：二是社里会计制度不健全，账目杂乱，公共支出过多，影响社员的积极性。
毛泽东突然问：“你们那个文香兰合作社现在怎么样？垮台了没有？”
纪登奎说：“这个合作社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与压力，但没有垮台。”
当时文香兰事件在社会上搞得沸沸扬扬，成为河南的头等新闻，毛泽东也耳有所闻。
文香兰是鲁山张良区贺堂乡的女青年团员，1952年春，她组织起了文香兰农业合作社。当时县、区政府要求每个合作社划出三亩地，作为高额丰产田。麦收时，张良区委书记在现场验收。三亩地单割、单打、单收，亩产高达676斤，引起轰动。新华社记者阚枫和《长江日报》记者吕建中赶赴现场采访，产生了怀疑，并报告给鲁山县政府。可1952年10月28日《河南日报》公布的小麦丰产模范受奖名单中又出现了文香兰合作社。阚枫看了十分生气，随即写了《鲁山文香兰农业合作社小麦“高产丰产”的实况调查》，刊登在《河南日报》第一版上，编者按，批评鲁山县、区政府弄虚作假，欺骗党和人民。此事引起轩然大波。文香兰一时成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新闻人物。这对一个18岁的女青年来说，压力很大！
纪登奎说：文香兰从开封回去，大伙要分社散摊子。结果16户退了九户半，文香兰家一半退社一半留社，她的公婆退了社，她和丈夫留了下来。处境艰难，六户半农民兑上鸡蛋卖了，买回一个耙。乡长把三个月的津贴借给他们，又买了一头牛，硬是把合作社办了下去。
毛泽东说：“你们要帮助文香兰解决困难，不能让这个合作社垮了。”
谈话即将结束，毛泽东突然问：“你挨过整吗？”
纪登奎说：“我挨过两次整。”
毛泽东说：“我挨三次整，比你还多一次。整你是整对了，还是整错了？”“整错了。”纪登奎简略地讲了他在冀鲁豫挨整的情况。
毛泽东笑道：挨点整也有好处。又问：“你整过人么？”
“整过。”纪登奎回答。
“整错过么？”
“也整错过。”
毛泽东紧接着问：“你杀过人吗？”
纪登奎一怔，马上答道：“杀过。剿匪、反霸，杀了很多人。”
毛泽东追问：“杀错过么？”
纪登奎如实答道：“也有杀错的，那是情况紧急时发生的，我工作没做好。”
毛泽东注视了一会儿纪登奎，对他敢于说真话表示满意。①
同纪登奎谈完话，毛泽东接着又同王化云谈话。毛泽东说：“1918年我送勤工俭学学生乘火车去北京。路坏了，在许昌候车三天。到了郑州，黄河涨水。那时候，男人还有辫子，女人缠小脚。党成立后，到1949年，经过28年的长期斗争，革命成功了。现在都归我们管了，事情好办了。”
毛泽东说：“比如治黄，过去也有王化云，但因不归我们管，治黄的问题不能解决。只有现在才能谈到解决。”
毛泽东启发王化云在制订《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时，要力戒骄傲，不要迷信苏联的经验，不要脱离群众，不要脱离中国黄土高原和三门峡的地面实际，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错误。毛泽东问：“你读过斯大林讲的那个安泰的故事吗？”王化云回答说读过。毛泽东要人们从安泰的故事中吸取教训，一定不能骄傲，不能脱离群众。②
专列途经驻马店。毛泽东把潘复生、王化云、纪登奎送到车门口，对罗瑞卿说：“给他们买车票，让他们回去吧！”
下午6时左右，专列到达信阳站，毛泽东请信阳地委书记王黎之到专列上谈话。毛泽东握住王黎之的手，笑着说：我们一起到车站走走。那时，天已黄昏，飞着雪花，毛泽东边走边问：京戏《四进士》那个故事是不是发生在这里？宋士杰是信阳州人吗？毛泽东说：“宋士杰主持正义，打抱不平，一状告倒了三个贪赃枉法的进士，可不简单呀！”
回到车厢，专列向武汉前进。毛泽东取来一张地图摆在办公桌上，问王黎之：信阳地委下辖那些县，多少人口？边问边划，开玩笑地说：“你管着几个国家啊，古时的上蔡、息县、固始、商城都曾经是个国家。”
王黎之汇报了豫南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当谈到一位国民党高级将领起义前在信阳烧了不少民房，在河南做了一些损害人民利益的事，因此，在各界人民代表会上，信阳的代表对他仍在河南当官反映很强烈。毛泽东说：“河南群众有意见，那就让他到北京做官好了”。后来，这位起义将领被调到北京任职了。
毛泽东问：你去过北京吗？王黎之说：1951年去过一次，是参加全国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那时我当地委组织部长。当地委书记后就没去过了，因没人召集我们开会了。毛泽东稍加思索后说：“部门的会议多，干线不通噢！”毛泽东很重视这个反映。要上情下达，也要下情上达。
1955年中央召开农村工作会议时，就吸收了全国的地委书记参加。后来，毛泽东在郑州见到王黎之说：“干线不通”那个意见不是你提的吗？问题解决了。
毛泽东问王黎之多大了，任地委书记多久了。当他知道王黎之31岁时，便问：河南省像你这样年龄的地委书记还有几个？王黎之回答：“三人。”毛泽东很高兴地连声说好。
毛泽东问王黎之是哪里人，什么时候参加革命工作，在哪里念书？王黎之说：是山东人，因抗日战争，书读不成了，1938年参加了革命队伍，文化程度不高。毛泽东说：那没关系，你还年轻，在革命队伍里是可以学习提高的。你知道谭震林吧？原来也没有文化，他很注意学习，现在很不错嘛。我们共产党队伍里像你这样的人不少，问题是要努力学习。
谈话一个多小时，毛泽东说：我们去吃饭吧。王黎之随毛泽东到另一节车厢里，对面坐在一个餐桌旁。服务员端来四个小盘，两荤两素，另加一个汤，两杯葡萄酒。毛泽东怕王黎之拘束，不断地让王黎之吃菜。饭后又在办公车里随便聊天，专列从信阳开到湖北广水车站。毛泽东说：你去过武汉吗？王黎之回答：去过。毛泽东风趣地说：“那你就回去吧！大概你出来时，家里人还不知道你到哪里去了！大年初三风雪之夜王黎之失踪了。那还了得，说不定家里人正到处寻找你呢！”①
16日晚上11时3刻，专列到达汉口大智门车站，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李雪峰，武汉市委书记王任重等在车站迎接。毛泽东下榻在惠济路16号，中南局招待所。
毛泽东急于了解广大农村打倒封建地主阶级，农民分得土地之后的情况。他与湖北省委的领导商量，要找几个地县领导座谈。
17日凌晨5点，孝感地委书记王良接到通知，乘车赶到了大智门车站。一下站台，就听到广播喇叭声：“孝感地委王良同志，请到站口来，这里有人接你。”原来，是省委的一位负责同志亲自来站迎接。
在车里，省委负责同志告诉他，毛泽东到武汉视察，要听他汇报基层情况，叮嘱他：“要沉住气，主席喜欢当场出题，随便谈，不喜欢照稿念。你掌握的情况多，只要不紧张，一定会让主席满意的。”
早餐后，毛泽东在招待所一个简朴的会议室接见了王良。毛泽东握住王良的双手说：“你是王良同志吧！”然后询问了王良的籍贯、年龄及学历等。当王良回答是山东人时，毛泽东说：“啊，还是一位‘山东好汉’。”
毛泽东坐下后，拿出笔记本，要王良谈谈土地改革后翻身农民的生活状况。毛泽东问得十分仔细，比如集市的萝卜、白菜几多钱一斤？猪肉几多钱一斤？农民情绪怎样？他们最迫切的要求是什么？等等。王良将孝感地区的农村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一边听一边记，不住地点头。
毛泽东问：“农民有了土地，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下一步我们政府应该做些什么事情？能谈点你的个人高见吗？”
王良回答：“主席，我认为当前首要任务是引导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
毛泽东说：“对，发展生产，改善群众生活是我们的头等大事！你们地、县党委的主要任务就是抓农业。”
毛泽东谈了在当前，总的任务是向社会主义过渡。我们正处在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毛泽东说：“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毛泽东用扳指头的办法给他们解释：“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10年到15年走完。”毛泽东让他把这话传到县委书记、县长。毛泽东说：“我们要在10年到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水到渠成，防止急躁情绪。”
毛泽东问王良对中央、对省委有什么意见，可以当面向他反映。王良将当前地、县机关存在的“五多”现象如实作了汇报，毛泽东追问“五多”的意思是什么？
王良扳着指头数道：“一是事务多，二是会议多，三是文件、报表多，四是蹲在机关多，五是一般号召多。”
毛泽东说：“‘两头打着坝，中间淹死人’，你们基层难做人。这种情况要改变，要努力改变。”
毛泽东要王良谈谈关于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看法。王良回答：“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主席一贯倡导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必须大力发扬。应该自上而下，然后从下而上。”
毛泽东连连点头表示赞许。这时，武昌县委书记赵学义也兴致勃勃地赶来了，头上还冒着热气。毛泽东询问了他的身世后，要他谈谈农村的情况。赵学义回答了主席提出的问题。毛泽东听后称赞道：“你头脑很清晰，是个秀才书记。”
当时，武昌县委隶属孝感地委，王良作为赵学义的领导，插话道：“赵学义同志深入群众，肯学习，有政策水平，地委已准备让他挑更重的担子。”
毛泽东立即夸奖说：“当领导就是要善于发现人才，你能慧眼识英雄，说明你更明白。”
会见结束，毛泽东把他们一直送到门口。毛泽东握着王良的手说：“你是一位‘山东好汉’。”①
17日，毛泽东想去汉阳。他召来了中南交通部党组书记兼第一副部长刘惠农。
一见面，毛泽东握着刘惠农的手，第一句话就说：“刘惠农同志，解放前我到过武昌、汉口，就是没到过汉阳，我想去看一下。”事前，罗瑞卿向刘惠农打招呼，为了主席的安全，设法劝阻毛主席汉阳之行。刘惠农只好支吾道：“主席最好不要去。”毛泽东略感惊奇。刘惠农摆了三条理由：第一，从汉口到汉阳既没有桥，又没有渡河的轮船，坐小木划子很不安全。第二，即使过了河，汉阳也没有码头，整个汉阳连一条可通汽车的道路都没有。第三，社会秩序还不够稳定。
毛泽东笑着问：“你去过汉阳吗？”
“去过。”刘惠农笑道。
“你是怎样去的？”
“坐划子。”
“你能坐划子，为什么我不能坐划子？”毛泽东步步为营，刘惠农一时语塞。
“那主席，我去准备一下。”
为了安全，长航局专门派了一条船。刘惠农陪毛泽东上船。船从长江边的一个码头起航，一路上，毛泽东兴致很浓，巡视长江、汉水两岸，边看边问。经过汉水与长江交汇的龙王庙，航行到舵落口回航，船到汉阳高公街，停船上岸。按照规定，毛泽东带上了大口罩。高公街是汉阳的一条老街，街道狭窄，仅能通过一辆三轮车，街面一片萧条。毛泽东问起汉阳兵工厂旧址，刘惠农指着龟山北麓一带说：就是这里。抗战时期，国民党将工厂迁到四川，厂房被日寇多次轰炸，破坏相当厉害。
1950年下半年，我们在这里建造了一个棉纺织厂。毛泽东一行从北侧登上龟山，一直走到龟山东头。从汉阳返回时，毛泽东关切地问：“老百姓过江都是坐划子吗？”
“是的。”刘惠农点点头继续说，“这里是汉水、长江的汇合口，风大浪急，坐划子很不安全。第一个五年计划已决定在汉水上架设铁路桥和公路桥，将来与长江大桥一起，把武汉三镇连成一片。”毛泽东高兴地连连点头。①
17日晚上8点10分，毛泽东请中南局、湖北省委、武汉市委的几位领导吃饭，吃饭时与饭后，毛泽东向王任重了解武汉市工业、手工业和公私合营的情况，王任重简要地作了回答。主要是想多听听毛泽东的谈话。
毛泽东的谈话要点如下：
一、有人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还有人主张“四大自由”，我看都是不对的。新民主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要对私人工商业、手工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渡要有办法。像从汉口到武昌，要坐船一样。国家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现在起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这是和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同时进行的。
二、全国解放后，富农不敢雇工剥削了，即使还没有搞完土地改革的地方，富农实际上也变成富裕中农了。斯大林建议我们在土改中要保留富农，为的是不要影响农业生产。我们发展农业生产并不依靠富农，而是依靠农民的互助合作。
三、我们现在家底子很薄弱，钢很少、汽车不能造，飞机一架也造不出来；面粉、纱布的生产，还是私营为主。
四、要团结民主人士，使他们的生活好一点，争取他们和我们一起搞建设。经济基础不强，政治基础也就不强。
五、私人工商业如何转？资本家转什么？他们如何生活？其中有些人会和我们一起进到社会主义的。只要不当反革命，就要给工作，给饭吃。①
18日早上，毛泽东听了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李先念的汇报。其中谈到黄石市和华中钢铁公司几年来的发展和民主改革的情况。毛泽东对此很有兴趣，表示要亲自听听黄石市委的汇报。
这一天，毛泽东乘船过江，去东湖和珞珈山游览，到东湖疗养院看望了郑位三等同志。
中午，毛泽东来到位于武昌阅马场的湖北省委。毛泽东提出要到省委后面的蛇山，看看计划中的武汉长江大桥的桥址。罗瑞卿担心那边人多，不安全。毛泽东说：“人多怕啥，坏人是极少数，我们要相信群众。再说，为了不惊动群众，我们可以来个出其不意，不就过去了！”省委通知了大桥工程局负责人彭敏，让他赶到大桥桥址，准备汇报。毛泽东一行人从省委后面上山，由东向西走。在路上，有几个小朋友认出了毛泽东，兴高采烈地跟着走，工作人员动员他们回家，他们不肯，毛泽东微笑地看着小朋友，小朋友越是一步不离地跟着。这个情景被随行记者吕厚民摄入了镜头。
参观了张公祠，在黄鹤搂附近，毛泽东看见一位做小买卖的老者在卖煎豆腐，就走过去与他攀谈。这时毛泽东来到蛇山的消息很快传开了。
毛泽东不断地和群众握手，成千上万的人马上都拥上来了。短短时间就聚集了几万人，把毛泽东团团围在中间，一片喜悦欢呼之声。罗瑞卿等同志和警卫人员一起手拉手，组成一个圆圈，一步一步保护着毛主席下了山。大家挤得出了通身大汗。毛泽东上了船，向群众一边挥手一边说：“不要送了，回去吧！”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谢谢你们！我要下不了这蛇山哩！”
吃晚饭时，毛泽东对在座的李先念、王任重等同志说：“群众很好嘛，秩序也很好嘛！老百姓是支持我们、拥护我们的，我们决不能让他们失望！”①
饭后，毛泽东把当时在武汉市管工业的一个同志和武昌区委书记找来，听取了关于手工业问题的汇报，询问了码头工人的情况。
毛泽东说，大革命的时候，有一次他路过武汉，乘船去上海，被搬运工敲了竹杠。王任重说，我们准备在今年秋季对码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取消把头，成立统一的搬运公司。现在正在做调查研究、制定方案等准备工作。那些欺压工人作恶多端的封建把头，已经在民主改革和“三反”、“五反”运动中被打倒了。
毛泽东对刘惠农说：“这两天主要是看，没和你多谈，如果你不忙的话，和我一起到南京，我们在路上谈谈。”①
19日上午8时，毛泽东要身边工作人员通知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武汉市代市长王任重，请他找一位街长去谈谈街道工作。王任重立即找到汉口交易街（后并入大智街）街长陈光中，带他去见毛主席。
陈光中被引进毛泽东的房间，毛泽东站起身，向街长走过来，微笑着说：“你是哪条街的呀？”毛泽东握着街长的手，非常亲切地问道。
“主席，我是交易街的。”陈光中挺了挺胸，立正身体，恭恭敬敬地回答。
毛泽东风趣地说：“啊！买卖街。”又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陈光中。”
“耳东陈，光明的光，中国的中，是不是？这个名字不错呀！”毛泽东高兴地说。“坐下来，今天我找你谈谈街道工作情况。”这时，主席才松开了握住陈光中的手，指指旁边的沙发请他坐下来。
陈光中见主席平易近人，说话随和，刚才那种紧张而又激动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开始汇报街里如何反霸，如何进行民主改革。说得很快，满口武汉腔，毛泽东笑道：“你这个湖北佬讲慢点嘛。”陈光中笑了起来，于是慢慢地一层一层往下说，街政府如何发动群众开展禁烟禁毒运动；如何教育群众，提高群众觉悟，培养骨干分子；如何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和建立街政府委员会；如何开展群众扫盲工作。毛泽东认真地听着他的汇报，不时地向他点头，脸上露出微笑。
当陈光中谈到街政府的机构设置，调解、治安、优抚、卫生、妇女等各个委员会的任务和分工时，毛泽东问道：“你为群众办了哪些公共利益的事情？”陈光中回答说，修了马路，安装了水管、路灯，建了公共厕所，办了夜校，解决了部分人员就业。毛泽东听了很高兴，笑着点头称赞。
“群众拥护你吗？”毛泽东问。
陈光中如实地回答：“我在市、区委的领导下，为广大群众服务，群众拥护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信任共产党的干部。”
毛泽东问：“你那个街有多大？”
陈光中答：“全街3042户，11121人。”还把交易街的地域范围作了介绍。
毛泽东笑着说：“啊！这就是你的小天下。”然后转换话题：“你有没有官僚主义？干部中有没有贪污腐化、违法乱纪现象？”
陈光中回答说：“我们都是‘三反’、‘五反’运动以后到街道工作的，随时都在注意检查自己，防止发生官僚主义，到目前为止，在我们街道干部中还未发现贪污腐化、违法乱纪现象。”
毛泽东满意地笑了。“你谈了这么多，到底街道工作任务是什么呀？”毛泽东望着陈光中问。
陈光中想了想，回答道：“从我们全部工作来看，就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
毛泽东说：“对！你很明确。”又问：“你看街道应当设什么样的机构好？”
陈光中见主席认真地听取和征询他的意见，毫无保留地说：“街政府既不出布告，不颁发命令，又不是一级政府机构，主要是宣传市、区政策和规定，落实上级布置的工作，起上传下达的作用，是区里的派出机关，只能是办事处的形式。”
毛泽东赞成地点点头。又问：“你是哪个党派的？”
陈光中回答：“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
毛泽东高兴地说：“啊！是我们党的积极分子。”
毛泽东对陈光中说：“我非常羡慕你的工作，每天和群众打交道，最有意思。你是基层领导，应经常检查自己的官僚主义，防止干部贪污腐化、违法乱纪。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掌好政权，巩固政权。不要脱离群众，遇事多同群众商量，多关心群众生活。”
谈到这时，毛泽东说：“好吧，你的工作情况，我已了解了，就谈到这里。今天我请你吃饭。”
吃饭的时候，毛泽东招呼陈光中坐在他的身边，四菜一汤，每人一小杯葡萄酒，共饮之后就吃饭。毛泽东喜欢吃辣椒，问陈光中爱吃不爱吃？陈光中点点头说，可以。毛泽东就给了他一些，其实陈光中并不能吃辣椒，毛泽东发现他辣得脸发红，汗直淌，就叫旁边的服务人员拿毛巾给街长擦汗，陈光中辣得张着嘴，自己也觉得好笑，毛泽东也笑了。
饭后，毛泽东叫陈光中坐在他身边的沙发上，又谈开了。一会儿谈到百货公司的袜子不大众化，一会儿说到某某学校的房子中不中，西不西，穿西装戴瓜皮帽式的。当谈到民间风俗时，毛泽东问陈光中：“武汉市是土葬还是火葬？”陈光中回答说：“现在大部分是火葬，也有少数土葬的。”
毛泽东说：“火葬好，移风易俗。”
毛泽东针对街长提出的一些问题问王任重：为什么有些手工业要停工？王任重说要停工的主要是织毛巾、袜子的工厂，这是失业工人组织起来的合作工厂，他们技术不高，产品质量比较低，商业部门怕积压，既不加工订货，也不收购。毛泽东说，让这些失业工人没饭吃是不行的。实际上到秋季是商业旺季，运到农村去是会有销路的。
毛泽东说：要把经济核算的原则与政治任务结合起来。国营商业不能单纯追求利润，要关心工人就业问题，在不赔钱的原则下，应当加工订货、收购。
谈话结束了，毛泽东满面笑容，再次和陈光中握手，并对工作人员说：“街长要回去了，用汽车送街长回去。”毛泽东一直送陈光中上车。①
19日10时，毛泽东把中南局的几位领导找到他的住所谈话。
毛泽东说：你们的东湖不错嘛！昨天我在船上大致观察了一下，自然条件绝好，真是少见啊！李先念、王任重问：西湖和东湖哪个更好？毛泽东说：我看西湖、东湖都好，但东湖还有待开发。毛泽东谈了几个很重要的问题：
一、关于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毛泽东说：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中国有三个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已经被打倒了，还有民族资产阶级，个体农业、手工业和文盲三个问题。当然对待这些人不能用对待前三个敌人的办法。个体农业，要用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去代替，手工业要用现代工业去代替。手工业目前还要依靠，还要提倡，没有它不行。文盲要扫除。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
二、关于民族形式的问题。
毛泽东说：你们在东湖盖的两座房子（指甲所、乙所）像个乌龟壳，有什么好看？落后的东西都要逐步废除，木船是民族形式，要不要用轮船代替？为什么人们不喜欢旧茅厕，要用抽水马桶？飞机、汽车、坦克哪一样是民族形式？这是说，要提倡进步，反对保守，反对落后，还是大洋房子比小平房好。有些人对保护老古董的劲头可大了，连北京妨碍交通的牌楼也反对拆除。
三、关于反对官僚主义作风。
毛泽东说：对人要和气，说话要和气，你们有的人，为什么说话不和气呢？官僚主义作风主要在上边，你们要敢顶、敢抗。对于上边来的错误的东西，要筑坝、要消毒。对于上级布置的工作任务，要分别轻重缓急来执行。
贸易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批评，主要是针对武汉市的，毛泽东问王任重有什么意见？怎么看法？
王任重说：我们主要担心工人失业问题，我们一定努力把产品质量抓上去。我们没有把情况向中央贸易部报告清楚，是个缺点。我们还是要求国营商业加工订货或收购。
毛泽东说：实际上你也有责任，但我同情你们的做法。①
这天上午，毛泽东还接见了奉命从黄石赶来的黄石市委书记杨殿魁。
毛泽东询问黄石的情况，对杨殿魁的回答也很满意，表示：“我要去看看。”
杨尚昆、罗瑞卿考虑到主席的安全，竭力劝说毛泽东不要去黄石。毛泽东笑着说：“那里是将来的工业基地，我就是骑着驴驹也要去看看。”②
上午11时半，毛泽东乘海军的一艘舰艇离开武汉去南京。李先念、李雪峰、赵毅敏、王任重四个人送他到船上，毛泽东在甲板上检阅了海军指战员。
在船上，毛泽东听取了杨殿魁关于黄石市民主改革的情况汇报。
听取了刘惠农关于长江航运和民生轮船公司公私合营情况的汇报。毛泽东对民生轮船公司公私合营的情况十分感兴趣，详细地询问了该公司公私合营的全过程。毛泽东说：要使长江上所有私营航运公司都走上公私合营的道路。③
毛泽东还找中南水利部副部长林一山了解长江水灾成因、治理利用办法。
林一山匆匆挟上一本《申报》地图，来到设在二楼的主席卧舱。毛泽东第一句话就问：“你过去见过我吧？”林一山说：“见过几次，那是西安事变放走蒋介石后，1937年春，中央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我是白区代表，主席曾参加过我们的小组会，我还问过很多问题。”
毛泽东说：“真对不起，你认识我，我还不认识你。”接着毛泽东指着林一山的手问：“你的手是打仗时受伤的吧？”
林一山说：“是的，是‘七七事变’后跟日本人作战时受伤的。”
毛泽东又问：“你打过几次仗？”
林一山估计了一下说：“较大的战斗不超过十次，小规模的游击战可能有一二十次。”
毛泽东听后说：“好！打打仗可能有好处，可以减少主观主义。”毛泽东指着林一山带来的《申报》地图问：“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林一山说是在东北打汉奸时弄到的。
毛泽东说：“这本地图还是不错的，长征开始时我路过湖南广东边界时也弄到过一本，以后打仗行军时还时常用它，长征中它给我帮了不少忙。”这时，毛泽东拿起一支红铅笔，把地图打开，笔尖稍稍悬空着在地图上移动，一面对林一山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从南方借点水给北方？”毛泽东拿起一支红铅笔，首先指着西北高原问道：从嘉陵江上游白龙江和西汉水，向北引水行不行？林一山回答：都不行。毛泽东问：为什么？林一山做了解释。毛泽东手中的红铅笔指向汉中盆地，问：引汉水行不行。林一山回答：有可能。毛泽东凝视着地图上的三千里汉江，问：为什么？林一山回答：汉江和渭河、黄河平行，与秦岭、伏牛山一山之隔，它自西而东，越到下游，地势越低，水量越大。这就有可能找到合适地点兴建引水工程，把汉江水通过黄河引向华北。
毛泽东抬起头，凝视着窗外的滚滚长江，问：这个问题，你考虑过没有？林一山说：还没有。毛泽东说：你立即部署勘察，一有数据，就写信给我。
经过几个小时的汇报，毛泽东说：“你不要走，我请你吃饭。”主席吃饭很简单，只有两菜一汤，除了辣味以外，没有什么鲜味和香味，可主席吃得津津有味。他一边吃饭，一边愉快地说：“我在北京很忙乱，出来后空气新鲜，心情愉快，能自由地谈问题，自由地了解情况。”①
晚上6点多，船泊黄石港。毛泽东上岸，视察了黄石钢厂。毛泽东交待：“我要从你们的炼钢、轧钢、锻钢到实验室，从头看到尾，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地看。”毛泽东详细地看了工厂的工作条件和生产环境，还登上了高炉的炉台。一边看一边问，问生产，问生活。毛泽东问工人们：“家里几口人，每月拿多少工资？生活过得怎么样？领导关心不关心你们的生活？”经过近两个小时的视察，毛泽东回到了船上。①
19日晚，船抵九江。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九江地委书记史梓铭到舰上迎接毛主席。
“尚奎，延安一别，有七个多年头了。你们几个回江西工作，已经习惯了吧？”毛泽东点燃一支烟，问起了刘俊秀等人的情况。
全国解放前夕，中央把陈正人、范式人、杨尚奎、邵式平、方志纯、刘俊秀等几个江西籍干部，调回江西工作。
“陈正人和范式人去了北京，你们的担子更重了。”毛泽东又亲切地说了一句。
1952年11月，中央决定调省委书记陈正人、副书记范式人去中央部门工作，由副书记杨尚奎接替陈正人的工作。
杨尚奎说：“我们一定不辜负中央的期望，把江西的工作做得更好。”毛泽东不顾连日来的劳累，在艇上听取杨尚奎、史梓铭的汇报，有时还会提一些问题。毛泽东在听了汇报后说：“这几年，江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他说，江西的土改运动发展迅速，没有出现什么大的差错，1950年12月得到了中南局的肯定。1951年开展的“三反”运动，江西也摸索了不少好的经验。他还在省委的报告上作过批示，并建议将报告在党刊上登载。这几年，江西在恢复国民经济、发展工农业生产方面，也取得了成绩，排在周围几个省的前面。
到晚上12点，毛泽东依然兴致盎然，杨尚奎为了主席休息，和毛泽东告辞。
毛泽东表示：“明天再谈。”
杨尚奎因为第二天江西省委要召开常委会需赶回去，委托史梓铭陪同毛泽东在九江的活动。毛泽东对江西工作的要求，也由史梓铭向省委传达。毛泽东同意杨尚奎的安排。告辞后，杨尚奎立即乘车返回南昌。②
20日下午，毛泽东在罗瑞卿和铁道部副部长武竟天的陪同下视察九江市容。
他们三人身材都很高大，走在一起更显魁梧。罗瑞卿负责保卫工作，他多次劝主席上车，毛泽东没有理会，继续往前走。他们沿着滨江路，边走边说，边看边谈。
时间长了，群众认出了毛泽东。在中心大街的尽头，迎面涌来了潮水般的群众，这时罗瑞卿要毛泽东向左转，进了一个小胡同。已安排好的小车停在那里，大家马上乘车离开。这次视察没有像在武昌那样，被无数围观群众挡住了去路，这是罗瑞卿的一次巧妙部署。毛泽东常批评保卫人员，说是用铁板把他和群众隔开，不让他看到社会情况，这次在九江，算是大饱眼福了。
毛泽东由步行改为乘车，继续在九江市区游览、视察。不一会，到了甘棠湖。毛泽东下了车，登上了湖旁的一座小山。在那里，向南仰望庐山。史梓铭跟在毛泽东的后面，向他介绍庐山。
毛泽东注视着云雾缭绕的群峰，感慨地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曾经把庐山作为“围剿”红军的大本营，亲自坐镇指挥对中央苏区的军事进攻。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只隔了十几年，庐山落到了共产党的手里，成了人民的天下，这不能不是对他莫大的嘲弄。随后，毛泽东问史梓铭：“现在上庐山的交通条件如何，是不是还要靠人抬轿子上去？”
“从九江到庐山的公路，正在修建，今年可望通车。”史梓铭回答说。
“那就好。这样，有更多的人民群众可以上庐山游览、避暑，也给今后外国游人提供了方便。你们办了一件好事。”毛泽东说。①
20日下午，毛泽东乘舰艇去南京。受江西省委的委托，史梓铭陪同毛泽东前往。毛泽东得知，护航舰“洛阳”号上的士兵希望主席不要光在“长江”舰上，也能到“洛阳”舰上来。他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于是走向“洛阳”舰。服务人员把主席的床板也扛到了“洛阳”舰。毛泽东在“洛阳”舰上睡了一宿。
下午4点多，毛泽东乘坐的军舰缓缓离开九江港。一路上，他继续和史梓铭交谈。
毛泽东向史梓铭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正在大规模地开展，工业战线急需干部。如果从地方上抽调一批骨干，加强工业建设，对地方工作是否会有影响？
史梓铭回答：“虽然有些影响，但不会很大。”
“为什么呢？”毛泽东问。
“三年多来，各地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培养了不少干部，即使抽走一批干部，也可以马上补充上去。”
毛泽东对史梓铭说：“今年，是我国大规模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年。国家建设，包括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文化建设，而以经济建设为基础。我们各级领导，一定要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熟悉经济工作，取得经济工作的领导权。同时，还要下决心抽调大批干部到经济战线，加强经济战线的领导力量。这次我到几个省走一走，就是想听听下面的意见，从而有助于中央作出正确的决策。”
沿着江西和安徽的边界，三艘舰艇在滚滚长江里顺水而下。毛泽东跟大家谈道，为了夺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要在指导思想、工作方式、组织领导等方面来一个转变。战争年代，我们一切为了前方的胜利，各项工作都围绕着武装斗争进行，包括抽调大批干部到军队中去，以加强对军事工作的领导。现在，我们提出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也必须坚决地从各方面抽调优秀干部，安排到工业战线上去，把他们培养成工业建设的骨干。毛泽东还谈道，我们号称世界大国，可是，却只能造桌子椅子、造茶碗茶壶、只能种粮食、碾大米、磨面粉，却不能造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这样下去，非挨打不可。所以，我们全党要统一认识，下决心把工业生产搞上去。
杨尚昆、罗瑞卿、史梓铭等围坐在毛泽东身旁，聚精会神地听他侃侃而谈。
毛泽东向史梓铭了解农村春耕、备耕的情况。他问：“农民分到了土地，春耕准备得怎么样，还有哪些问题？”史梓铭认真作了回答。
毛泽东说：“全国二十几个省市，除个别地区外，绝大部分都已完成了土地改革。农民获得了土地，免去了向地主交纳苛重地租，必然会激发生产热情。因此，我们要因势利导，采取各种措施帮助农民多打粮食。只有把农业搞好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才能有牢固的基础。所以，你们统筹考虑，帮助困难户搞好备耕，这做法要坚持下去。”又说：“我们共产党领导农民完成土改，是为了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考虑的是农民的根本利益。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后，我们共产党帮助他们发展生产，也是从农民的利益出发的。这一切，都体现了共产党的宗旨，也成为广大农民群众拥护共产党的最主要的因素。”
“主席，农民还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史梓铭说。
“什么问题？”毛泽东问。
“农民分到了土地，发了地契，理应交地契费。可是，眼下农村正值春荒，所以，农民要求秋收割了稻子再交。”
毛泽东思忖片刻，很干脆地回答：“农民的要求不过分，可以在秋收后再向政府补交地契费。”说完，又补充一句：“小史，你可以把这个意见转告江西省委。”①
晚上9点多，军舰在安庆江面停泊。
安庆地委书记付大章、市委书记赵瑾山来见毛泽东。毛泽东问付大章：一天工作多少时间，付大章回答：工作十几个小时。毛泽东点了点头说，做一个地委书记没有十几个小时，工作是干不完的。毛泽东看天色已晚，对付大章说：“今天晚上不谈了，明天再找你谈。”毛泽东问付大章家中还有什么人？明天能不能跟他一道走？有什么困难？工作能不能离得开？付大章说没问题。毛泽东笑着说，好！②
21日上午9点，毛泽东离开“洛阳”舰，临行前，同两条舰上的海军战士合了影，又同随行干部合了影。
11点，付大章和赵瑾山跟随毛泽东到江岸上察看江堤。为了摸清情况，还找来长江治理委员会负责人林一山。
毛泽东指着长江问林一山：历史上此段长江最大洪峰的流量是多少？他详细地询问长江的流量、含沙量等情况，并与黄河作了比较。毛泽东问了马当一段国民党败逃时破坏航道的情况和现在恢复的情况。当听说安庆上下400公里的一段，由于国民党不顾人民死活，长期不作治理，造成江岸崩塌严重，有的航道快要冲破堤岸，与后面湖泊相通时，毛泽东非常关心，说：你们要像治理黄河一样，设法把长江控制住。
然后，毛泽东在江堤边散步，他站在江岸久久地望着振风塔，详细地询问塔的历史、结构，问到安庆为什么叫宜城。他又走到群众的菜园地，一边走，一边点着蔬菜的名字，并向人们询问群众的生活情况。①
午饭后，军舰启航向芜湖、南京驶去。毛泽东继续同林一山谈话。
毛泽东漫步在甲板上，对林一山说：要驯服这条长江，一定要认真研究！这是一个科学问题。长江的水文资料，你们掌握得怎么样？
林一山汇报说，我们已经组织了一支力量，整编了长江历年的水文数据，这些数据页以万计，重以吨计，通通作了整理。但由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时期打了多年的内战，干支流、上下游各站的记录，时有残缺，互有矛盾。因此，在整编过程中，我们不得不采取各种方法辨别真伪，做些延伸或插补，有些记录还不得不用人工的方法去“塑造”洪峰。毛泽东听到这里，风趣地说：这个方法真有趣。毛泽东对水文数据很重视，问得很详细。在1962年夏天长办资料大楼发生爆炸事故，主席当时在武昌，他知道后，要王任重打电话给林一山，询问数据受损失没有？当他得知资料未受损失时，还指示要把原始资料和整理好的成果复制四份，分藏各地，以防意外事故造成损失。
接着，毛泽东又问到长江流域的气象特点是什么？暴雨区的分布怎样？
林一山一一作了回答。他着重汇报了位于湘赣南部的南岭暴雨区以及位于四川盆地周边的四川暴雨区，说明前者是在3至6月间先降雨，赣江水系和湘资沅澧水系开始涨水，随着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继续向大陆腹地延伸，到7至9月。暴雨出现于四川盆地，两个洪峰正好错开。如果川水洪峰到达中下游时，中下游也发生暴雨，往往极易造成严重的洪水灾害。
毛泽东马上问：长江水灾成因主要是什么？林一山回答：是暴雨。毛泽东又问：长江流域暴雨成灾最严重的地方在哪里？林一山回答：“根据资料，1935年7月1日开始的一次暴雨，中心在湖北省五峰县，降雨量达1500毫米，一夜淹死了汉水中下游八万余人，澧水下游四万余人。至于‘川西天漏’地区，年降雨量可达2000余毫米。”
毛泽东听后说：“真了不得！”说着转过身去对一路陪同的公安部长说：“罗瑞卿同志，你这个高个子有多高啊？”罗瑞卿说：约有一米八几。毛泽东说：“长江真能下雨，有的地方年降雨深度，比你罗瑞卿这个高个子还要高！”毛泽东以极大的兴趣，多次询问有关气象水文和洪水成灾的种种问题，问得十分细致，十分深刻。
回到船仓，毛泽东还在考虑长江问题，他询问长江规划的各种问题，并且问道：“怎样才能解决长江的洪水灾害？你有什么设想？怎样才能除害兴利？”
林一山展开《长江流域水利资源综合利用规划草图》，汇报了长江防洪的初步设想，指着图上大小水库说，我们计划在长江干流及其主要支流上逐步兴建一系列梯级水库，拦蓄洪水，综合利用，从根本上解除洪水的威胁。林一山时而讲，时而被问，时而默记主席的指示。毛泽东凝视着地图，从青藏高原的长江源头、莽莽昆仑、金沙江、大渡河、岷江、嘉陵江、乌江、湘江、汉江、赣江直到上海、长江口。一直到深夜才听完汇报。
毛泽东在图上画了一个大圆圈，说：“太好了！修这许多水库都加起来，你看能不能抵上三峡这个水库。”
林一山说：“这些水库都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
毛泽东伸出手，指着三峡口说：“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就先修那个三峡水库怎么样？”
林一山说：“我们很希望能修三峡大坝，但现在还不敢这样想。”
毛泽东笑了，说：都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你不是也这样说了嘛！
林一山汇报了在30年代，美国工程师萨凡奇的“Y．V．A计划”（扬子江流域开发管理局计划）。毛泽东问林一山当时的造价，林一山说要13亿美元。毛泽东向罗瑞卿同志问了美元比价，自己算了一下，表示造价不算高，同时毛泽东又问了工期、基础地质条件等许多问题。
毛泽东又问付大章：淮河的水位比长江的水位高多少？提出把合肥附近的将军岭切开，在洪水季节把淮河的水调一部分到长江来，以减轻淮河下游的压力。又说：黄河下游一带有个水源不足的问题，应该引丹（江）入黄（河），就是说把长江一个支流的水调到黄河去。①
谈完长江问题，付大章开始汇报工作。为了汇报，付大章带了不少材料。毛泽东说：今天不要你们汇报工作，你们想想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随便谈谈。付大章汇报土地改革后对搞合作化缺乏经验，希望中央组织人到苏联参观一下。毛泽东说：自己要在实践中创造经验，各有各的情况。到苏联参观的人太多，人家也不方便。
当汇报到土改后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情况时，毛泽东指出：要搞好革命的转变问题。他形象地扳着指头数着说：譬如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十项任务，现在已经完成了七八项，那么要不要到把这十项任务都做完了，再去搞社会主义呢？不是，而是那些条件成熟了，现在就要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工作。我们是革命阶段论者，但两个阶段不能截然分开。
毛泽东问：土改后农民生活还有哪些困难？付大章说：农民手中无钱，迄今还是以物易物做交易。毛泽东点点头，记下了付大章反映的问题。毛泽东对付大章等人说：做工作不能简单化。他说，刚到陕北，当时开展反对张国焘的斗争，有个指导员给连队战士上政治课，讲张国焘的错误。一个战士站起来说，你讲张国焘坏，我看还不是那样坏。这个指导员向主席反映，主席向他解释，你不要急。你讲张国焘坏，这个战士还没有理解，要耐心细致地做工作，让战士从我们的行动上，看到中央是正确的，张国焘是错误的，这要有个过程。要等待，不要简单化。
当汇报到大别山区的老百姓有很多得大脖子病时，毛泽东说：这个病是饮食缺碘造成的，多吃海带可以防治。
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也赶到安庆，见了毛泽东，并且要求毛泽东给《安徽日报》报头题字。毛泽东说：“你们什么事都找我。”但说后还是提笔题了字。
傅大章讲到高敬亭长期在岳西一带坚持斗争，群众反映是好的。经常提到他，他有错误可以整整风，是不是应该杀？毛泽东讲：高敬亭不应该杀，是戴季英搞宗派捣的鬼。后来中央识破了，即发电报指示不要枪毙高敬亭，但电报到时已晚了。
毛泽东问傅大章：陈独秀家在什么地方？
在怀宁独秀山脚下。
毛泽东问：独秀山是因陈独秀而得名，还是陈独秀因山而得名？傅大章答：陈独秀是因山起的名。毛泽东问：陈独秀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傅大章答：陈独秀有个儿子陈松年在市窑厂工作，当技师，生活上比较困难。
毛泽东说：生活有困难可以照顾。毛泽东讲道，陈独秀早期对传播马列主义是有贡献的，后期犯了错误，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1935年，陈独秀出狱后。中央派人做他的工作，争取他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希望他发表个声明承认错误，但陈独秀拒绝了。
毛泽东问到光升（光明甫）还在不在？傅大章说：在，是个民主人士，总的来讲不错，只是1948年帮助过李宗仁竞选中华民国总统。毛泽东说：我在武汉革命政府和他共过事。①
21日晚上，军舰驶抵芜湖。芜湖地委书记张世荣、市委书记姚克登舰。
毛泽东同张世荣边握手边问：“你叫什么名字？”张世荣回答：“我叫张世荣，名字有点封建。”毛泽东微笑着说：“不封建。世荣，世界荣华嘛！”毛泽东又问：“芜湖离南京有多远？情况如何？”张世荣说：“离南京很近，不到100公里。芜湖成立了中共地委、市委。政治社会情况良好。”主席对坐在身旁的罗瑞卿说：“你说芜湖离南京太近，原是国民党控制区，情况很复杂，不能住。据老张讲的情况看，事实不是这样。解放已经几年了，经过镇压反革命，现在政治、社会情况很好嘛！”这次接见时间很短。②
船快到南京时，毛泽东又找林一山谈话。毛泽东说：“三峡问题暂时还不考虑开工，我只是摸个底。中央分管这项工作的同志，你也不需跟他讲，但南水北调工作要抓紧。”
船到南京后，毛泽东和林一山告别，他握住林一山的手说：“好，我算是了解了长江，了解了长江的许多问题和知识，学习了水利，谢谢你！”③
22日凌晨1时，军舰抵达南京下关大兴码头。特地从上海赶来的陈毅、谭震林、柯庆施、唐亮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在这里迎接毛泽东。
谭震林对主席说：“主席，你要保重身体啊！有事我们可以去北京向你汇报嘛。”
毛泽东说：“还是自己下来走走好，心中有数么。”
毛泽东在西康路33号省委招待所中楼下榻。稍作休息，毛泽东听取了华东军区和江苏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的汇报。他对江苏的工作还是满意的，尤其对南京市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所取得的成果非常高兴。但同时又指出：“南京是一个臃肿庞大的特等消费城市，是为官僚机构服务的城市。蒋介石搞了一点装配工业、修理工业，那是为了装门面的。一定要把南京改造成为生产城市。要利用南京原有的工业基础，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利用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来恢复和发展生产，还要搞点轻工业。”①
22日下午，毛泽东在玄武湖畔接见了省级机关部、委、办、厅、局的负责人，以及正在南京参加会议的各地、市、县委的书记们。随后在陈毅等的陪同下游览了玄武湖。
23日上午，毛泽东来到紫金山麓，凭吊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陵墓，毛泽东鞠躬默哀。而后，认真地观看镌刻在四周墙壁上的《建国大纲》。
陈毅见毛泽东伫立已久，怕他受累，便上前说道：“主席，还有几个地方呢！”
“噢，噢。”毛泽东满口应允，却依然一块一块细读碑文，直到读完才走进祭堂后的墓室。
柯庆施站在毛泽东身旁，小声介绍说：“这穹窿状的墓室，直径约16米，室顶图案是国民党的党徽。”
毛泽东抬头细细地望了一阵，说:“那中山先生遗体安放在何处？”
“这上面的白色卧像是大理石刻制的，安放孙中山先生遗体的紫铜棺就在卧像下面五米深处。”柯庆施指着孙中山卧像回答说。
毛泽东朝孙中山卧像久久凝视，半晌没有说话，然后，无限感慨地长吁一口气，又背着手，绕着墓穴转了一圈。
走出祭堂，来到外面宽大的平台上。毛泽东双手叉腰，举目远眺，他不言不语，徜徉良久。
从中山陵出来，毛泽东一行的车队驶到中山陵八号原孙科公馆稍事休息。忽然门口出现了大片人群，他们是工人、学生和附近的居民。“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不断。
负责警卫的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洪沛霖急忙向柯庆施等人报告。他们几人正在商量时，陈毅走过来听说后，沉吟片刻说：“我来！”说着便大步朝外走去。
陈毅朝着人群大声说：“你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主席今天已经很疲劳了，要爱护主席的健康。”
激动的人群还是不肯散去。罗瑞卿同南京市公安局局长黄赤坡和洪沛霖简单商量了一下，来到人群面前大声说道：“为了毛主席的安全和大家都能清楚地见到毛主席，我们应该有秩序地站成行。”
在警卫人员的安排下，人群很快排成长长的两列，坐在草坪上。
毛泽东从里面走出来，在陈毅、罗瑞卿、谭震林、柯庆施等陪同下来到群众中，毛泽东精神抖擞，满面笑容地向群众频频点头。
“毛主席万岁！”群众欢呼着。毛泽东披着军呢大衣，摘下草绿色的呢军帽，高高举过头顶，在空中不停地挥动，向群众致意，用那湖南腔洪亮而又有力地高呼：“人民万岁！祖国万岁！”他健步走入欢呼的人群中，热情地握着向他伸来的千百只手。
回到驻地，毛泽东喃喃自语：“这就是人民啊，他们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①
拜谒中山陵之后，毛泽东视察了紫金山天文台。
毛泽东一行车队沿着蜿蜒起伏的东郊公路，来到紫金山脚下。因山势太陡，道路狭窄，大家纷纷下车，换上了越野性能较强的苏制“嘎斯69”吉普车向山顶前进。
抵达山顶时，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孙克定迎上来，欢迎毛泽东的到来。
孙克定陪着毛泽东等人首先来到大观测台。毛泽东在大观测台的平顶上来回踱步，举目远望，不觉有些激动，他自言自语道：“是虎踞龙盘今胜昔啊！”
大观测台在南京沦陷时，遭到日本侵略者的严重破坏，当时仪器还没有修复，所以孙克定只简单地向毛泽东介绍了天文望远镜的性能和作用。
毛泽东问道：“世界上最大的望远镜有多大？”
孙克定回答，“美国芝加哥大学所属耶基思天文台的望远镜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折射天文望远镜，长达18.9米。苏联设计了一架使用反射镜的望远镜，直径为6米，它的一块镜片重达70吨。如能顺利制造出来，那将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操作的望远镜。”
毛泽东点点头。接着，毛泽东又观看了几件古代天文仪器。他拍拍东汉的浑天仪，对孙克定说：“这些仪器过去是为帝王服务的。现在回到人民手中了，你们要为人民服务。”
从大观测台上下来，毛泽东一行穿过一片树林，来到最东面的小观测台。那天云层比较厚，为了看太阳黑子，等了一段时间。毛泽东抬头看看天，转过身子说：“我们要看太阳黑子，它害羞了，不让我们看。天公不作美，帮了它的忙。”
在天文台陈列室里，孙克定叫工作人员取来一块褐色的石头，介绍说：“这是1952年在如皋发现的陨石。”
“哦，地球外面来的客人嘛。”毛泽东不无幽默地说。他拿起陨石，仔细端详，反复看了好长时间，然后慢慢地放回托盘里，沉思着说：“世界、宇宙是物质的。”
天文图片展览室里陈列着我国天文科学家的劳动成果和新的发现。当毛泽东看到这里陈列的哈雷彗星的图片时，用手指点着说：
“看起来哈雷彗星是个庞然大物，其实它很空虚！”随行人员都被毛泽东的话逗笑了。
毛泽东说：“幸亏它质量小，不然这个扫帚星早把我们所在的地球扫掉了，不知道扫到哪里去了！”毛泽东的话又把大家的笑声推向高潮。①
走出天文台，毛泽东一行观看了当年太平天国革命军与清军浴血奋战的天堡城遗迹。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在西柏坡时，我就提出来，要大家看《闯王进京》，看来这出戏今后还要看。太平天国革命历史也要建个博物馆，这是极有意义的。”
毛泽东信步走到一处山峰，坐在一块石头上，俯瞰南京，说：“南京这个地方，我看是个好地方。但有一位先生，他叫章太炎，他说龙盘虎踞‘古人之虚言’，是古人讲的假话。看起来，这在国民党是一个虚言，国民党在这里搞了几十年，结果被人民赶走了。如今，它在人民手里，我看完全是实言，是现实，南京还是个好地方！”
下山时，毛泽东弃车徒步往下走。正好经过明孝陵朱洪武的墓，毛泽东从一个未关闭的东门走了进去，在墓的正北面，有一坐北向南的墓堂，大概是过去拜祭朱洪武的地方。墓堂不算大，在北墙山的中央部分画着朱洪武的全身像，毛泽东说：“朱洪武是个放牛娃出身，人倒也不蠢，他有个谋士叫朱升，很有见识，朱洪武听了朱升的话，‘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最后取得民心，得了天下。”①
毛泽东从明孝陵下来，又遇到不少工人在此等候，要求要见毛泽东。省委负责人建议毛泽东乘车从工人中间经过，毛泽东不同意，执意步行来到工人们中间和大家见了面。
回到驻地，省委负责同志为了毛泽东的健康，让他回卧室休息。
晚上，毛泽东请华东和江苏的负责同志吃饭，饭后召开座谈会。
参加座谈会的有谭震林、柯庆施、江渭清、管文蔚和应毛泽东的要求请来的基层同志泰兴县委书记沙克。会议开始，由柯庆施介绍江苏工作情况，毛泽东不时插话，询问华东和江苏的具体情况。座谈会时间很长，内容从党内到党外，从国家到地方，从政治到经济。谈到江苏的水利，江苏的土产，毛泽东对养猪多，利于农业生产印象深刻。谈到江苏的粮食征购和查田定产，毛泽东说：查田不是查命，搞不好，不算数，要准备五年搞好。毛泽东说：在中央征购粮的计划基础上进行调查、指导和定产，党委要起政治部的作用，弄不好，要作检查。
在座谈会上还谈到党的八大的准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新“三反”等问题。半夜两点钟，陈毅来催主席休息，毛泽东说：没关系，陈军长你坐下来谈谈。到凌晨3点，毛泽东才说：好吧，就是大家谈的几条，把它记下来。毛泽东亲自把要点记下来，座谈会才结束。②
24日下午1点，毛泽东检阅海军舰艇部队。
毛泽东抵达南京与陈毅交谈时，讲了他察看“洛阳”、“长江”舰的感觉，他对海军舰艇很满意。
陈毅笑着说：“还有好的呢？要不要调来请你一齐看看。”
毛泽东欣然应允。停泊在上海的“南昌”舰和“广州”舰接到命令，立即装满油、水，开赴南京下关码头。
南京下关码头边整齐地停靠着“南昌”、“广州”、“黄河”舰，和101、104鱼雷快艇。
毛泽东身穿浅灰色夹大衣，头戴浅色便帽，由陈毅、罗端卿、张爱萍等人陪同，观看了“黄河”、“广州”等舰，然后走过“广州”舰甲板，来到“南昌”舰。
毛泽东走进会议室，听取有关负责同志的汇报，不时提出一些关于海军建设中的问题。
毛泽东得知海军大多数同志来自陆军时，问：同志们都安心海军工作吗？
舰长曾泉生告诉毛泽东：他们现在已经习惯了，都愿意干海军。大陆已经解放了，都希望能参加解放台湾。
毛泽东说：还有帝国主义哩！他说：我们国家穷，钢铁少，海防线很长，帝国主义就是欺负我们没有海军，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大都是从海上来的。
毛泽东说：你们是海军了，干海军就要不怕风浪，一定要到大海里去锻炼。
对原国民党海军人员，毛泽东说：要多从政治思想上帮助，团结他们，共同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十分关心舰艇部队的物质生活情况。他说：“在海上生活，体力消耗大，应该有足够的营养，以保证他们的健康。”毛泽东也很关心从陆军调来的老同志的学习情况，对“南昌”号军舰上的一些同志说：“我听你们肖劲光司令员讲，有人瞧不起你们，说你们是土包子，不能干海军。我说没有关系，我们有高度的阶级觉悟，有丰富的战斗经验。过去我们爬雪山、过草地都过来了，遇到这么点点困难还不能过来？”
毛泽东问他们对海军技术学得怎么样？当听到“不论干部战士，基本上都掌握了技术。”他高兴地说：“好、好、好。要边学边用，边用边学嘛。没有文化的学文化，没有技术的学技术，技术也是可以学会的。我们建设人民海军，就是要靠政治思想好又有技术的人。”
毛泽东对海军武器装备的情况十分关心，仔细询问了当时造船工作的情况。当了解到军舰所需要的技术装备还不能自给时，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可以自己制造嘛，光靠人家是不行的，海军的建设一定要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听说有人认为海军技术装备复杂，我们又没有建设海军的经验，要全盘地不走样地向外国学时，毛泽东说：“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但是，不要认为什么都是外国的好。海军是有自己的特点的，但是不能强调海军特殊。我军好的传统要发扬，不能丢！”
毛泽东多次询问海军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他说：“海上也有群众，渔民就是群众。要依靠渔民，不要脱离群众。要到渔民中去，和渔民打成一片，一定要搞好军民关系。”
毛泽东还与干部们进一步谈到海上作战的战略战术运用。对于作战原则，他说：事物不是静止的，战争也是在发展的，任何时候都不要机械搬用，需要因时因地灵活处置。
听完汇报，毛泽东检阅了海军舰艇部队。
曾泉生请求毛泽东为“南昌”舰题词。毛泽东欣然答应。提起笔一挥而就：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然后，毛泽东与全体舰员合影留念。①
有一种说法：毛泽东到南京后，本来打算去上海。但就在毛泽东在南京的这两天中，国民党飞机大规模出动，轰炸了上海。于是他决定改变行动路线，返回北京。所谓“国民党飞机大规模出动，轰炸了上海”，查当年的报纸并无报道。这样的事是不可能不上报的。那么是否还有别的原因？
后来查到1978年8月22日《解放日报》上有一篇黄赤波的文章，题为《追忆罗部长对上海公安工作的关怀》，其中谈道：
1953年，罗部长陪毛主席从武汉到达南京。他把我和江苏省公安厅的一些领导同志找去，详细检查保密保卫措施，并通知我，中央决定调我去上海工作。他嘱咐我：“上海是帝国主义的老巢，杨帆包庇了很多坏人，那里的对敌斗争形势很复杂，你去后一定要把上海的公安工作搞好。”在同潘、杨的斗争中，罗亲自审查和批阅潘、杨案件的材料，多次要我和上海市公安局其他领导同志去京，听取汇报，研究案情，检查和部署工作。他指示我们上海公安部门要“边战边建”。从全国各地调来大批有斗争经验的干部，同时对杨帆包庇下来的，甚至混入公安内部的反、特进行了严肃处理。
杨帆事件已经平反，但这段回忆也许能为我们解开毛泽东为什么改变了去上海的打算，做某种解释。
下午4时，“南昌”舰在浦口靠岸。铁道部长滕代远已在这里等候。毛泽东一行在这里乘专列北上。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苏州市委书记刘中、苏州市市长李芸华登上了专列。毛泽东说：叫你们来，是想了解苏州市的一些情况。苏州在历史上就是一个著名的城市，苏州的手工业是很发达的，你们苏州的苏笛、苏锣，还有苏绣、丝绸、戏装等都颇有名气，这些都是面向全国的。恢复生产对全国其他地方有影响，要抓紧生产的恢复工作。毛泽东问：现在苏州群众的生活怎么样啊？刘中、李芸华汇报了苏州手工业生产的恢复情况，刘中、李芸华说：苏州的大工业很少，还是一个消费性城市，现在苏州有42万人口，吃饭的人很多，光车夫、保姆、茶房等等就不少。苏州解放后，这些行业都清淡了，所以一部分人生活很困难。毛泽东说：要抓好生产的恢复发展工作，还要抓好商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还有苏州的园林工作等也要抓好，要逐步解决好群众的生活问题。注意向自力更生，生产自救的方向引导。
毛泽东说：苏州的文化水平很高，你们苏州历史上还出过许多状元，仅明清两个朝代，苏州大约出了20个状元。还说苏州的古迹、历史文物都很丰富。苏州的城墙怎么办？你们是怎么想的，方针、政策是什么？刘中、李芸华说：这个问题我们议论过，总的是城墙要拆掉，但要保存有保留价值的部分。如在建筑学上、在观赏方面有价值的和有纪念意义的部分。毛泽东点了点头，说：这些要注意保护。
毛泽东问：你们街道工作做得怎么样啊？李芸华说：当前主要是生产自救等，其他不太清楚。毛泽东说：现在街道当中各种人都有，那可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要做些调查研究，把有才能的人都动员起来，发挥他们的才能，为经济建设服务。你这个市长的家可不大好当啊！特别是苏州这个地方，搞好街道工作非常重要。武汉的街道工作做得就不错，街道是宣传执行党和政府方针、政策的重要阵地。不是一部分人的生活很困难吗？对他们要救济，组织他们自力更生、生产自救。还有社会治安、爱国卫生运动、调解群众之间的关系等等工作，街道都要去做。
毛泽东说：今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要发展生产，搞经济建设，不是需要资金吗？要多方筹集资金，把闲散的资金都吸收起来。现在群众在银行的存钱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李芸华说：最近群众在银行储蓄有下降的趋势。毛泽东问：为什么？李芸华说：上级银行变更规定，有对群众储蓄不够方便的地方，影响了储蓄款的吸收。毛泽东说：这不好吧！说着把这件事记在本子上。此后不久，上级银行发来通知，改进了储蓄工作，到4月份银行储蓄存款就开始上升了。
谈话后，毛泽东说：今天晚饭我请客。晚饭是三个人围着一个小方台子，四样普通的菜，其中有一样是有辣子的，每人一碗红豆米饭，一盘馒头，一小杯葡萄酒。毛泽东说：你们辛苦了，来，先喝一杯酒。刘中、李芸华说，主席请！干杯后，毛泽东又说：时间很晚了，你们饿了吧，指着一个辣子菜说，你们吃不吃啊？不敢吃就吃别的。毛泽东还说：现在群众生活还很苦，我们要认真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
晚饭后，毛泽东送他们到休息室。罗瑞卿、杨尚昆、谭震林等都在这里坐着，毛泽东还念念不忘银行储蓄工作，他问大家在银行存了多少钱。有的说十元，有的说八元。当问到谭震林时说，谭老板你在银行存了多少钱？谭震林说，存了30块钱。毛泽东说：哦，你可是一个“富农”啰！一句话引得大家都笑起来了。①
25日，专列到达徐州。毛泽东说：你们是住在这里还是就回去，要回去，由吴副部长（铁道部）给你们安排。至此，刘中、李芸华向主席告辞，并说连夜回去。
毛泽东在徐州又接见了市委书记华诚一、副书记柳林。在听取了他们的工作汇报后，毛泽东说，要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在谈及工商业税收问题时，毛泽东说：要按照资本家的情况，实行多等多级。毛泽东在徐州还凭吊了淮海战役战场。②
专列途经济南，晚上，到达天津。
26日9时许，毛泽东在黄敬、罗瑞卿、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天津市委负责同志黄火青、吴德、李耕涛，以及市公安局局长万晓塘等陪同下视察天津汽车制配厂。
毛泽东下车后，黄敬连忙将天津七区区委书记、区长石国珍和汽车制配厂厂长李玉盛等一一向毛泽东介绍。毛泽东握着石国珍的手问：“你到这个区多久了？年龄多大啦？”石国珍回答：“我到这个区不到一年，现在29岁。”毛泽东转问黄火青天津市的干部状况后，说：“你们要注意多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做领导工作，做到后继有人。”
毛泽东握着李玉盛的手问：“你担任厂长多久了，钻进去了吗？”李玉盛回答：“我一进城就在这个厂工作，对工业这一行，正在钻。”毛泽东笑着说：“你回答得好，就要好好去钻。”
黄敬、黄火青、李玉盛等请毛泽东先休息一下，再看车间。毛泽东不肯，说：“不休息，还是先看吧！”
毛泽东从生产毛坯的铸工车间开始，走遍了全厂八个车间。在视察过程中，他对原材料来源、生产各道工序、产品名称、产品用途等都问得很仔细，既听黄敬、李玉盛介绍情况，又不断和工人交谈，几次嘱咐：“你们要积极生产，要注意安全。”
毛泽东在一个多小时的视察中，反复地对黄敬、黄火青、吴德等同志讲，我们这些人都是农村来的，打仗、发动群众搞土改，还有些经验，现在我们夺取了大城市，解放了全中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依靠工人阶级发展生产，学会管理城市，学会领导生产，做好经济工作。不这样，我们就站不住脚，就会失败的。毛泽东指着黄敬说：“你这个部长，学管理城市，钻研工业，是带了头的。”毛泽东转身对黄火青、吴德、李耕涛同志讲：“天津是个大城市，工商业仅次于上海，你们要在这个好的基础上，把天津工商业搞好。”毛泽东说：“我们要依靠工人阶级，就要教育他们学文化、学技术、学政治，使他们真正成为我们发展生产、管理经济、治理国家的主人。”
视察结束，大家劝毛泽东到厂接待室休息一会儿，毛泽东仍然不肯。这时，厂内职工纷纷汇集到厂院，拥在毛泽东周围，高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不断招手，向职工们致意。①
视察天津汽车制配厂后，毛泽东离开天津。
当天，毛泽东回到北京。
27日，返回北京的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讲了他这次视察的情况，讲了在湖北视察时同孝感地委负责同志的谈话。他说：“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我给他们用扳指头的办法解释，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10年到15年走完。我让他们把这话传到县委书记、县长。在10年到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水到渠成，防止急躁情绪。”②
4个月后，毛泽东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8月12日，他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批判了当时党内存在的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又提到：“最近我去武汉、南京走了一趟，知道了很多情况，很有益处。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以后还要出去走走。中央领导机关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够制造出产品！”毛泽东说：“本来中央各部发出的东西，应当是上品，现在是次品，并且有大量产品根本没有使用价值，大批报废。”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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