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施政纲领
1965年1月，毛泽东主持制订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是一个纠正社教运动“左”倾的文件。但“清经济、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并且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疑“四清”运动带有浓厚的“左”倾错误的阴影。好在“二十三条”还规定了一些宽松、求实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政策，为胡耀邦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上和政策上的依据。胡耀邦举起宣传和贯彻执行“二十三条”的旗帜，先后提出“解放思想”、“解放人”和“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系列观点与措施，进行了他的务实改革。
中共陕西省委传达和贯彻落实“二十三条”的工作会议，于1965年1月18日至28日在西安举行。胡耀邦于1月22日发表了长篇讲话，并在会议前后，先后向西安的大学师生、中学教师、新闻界、文艺界、驻陕部队、民主党派作了宣讲“二十三条”的讲话。这些讲话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解放人。
胡耀邦在大小会议上反复说：“现在有不少干部思想不解放，精神不振作，五心不定，束手束脚；甚至整天愁眉苦脸，提心吊胆，挺不起腰杆；在会上不敢讲话，勉强提一点意见，吓得面无人色，这样的精神状态怎么能够把工作搞上去！”“要教育干部解放思想，清除顾虑，立大志，鼓干劲，往前赶，向前奔。”
胡耀邦还提出“不强求统一”。他说：“情况这么复杂，总的工作原则必须一致，方针政策上统一于“二十三条”，具体做法允许各地、各单位参差不齐，不去强求统一，不能要求省委规定许多具体杠杠。这样就解放思想了。……领导一解放，大家都解放了。”
胡耀邦说，“二十三条”在反倾向斗争那一条里，只是指出：“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么反什么。”在讨论中，许多干部指出：“看不出当前主要反对什么倾向。”胡耀邦明确地回答：“在当前主要是反‘左’。”
胡耀邦不赞成林彪提倡的学习《毛主席语录》，不赞成样样突出政治，他在省委一月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学习毛泽东思想，“不是片言只语地学，而是全面领会，活学活用。我不赞成学《毛主席语录》，主张学原著。因为毛主席的话，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针对一定的情况和问题讲的。《语录》把历史背景和针对性抽掉了，只留下几条干巴巴的结论，光学《语录》不学原著容易助长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
在一次非正式的谈话中，胡耀邦风趣地说：“不能样样事情都突出政治。政治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譬如：游泳的时候就要突出鼻子，不突出鼻子就会被水淹死。”
胡耀邦在西安交通大学和驻陕部队的讲话中说：“大学里有什么阶级斗争？”“军队里有什么阶级斗争？”“学校里、军队里的坏人不过百分之一，甚至百分之零点几。”后来有人批判胡耀邦“用缓和阶级斗争的办法去抓生产”，或是说“对阶级斗争原则肯定，具体否定”。这些话都说得不错。胡耀邦本来就不承认什么“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本来就不赞成人为地“把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他要求如实地分析和对待阶级斗争。在那些迷信阶级斗争的人看来，他就是“缓和以至否定阶级斗争”。
胡耀邦在省委一月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最主要的办法是什么，就是重新组织阶级队伍，重新教育人，改造人。”他又说：“惩办是个必要的不可少的方法，但惩办人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改造人，改造社会。”
胡耀邦还讲到几天前的一个故事。2月15日，胡耀邦在共青团中央一次会议上宣讲“二十三条”，17岁的女青年黄国玉递条子说：“我很讨厌我的家庭，我的父亲是花岗岩脑袋，改造不了。”胡耀邦说：“你爸爸现在大概是花岗岩脑袋，花岗岩下边是什么石？”黄国玉答不上来。胡耀邦接着说：“是石灰石，比花岗岩软了一点；石灰石下边是什么？是页岩。页岩下边是土壤，越来越软了，他那么顽固，你就顽固地做工作，可能会做好呢！”
胡耀邦也讲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他给“走资本主义道路”下了一个定义，就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腐化变质、做官当老爷”。这样自然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领导干部中的腐败分子和官僚主义者，而把工作中的持不同观点者排除在外了。
胡耀邦主张抓关键，抓大事，不抓细枝末节、鸡毛蒜皮。1月29日，他在陕西省和西安市文艺工作者大会上说：“要分清什么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什么是具体工作和生活作风上的缺点。不要把缺点当做道路问题，大题小做不对，小题大做也不对。”讲到这里，他顺手拿起一只有缺口的茶杯说：“缺点，缺点，只是缺了这一点，这个茶杯还可以用嘛！我们不能因为缺了一点就把它扔了。”
为了抓关键和解放大多数被整的人，胡耀邦提出“四个不反”和“六个不查”。“四个不反”，即“不反社员（一般农民），不反工人，不反学生，不反一般干部”。“六个不查”，即“不查一般阶级成分，不查一般男女关系，不查一般工作作风，不查农民中的瞒产私分和小偷小摸，不查市场上的小额交易”。当时，到处都热衷于抓男女关系问题，1月19日和20日，胡耀邦来到西安交大，针对当时幼稚的“左”的做法和大家谈心。他别开生面地说：“干部就要干，战士就要战，学生就要学。什么红专关系，叫哲学家越搅越糊涂。红就是红，专就是专！你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学习好，就是好学生！”“查什么男女关系？‘社教’不是让你们搞这个！我的要求就是遵纪守法，搞那么复杂干什么？男女之间就是有关系嘛！我们反对的只是道德败坏。但是，事实没有搞清楚的，不要主观臆断。领导干部道德败坏影响到党的威信的，要检查、批评甚至处理。社员、工人、知识分子中的男女关系问题，一般不查，主要是教育问题。”
胡耀邦还提倡“向前看”。1月22日，他在省委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很丰富。我觉得主要的，对实际工作有远大意义的有两条：一条，什么事情都要加以分析；一条，领导大家向前看。”他说，“许多事情，从时间上讲无非是三个：过去，现在，未来。过去的事情，有些弄不清楚，我的意思停下来，不要争了，因为有些情况讲不清楚，留下来，等待历史去解决，恐怕更稳妥。”
胡耀邦这些话，是有针对性的。当时，“左”倾分子老是纠缠和夸大历史旧账，什么“彭、高、习反党集团的流毒”呀，什么“土改、镇反不彻底”呀，什么“查三代查五夫”呀！仅仅一个习仲勋问题就株连了一万余人，而受彭德怀、习仲勋冤案、错案株连的人就更多了。胡耀邦提倡“向前看”就是反对翻那些是非颠倒或是非难分的历史旧账，留待历史去作结论。
在1964年秋冬的社教运动中，对于一些被认为有问题但却没有查清定案的干部和群众，采用了“隔离审查”、“集中训练”和短期限制自由等侵犯人权的错误做法。胡耀邦在省委一月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到处搞隔离，搞得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华县一个女学生来信说，省上有位处长把她软禁了3天，逼她承认乱搞两性关系。……你把人家软禁起来，你犯法嘛，你违反宪法，私自捕人，私设公堂，怎么能这样干？”他说，“对现在集中训练的人，不要虐待。‘二十三条’给他们看，让他们讨论。不要搞监视，不要当犯人看待。年假要照例给他们放假回家。怕什么呢？就是犯了严重错误也不怕嘛？你放假让他们和老婆、孩子团圆，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是老婆、孩子的问题，人民也不同情。”他还说，“严禁打人，严防逼供信，也不能用简单粗暴的做法和其他形式的体罚。说群众都主张打人，我不相信。”
胡耀邦讲话以后，全省受到“隔离审查”和“集中训练”的人都不再受虐待了，其中大多数人被放回家去，同亲人过了一个团圆的春节。到了2月中旬，除了有叛徒、特务嫌疑的人以外，各地的“集训班”都解散了，打人的事情也不再发生，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和农民得到了解放。
当时，“左”倾分子提倡“过革命化的春节”。不许吃好东西，不许拜年、送礼，不许闹花灯、社火。胡耀邦在春节座谈会上说：“过革命化的春节，不错。什么叫革命化？不是吃棒子面才算革命化。我们主张不要大吃大喝，但还有中吃中喝、小吃小喝嘛！他有点积蓄，过节多买点肉，娶了媳妇，多买一点东西，有什么不可以？大家忙了一年，节日看看朋友，走走亲戚，送点礼也可以，不算错，只要不拿国家的东西就行了。”
胡耀邦从政治上解放了人，又从生活上解放了人，这一年的春节，才使陕西人能够“欢欢喜喜过个年”。
胡耀邦在省委一月工作会议上说：“现在不是提倡过硬吗？民主也要过硬啊！我们陕西党的组织能否听坏话、反对的话，就是民主能不能过硬的标志。……我这一条很差，湖南蛮子有名的，讲话粗粗的，嗓子那么大，也是个纸老虎就是了。你们以后就把我看成个纸老虎，不对，就给我提意见嘛。……你说不敢说，说了一定挨斗，我看也不一定。你说你在省里挨斗，你写信告到毛主席那里去可能把你表扬。要树立这么一个榜样，对于敢于讲反面意见的加以奖励。”
胡耀邦还对群众运动讲了思虑已久的意见，他说：“我觉得现在有一种做法是非常危险的，就是只听少数积极分子的话，情况是他们提供，主意是他们出，事情也是他们办，而把广大群众当成哑巴，当成阿斗，少数人包办一切，多数人心惊胆颤，我说群众基本上没有发动。……积极分子也要讲民主，以大多数人的意见为意见，不能给积极分子以特权。我觉得我们有些地方历史上发动群众的经验是不足为训的。”
胡耀邦这一段话打中了党的历史上许多群众运动的要害，为什么许多群众运动不能代表大多数群众的真实意愿，群众运动变成运动群众，发扬民主变成形式民主了，其主要弊端就在这里。延安抢救运动和晋绥土改是这样，“大跃进”、社教运动也是这样。
胡耀邦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怎么搞，就是要依靠省、地、县委的工作队，依靠群众的大多数，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一下子就把政策交给他们。要开门见山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中央就是将‘二十三条’当成布告，到处张贴。这一着也是厉害，你不交我来交。”胡耀邦说，“一下去就开大会，把政策公开，有事就开，没事就不开，群众要求解决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对于分配公购粮，胡耀邦也主张一竿子插到底，同基层群众直接见面。他认为神秘化是隐瞒真情，弄虚作假，包办代替以至玩弄阴谋诡计的隐蔽所和遮羞布，所以主张政令公开。
在学术文化领域，胡耀邦主张正面教育和以多出成果为工作做得好不好的标志。
省委一月工作会议以后，胡耀邦就决定停止正在进行的文艺批判和学术批判。他主张文艺、新闻、科学、教育部门的社会主义教育，着重正面教育和学术讨论。对文艺界，他强调抓创作和演出。他说：“同志们都要勇敢地创作，创作出好节目来，演出好节目来。这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第一标志。”
当时，报纸上正在批判新编歌剧《蟠桃园》。胡耀邦风趣地说：“《蟠桃园》不好，指出它的缺点，要作者另写一个《樱桃园》嘛。不要多批了。”
以上这些，就是胡耀邦于1965年1月下旬在西安几次讲话中陆续提出的第一个施政纲领。
1965年春节期间，胡耀邦在陕西省委书记处会议上提出：现在干部思想不解放，缩手缩脚，顾虑重重，不敢认真执行“二十三条”。这种精神状态怎么能把生产搞上去。我建议春节以后，除了常务书记留在机关主持日常工作以外，书记处其他同志都下去，分别到各地、县委参加多次干部会议，直接宣讲和落实“二十三条”。省委书记处赞同胡耀邦的建议，并按陕南、陕北和关中东、西、中部分片负责，胡耀邦亲自去陕南开展工作。
胡耀邦同陕西安康地委书记韦明海一起，于2月5日至12日日夜兼程，在8天中走了安康地区10个县中的7个县，他同县、社两级干部开座谈会，开门见山地提出问题，征求意见，一个一个问题排队，一件一件事情处理。对于一些明显抓错了的人和处理错了的案子，胡耀邦说：“我们开一个省、地、县、社四级书记会议，四级都认为搞错了的，立即纠正，立即放人。这样做似乎不太符合组织程序和法律程序，可是，那些案件原先都没有经过什么组织程序和法律程序啊！采取断然手段纠正那些未经合法程序处理的冤案、错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后来，批判胡耀邦时，一位领导人讽刺说：“8天走了7个县，急急忙忙干什么？又不是救火呢！”其实，这个话歪打正着。胡耀邦当时确有救人如救火、救生产如救火的心态，那是“忧人之忧、急人之急”的公仆意识的自然流露。
胡耀邦走过陕南7个县以后，不仅对社教运动中的“左祸”认识更为深刻，而且对生产之凋敝，经济之萧条，民生之困苦，也有了直接的感受。
2月12日，胡耀邦在安康地委亲笔起草了《电话通讯》。安康讲话和《电话通讯》是胡耀邦在陕西省提出的第二个施政纲领，这个纲领后来在汉中地委又作了一些补充，它的主要内容是：
一、把革命和生产的关系颠倒过来，把生产摆在首要地位。
胡耀邦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力，只有生产不断发展，才能谈得上大好形势，只有领导群众增了产，才能称得起是为人民忠诚地服务了。”他说，“生产好不好是检验工作好不好的最主要的标志。”
2月17日，胡耀邦在汉中地区城围县五级干部会议上说：“革命的目的是什么？最高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把生产搞好。”3月，陕西省委办公厅发出的一个通知中用了胡耀邦的两句话，即：“这样成绩那样成绩，把生产搞上去就是最大的成绩。这样错误那样错误，生产搞不上去就是最大的错误。”胡耀邦的这些观点和看法在当时是要有非凡的勇气和远见卓识的。
二、在政治思想方面放大一些，不要敲得过碎。
胡耀邦讲了三条：
（一）不要着重历史问题，而要着重现在的表现；
（二）不要着重看“洗手洗澡”中已经交代出的问题，而要着重今后的问题，着重“将功补过”；
（三）不要着重枝节问题，而要着重大的问题，着重对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这是重申了胡耀邦“抓关键”和“四个不反”、“六个不查”的主张。
三、在领导生产方面放宽一些，不要想得太窄。
胡耀邦提出了四条：
（一）“两手抓，双丰收”。即：“一手抓粮食，一手抓多种经营。关中地区，主要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棉花；陕南地区，主要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山货土特产；陕北地区，主要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造林和畜牧业。”
（二）不仅要搞好今年的生产，而且要为今后的生产大发展积极创造条件。
胡耀邦说：“我省山地荒地面积大过耕地几倍、十几倍。各县同志一定要用算账的办法，鼓舞大家树雄心，立大志，从今年大搞基本建设着手，为今后几年从山地荒坡地上大大增加收入打好基础，‘过一年算一年’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
胡耀邦还在不少县帮助他们计算开发当地自然资源的大账，帮助他们提出一个一抓什么，二抓什么，3年、5年、10年，年年抓到什么程度的规划的轮廓。
（三）不仅要认真注意现在的经验，而且要汲取和创造新的经验，包括现代化生产的经验。
（四）不仅要注意增加生产，而且要注意为生产服务的商业、交通、财政等问题。
四、在经济政策方面搞活一些，不要管得太死。
胡耀邦提出五条：
（一）按照为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的原则，改进国营商业和供销社的工作。
（二）把集市贸易搞活，我们的国营商业和供销社不可能代替群众的互通有无，不能把投机倒把与农民之间互通有无混为一谈。所有的集体都要赶集。要向有关部门讲清楚，防止又乱没收。
（三）很好地组织短途运输。人力畜力短途运输不是什么剥削，而是一种繁重的体力劳动，必须有报酬，要下决心把山区交通运输搞起来。
后来，胡耀邦到了汉中地区，农民又提山区运输难的问题，他同省计划委员会负责人商量后，对山区修路作了具体部署，即山区道路，可以修架子车路，也可以修简单公路，由县、社自行组织人力修建。省上给每个民工每天补贴粮食一斤，菜金二角，再调拨一些炸药和钢钎子。
（四）必须有计划地解决城镇就业问题，在小城镇，最大的出路就是发展手工业，然后在手工业的基础上变成乡镇工业，扶持其他行业。必须非常注意解决乡镇工业的原料问题，无非是木头、竹子、钢铁、纸张、棉纱、油料等，不要扣它们、卡它们。
（五）三级财政当花的钱要花一点，不当花的钱花了，当花的钱不花，都是违背总的路线的。什么都有节余，不是好事。
五、解放干部的四条政策。
（一）凡属从社教以来被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轻下来。最好选择几个典型，经过大家讨论，重新作出决定，并在大会上宣布。
（二）凡属停职和撤销工作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放到工作岗位上去，待问题完全查清或经过一个时期的考验再作结论。
（三）凡属去年以前犯有某些错误但已经交代过的干部（包括脱产和不脱产的干部），不再在这次会议上“洗手洗澡”。只要做好工作，搞好生产，就一律既往不咎。
（四）凡属这次县的多级干部会议后继续干坏事的，不管职务高低，一律从严处理。
六、在生产队划分作业组，实行定额管理和按劳分配。
1965年2月18日，胡耀邦同汉中地委负责人张军、彭彬谈话时说：“生产队经营管理上有问题，有三大问题，一个是划作业组，一个是定额，一个是分配办法。要发动群众讨论讨论……我们要学会科学计算，要学会现代化的科学管理。”当时，生产队的粮食分配办法，大多实行以人定量加按劳分配，胡耀邦主张一律改成按劳分配加照顾。胡耀邦还提出了联系产量计酬的问题，但是由于还没有承包制，不好落实。
七、植树造林。
胡耀邦所到之处都提倡植树造林。他编了一段生动通俗、便于记忆的植树造林方针：“植树造林，育苗先行；一队一亩，专人经营；谁种谁有，不搞平分；开山育林，不断更新。“
八、对增产的单位和个人给予物质奖励。
胡耀邦在安康地区提出，当年秋季要在全省和各地举行生产评比大会，对增了产的单位和个人奖励耕牛、农具、化肥。
胡耀邦提出“两手抓、双丰收”，是受到湖北、广东等地的启发。他说过：湖北的多种经营搞得好，农民比较有生气。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对他说：不抓多种经营，农民手里没有钱花，不能解决农村脱贫致富的问题。不过，你只要这样干就行了，不要提出新的口号，不要形成文件；否则，就同“以粮为纲”的方针不一致了。胡耀邦心领神会学了王任重的经验，却没有听王任重只做不提口号的劝告，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两手抓、双丰收”的方针。这就是胡耀邦不同于其他领导人的个性，后来，果然吃了大亏。不仅有人抨击他否定毛主席的“以粮为纲”，而且有人还说他：“你只有两只手，一只手抓了粮食，另一只手抓了多种经营，还有哪一只手去抓阶级斗争呢？”
胡耀邦偏不信邪，他认定的目标义无反顾，拼尽全力干到底。他说：“干部就要干，战士就要战。”这段时间他无论在家还是下乡，每天早晨6时起床，晚上零点就寝，中午没有午睡，每天只吃6两粮食，节假日也不休息。他每到一个地方，不是先休息，先吃饭，而是先谈工作。只要他认定是正确的，就当机立断，说了就干。
他在2月14日从安康发出《电话通讯》以后，2月15日到了石泉县。在石泉县委召开座谈会后就研究案子。对一般案子，上下都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就立即加以纠正。
石泉县有一个青年干部被他的未婚妻抛弃了，这个青年很痴情，买了一瓶农药，把不再爱他的未婚妻找来，要求两人一起服毒自尽。他对未婚妻没有任何非礼举动，未婚妻以杀人罪把他告上法庭，法院要按谋杀未遂判刑。胡耀邦得知这一情况后，说：这个青年的做法，当然很错误，不过，他只是吓唬吓唬原来的未婚妻，希望同她重归于好，并没有动手强迫女方服毒，女方也没有受到伤害。这个小伙子被女方遗弃了，已经很痛心，再给他判刑，他会更加觉得这个社会没有温情，更加活不下去，社会的同情也会在他这一面。能不能说服这位女青年，给男方以行政处分，让他向女方赔礼道歉，看女方愿不愿意撤诉？后来，这个案子就这样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合理合法地解决了。
2月15日晚，胡耀邦从石泉县到了西乡县。西乡，当时是陕西省的三个社教试点县之一，由汉中地委书记张军任工作团长，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各派一位书记蹲点坐镇。陕西省委那位蹲点的书记认为，汉中地区土改、镇反很不彻底。地委认为：汉中地区土改中所定的地主、富农已经占到农村总户数的6%左右，镇反杀人数字占总人口的比例也高于关中，基本上是彻底的。在西乡社教中也有两种意见。省委蹲点书记认为：西乡县委和县政府烂了，是夺权单位。地委工作团认为，西乡县的党政领导干部中，只有一个副县长是问题严重的四类干部，而且这位副县长的问题仅仅是男女关系，如果不是自杀，连四类干部也排不上。至于一把手张正范，本人没有问题，只因为他的夫人在西乡解放前以中学生的身份躲过清查，省委这位书记就说张正范同有敌对思想的地主女儿结婚是丧失政治立场，是四类干部。
第二天上午，张军向胡耀邦汇报了一般工作情况后，就提出汉中地委同省委蹲点书记的几点分歧。对于土改、镇反是否彻底的问题，胡耀邦说：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从数字上看，汉中地委的意见是正确的。对于西乡县领导班子和农村基层的问题，胡耀邦要求工作团一个人一个人地介绍情况，上下共同研究问题的性质。例如：县委一把手张正范，胡耀邦认为：不仅他个人没有问题，他的妻子也没有问题。他说：一个小姑娘，由于不了解党的政策，逃过解放，后来又回来了，这很正常嘛，是什么敌对思想、立场问题？他认为县委一把手和县级领导班子，都是比较好的，不是夺权单位。对于基层的一些问题，胡耀邦也否定了蹲点书记的过“左”做法。
这次会后胡耀邦接见了大部分被限制自由的县委书记和县长们。这就说明，他们已经获得解放。
2月16日，胡耀邦到了城固县。
当时，城固县委正在召开县、区、社三级领导干部会议。胡耀邦一下车就走进会场，要求大家递条子提出问题，他快刀斩乱麻，当场回答和解决了38个问题。下面是会上的一部分对话：
有区社干部说：油菜产量下降，主要原因是粮、棉争地。
胡耀邦回答：有四条原因，省上解决两条：征购粮任务过多的适当减少；今后从省到公社不再下达粮食、油料种植面积指标，由生产队自行决定。其他问题，地方自行解决。
有区社干部提出：夏粮征购时间正值收麦和插秧的大忙季节，农民往往为交粮来回跑几天路，荒了田。
胡耀邦问：夏征和秋征什么时候合适？
大家七嘴八舌议论了一番，最后，胡耀邦说：按你们多数人的意见办。今年，夏粮征购推迟到7月下旬完成；秋粮征购推迟到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完成。大家拍手称快。
有区社干部提出：农田普遍缺肥料。
胡耀邦回答：一种茄子，二种油菜，三种胡豆、豌豆，四种满园花，五种一点大麦。没有化肥，我们自己造，今明两年全省建起5个总共年产7.5万吨化肥的工厂。还要种绿肥，发展养猪，山区搞草木灰。
有区社干部提出：化肥调拨太迟，耽误生产。
胡耀邦问：什么时候调拨好？
大家又七嘴八舌地进行讨论。最后，胡耀邦拍板：按大家的意见办，一年调拨两次，一次在开春前，一次在6月份。
有区社干部提出：汉中大桥低，河床抬高了4尺，淤田20万亩。
胡耀邦回答：这不光是城固一县的事，三千里汉江，陕南占一半，却没有一座大桥，很不方便。今后在安康、石泉、城固修三座汉江大桥，陆续上马。
后来，胡耀邦指示省级主管部门对三座汉江大桥立项，筹措资金，进行勘察设计，这三座大桥在“文革”中施工建成。
有区社干部提出：城固脱产干部缺额不少，请求上级调派一批干部来。
胡耀邦回答：这一条意见不对。哪里都有人才，干部不够自己提拔。
胡耀邦这种明快果断、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深受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赞扬。有的基层干部说：“胡书记下乡地动山摇，刀下见菜，我们提了多年意见解决不了的问题，胡书记三锤两梆子就解决了。”
2月16日晚，胡耀邦到了汉中地委。
17日全天开座谈会，先谈生产建设。胡耀邦要求干部弄清和牢记自己主管地区和部门的历史和现状、情况和数字，并对今后的发展有一个轮廓规划或设想。他喜欢考干部，当某些领导干部翻开本本作汇报时，他常常要求干部合起本本讲。有时谈到一些情况和数字，干部记不清要翻本本，胡耀邦代替他回答。那位干部惊讶地问：“胡书记怎么知道？”胡耀邦说：“我是从你们的报告中看到的。”胡耀邦还擅长心算，爱替地、县、社计算生产账、收入账和未来发展账。那时还没有计算器，大家的笔算和珠算都赶不上他心算结果的速度，只能对他的心算起核对作用。
谈完工作后，还要谈当地的风景和风俗，胡耀邦问：你们秦岭上那一条金牛路是怎么得名的？只有一个干部知道五丁开山、金牛修路的传说。胡耀邦又讲到萧何月下追韩信，追到褒城县的韩溪，传说韩溪突然涨水，韩信过不了河，才被萧何追上。讲到这里，胡耀邦问：你们汉中人就这个故事写过一首有名的诗，谁记得？会上没有一个人记得。胡耀邦说：那首诗是“……若非一夜韩溪涨，焉得汉家四百秋？”接着又说，“我也是现炒现卖，昨天晚上从你们《汉中府志》上看到的。我考你们的意思是，希望大家都能读一读你所在的那个县、那个府的地方志。地方志记载了当地的历史沿革、天文、地理、物产、自然灾害、风俗人情和名胜古迹，不可不看。”他的经验之谈，给在座的干部以深刻的启迪。
胡耀邦在视察水利工程时，还能对施工设计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是他长期博览群书又勇于实践的结果。当时，陕西省委许多干部赞扬胡耀邦说：“耀邦同志有四个不断：读书不断，工作不断，思考不断，议论不断。”
在座谈社教运动时，汉中地委谈到社教中打倒了汉中地区一些闻名全国的先进单位。例如：沔县高潮公社连续9年水稻大面积亩产千斤以上。公社领导人在一次讲话中说：“现在党依靠贫下中农呢，贫下中农不要翘尾巴。”由于这一句话，工作组把公社领导人定为打击贫下中农的“现行反革命”，把公社的红旗也拔掉了。会上一些干部愤愤不平地说：高潮公社的工作组长是省上的一位局长。随行的林牧插话说：“他有历史问题，他原来是胡宗南长官部的少将处长。这种人就是容易用‘左’的行动来掩盖‘右’的历史。”胡耀邦当即批评道：“你的思想还是不够解放。此人在高潮公社整错人，不对，应该批评。但是，你不要同人家的历史联系起来，他过去做过胡宗南的少将处长，后来参加地下党，是有功的嘛！我们应全面、历史地评价一个人。”
当天午夜，即2月18日零点前后，西北局第一书记给胡耀邦打来电话说：“我把中央和西北局的意见通知你，你的《电话通讯》提出的四条政策不妥，可能引起翻案风。”原来，西北局把胡耀邦的《电话通讯》寄给中办主任杨尚昆，并说：西北局认为其中的四条干部政策不妥，可能引起翻案风。杨尚昆送给彭真，彭真又送给刘少奇。刘少奇看过后说：“除了那个四条以外，我看文字上对阶级斗争讲得也少。胡耀邦就是搞阶级斗争的嘛，怎么会忽视阶级斗争呢？”几位领导人又到毛泽东主席那里去谈，毛泽东没有看胡耀邦的《电话通讯》就说：“告诉耀邦，注意一下。”
2月18日上午，胡耀邦给《电话通讯》的诞生地安康地委打电话，传达了西北局的电话内容，请他们防止翻案风。安康地委书记韦明海说：“从各县多级干部会议反映的情况来看，目前的主要倾向仍然是‘左’的影响严重，不存在翻案风的问题。”胡耀邦又找汉中地委书记张军、彭彬商量，他们的意见同韦明海完全一致。
2月19日，胡耀邦经过留坝去凤县。留坝，因留侯张良隐居修道而得名。当时，凤县正在召开有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的县、区、社、生产大队四级干部会议。胡耀邦和林牧分别参加了小组会。他们在会上发现：听了胡耀邦的《电话通讯》以后，被整怕了的基层干部半信半疑，表示了有保留的欢迎。贫下中农代表却有一种漠然、木然的神态，似乎在说：上面叫批斗谁就批斗谁，上面叫解放谁就解放谁。情况同安康、汉中两个地委反映的一样，“左”的倾向和影响仍然很严重，哪里有什么“翻案风”？谁敢刮“翻案风”啊！
2月20日，胡耀邦到了宝鸡地委，他把西北局电话上的批评向地委和行署领导人传达了。宝鸡地委的看法同陕南两个地委一样，甚至讲得更加肯定。他们在感情上像知心朋友一样同胡耀邦倾吐积压多年的心里话。
2月21日，胡耀邦到了武功县杨陵县。杨陵，是后稷教民稼穑之地，也是暴君隋炀帝杨广埋骨之地。那里是西北地区农业教育和科学研究的中心，除了西北农学院和农业、水利两个中等专业学校以外，还有陕西省农业科学院及其十几个研究所，有中央直属的水利、水土保持、植物等研究机构。胡耀邦于第二天上午召集杨陵各单位、各学科的农业专家座谈，请他们来为陕西农业的发展献策献计。西北农学院的学生听说胡耀邦来了，要求讲话。胡耀邦和同学们见了面，同学们蜂拥而上，把胡耀邦团团包围起来，无拘无束地问长问短。胡耀邦谈话之后费了很大力气才挤出重围。
2月23日，胡耀邦完成了这趟下基层调研，经过咸阳地委回到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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