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1964年11月16日，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西北局第二书记张德生病危，他在弥留之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建议，尽快选一位年富力强、精明强干的同志接替他的工作。中央派胡耀邦接替张德生的工作，任命他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不久改为兼任西北局第二书记。
1964年11月30日，古城西安，天空乌云翻滚，寒气袭人。这天夜晚，胡耀邦轻装简从，抵达西安履任。随行人员有秘书李传华、戴云、李茂勋和警卫员解方武。
临行前，总书记邓小平找胡耀邦谈话，勉励他“团结陕西干部，把工作搞好。你仍是团中央第一书记，可按二八开，20%搞团的工作，80%搞陕西的工作”。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嘱咐胡耀邦到陕西“多作调查，先不表态”。
胡耀邦到达西安这天，正是省委常委星期五的例会刚结束。
12月1日，胡耀邦去西北局报到。西北局第一书记对他说：“你不要住在省委，搬到西北局来。”胡耀邦说：“我的主要工作在省委，还是住在省委好，便于工作。”
胡耀邦是要多听听其他同志的高见，尽快了解陕西的一些情况。一位书记向胡耀邦介绍陕西的阶级斗争如何严重，“彭、高、习反党集团”的流毒如何深广，干部队伍如何不纯，并且指名道姓，认为“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和常务副省长刘邦显是陕西右倾势力的代表人物”。
胡耀邦望着窗外淅淅沥沥下着的冬雨，此时他脑海里的思绪如同理不清的麻团，心中的疑虑恰似绵绵雨丝怎么也无法消失。陕西的现实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他不能听一面之词，他要多方调查，弄个水落石出。
当时全国面临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工作向“左”发展的严峻岁月。而在陕西省，除了全国性的“左”的东西样样俱全以外，还多了两顶大帽子，即“彭、高、习反党集团的流毒很深”、“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很不彻底”。彭，指彭德怀。他曾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野战军司令员。高，指高岗。习指习仲勋。高岗、习仲勋是陕西人，又曾长期在陕甘宁地区闹革命和担任领导职务。彭德怀、高岗、习仲勋被打成“反党分子”以后，陕西省就被看作他们的“反党老巢”；在他们领导和影响下进行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就被看作“很不彻底”。后来在1978年冬季主持中共陕西省委工作的王任重认为：在社教运动期间，陕西省“左”的程度和恶果超过全国任何其他省份。
1964年，陕西全省逮捕6470人，拘留5000余人，共11500人，平均每天抓30多人，高于全国其他各省。受到开除公职处分的干部和教师1450余人，是1963年的3.3倍。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党员3200余人，是1949年以后最多的一年。西安市委有一个报告说，全市共查处投机倒把分子9500余人，陕西的凤县社社都反了普通农民，有些生产队户户要退赔，卖柴、卖菜、卖鸡蛋以至当保姆的收入都被看作剥削收入，都要退赔，对贫下中农代表，要查三代和五夫，即舅父、姑父、姨夫、姐夫、妹夫。长安社教中还创造了“围攻根子”的做法，即把贫下中农积极分子放到群众中去进行揭发和批斗，揭发不出问题，又经得起批斗的考验，才能成为可以依靠的“根子”。
侵犯人身自由的现象也很严重。省里用“隔离审查”的名义把一批未作结论的厅、局、处长变相投入监狱，地区和县用“集训班”的形式，对一批干部进行限制自由的审查。在基层，限制干部、教师、工人、农民、学生的人身自由，那就不在话下了。省文化局下属的一些县、市文化局，都发生在社教中乱打人的现象，一些高等学校在学习“一评”、“九评”中，联系实际批判学生的修正主义思想，西安市有9名大学生因此自杀。有些中小学校在学生中“树立贫下中农优势”，搜索和批判所谓“小地主”、“小富农”、“小资本家”，有的中小学生被逼得自杀或逃亡。
中共陕西省委还设置了以文教书记挂帅的“思想战线指挥部”，下设“清理反党党史小组”、“文艺批判小组”和以“批修”为内容的“理论干部学习班”。“清理反党党史”是从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清查小说《刘志丹》发展而来。起先还只清查为《刘志丹》小说提供过素材的人和单位，继而清查一切有关刘志丹等陕西红军创建者们的故事、诗歌、戏剧、回忆录，最后清查到除了毛泽东以外反映一切中共领导人和烈士事迹的文案材料。似乎一切地方性的革命活动都有罪，都不许宣传。“文艺批判组”，批判中央提出的“毒草”作品和作者，例如：长诗《刘志丹》，电影《桃花扇》，戏剧《游西湖》、《赵氏孤儿》、《卧虎阵》、《破宁国》、《蟠桃园》以及“反党画”、“反党歌曲”。全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马健在批判中自杀身亡，全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柯仲平在受到清查时含恨猝死，关中画派最杰出的画家石鲁精神失常。“理论干部学习班”集中训练高等学校政治课教师，大部分政治课教学骨干都受到批判。
党政机关的政治空气也很紧张，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党政干部的十条规定，要求党政干部清查阶级成分和阶级立场，要求清理在机关的干部亲属中的地、富、反、坏分子，把他们遣送回原籍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尽管这些人早在1956年就已经改变了成分，而且大多已经丧失劳动能力，农村不愿意接受。接着，又对党政干部按当时的“左”倾政治标准进行摸底排队，第一次的结论是：省级各部、委、厅、局和各地委、行署、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烂了和有严重问题的占40%多。第二次排队时，这个比例上升到60%多。
20世纪50年代，陕西省的生产建设在全国范围属于中间偏上的序列。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由于“左”倾指导思想比其他地区危害更烈，陕西省医治“大跃进”创伤的经济恢复工作进展缓慢。1964年，2099万人口的社会总产值只有51.3亿元，人均国民收入仅122元。农村多种经营和集市贸易都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胡耀邦亲自调查过距离西安市只有几十公里的兰田县一个生产大队，400户社员只养了25头猪。
这就是胡耀邦初到陕西时面临的情况。
胡耀邦初到陕西，弄不清山有多高、水有多深，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讨论“陕西的农业生产为什么上不去”。
胡耀邦于1964年12月3日，即他上任后的第三天，他第一次主持中共陕西省委常委会议。这日上班时刻，他身上披着军大衣，手里捏着香烟，身边跟着几个干部，一边谈论，一边大步流星地走向省委会议室。会议开始，他没有讲什么客套话就进入正题。他快言快语，侃侃而谈，率直真切。这就是胡耀邦的性格，性格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在讨论陕西农业上不去的原因时，胡耀邦讲了以下看法：
陕西省在“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和“共产风”刮得不大，生产受到的破坏比较小，但是，农田基本建设也上得不快，在三年调整时期，工业下马过了头，特别是基础工业和为农业服务的工业下马过头，以致经济恢复的物质条件不如其他先进省份。
至于主观上的原因，胡耀邦指出：“领导生产因循保守，小手小脚。”“陕西有一股保守势力，压制一切新鲜事物。”“陕西的公购粮负担过重，陕西人老实，不会向中央叫喊。”
谈到社教运动，胡耀邦只提出几个具体问题：“捕人多了一些；双开（即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多了一些；面上夺权斗争打击面宽了一些。”
这次讨论中，由胡耀邦提议，陕西省委和省政府作出了以下几项决定：
（一）捕人暂停，但要继续打击现行破坏活动和清理积案。
（二）“双开”暂停，留待运动后期处理。
（三）面上夺权暂停，待重新部署后再行动。
（四）省、地、县三级抽调干部到农村基层，参加生产，领导生产。
（五）向国务院申请，将1965年的粮食征购任务由17亿斤减为14亿斤。
（六）向国务院申请，在陕西建设第一批年产7.5万吨的5个小化肥厂。
（七）向国务院主管部门申请，1965年为陕西省增拨3万吨化肥。
前4条，立即实行；后3条，很快就得到国务院的批准，广大干部和农民心里搬掉了几块大石头，一片叫好，他们把解放干部、减少购粮、增加化肥和派出大批干部下乡称为“四喜临门”。可是，这几条措施，都是一些领导人不以为然的，他们尤其反对捕人、“双开”和“面上夺权”暂停，把它们概括为“三个暂停”，作为胡耀邦“大刮翻案风”的罪名之一。后来又加上了文艺批判、学术批判暂停和打击投机倒把暂停，变成“六个暂停”。有些人还把减少购粮、增加化肥，当作物质刺激加以批判。
这次会议后胡耀邦又召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调查会，为尽快落实省委常委会的7项决定而殚精竭虑地工作。10余天后，他到北京先后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订“二十三条”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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