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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2014年01月06日09:50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推动农村经济改革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他的领导下,改革从农村突破,九亿农民精神焕发,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三农大地面目一新,农村改革取得显著成效。

在邓小平领导和支持下,胡耀邦大力推行农村改革。这有他深厚的历史渊源。曾在他身边工作多年的团中央办公厅干部严如平回忆说,早在1961年胡耀邦去河南内黄做过调查,农村形势十分严峻,农民苦不堪言,原因是干多干少一个样。到秋后分配都由大队统一结算,一个工分不值两角钱,这叫农民怎么调动生产积极性呢?胡耀邦对严如平深有感触地说:“要改变目前农村的困难状况,最主要的是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眼前就要考虑现在这种集体出工派活,大集体统一分配的经营管理,是否适合现在的生产力水平、农民的思想觉悟程度和基层干部的经营管理能力。从我在内黄的调查来看,如果把耕地暂时‘借’给社员,让农民一家一户去种,秋后除交公粮外,收多收少全由社员自己支配,我相信农民才会有积极性。”

说到这里,胡耀邦若有所思,从抽屉里拿出他根据自己的实地调查,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的调查报告给严如平看。

严如平为他捏了一把汗。在当时只讲“一大二公”好得很、“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生产关系正走在前头”、唯意志论大泛滥的时代,胡耀邦提出这些“不合时宜”的政见和主张,需要有多大的胆识和远见,所幸他未遭到灭顶之灾。

胡耀邦出生在浏阳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他一生的经历决定了他对农民有深厚的感情,对农村问题倍加关切。基于他的实事求是、远见卓识和大无畏的改革精神,胡耀邦到中央工作以后,在拨乱反正中大力调整生产关系,积极主张在农村实行联产计酬承包责任制。1978年《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到1980年《关于进一步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特别是1982年至1986年连续5个中央1号文件,不断推动着农村改革的发展,无不凝聚着胡耀邦的胆识和心血。

1978年底,胡耀邦在中央工作会议(即三中全会预备会)西北组发言中,就大声疾呼:“农村的加速发展是加快现代化进程一个决定性的环节。”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中国不到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却养活了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胡耀邦认为对此应持分析态度,防止陷入自我封闭、自我陶醉、自甘落后的泥淖。他尖锐地指出:“笼统地说集体就是好,是抽象的分析方法;如果集体经济办得不好,就不能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那就根本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特别强调,“劳动者的积极性,永远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基本因素。”这番话语,在会上引起广泛共鸣,并在以后中央重新改写的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中得到体现。

1978年12月25日,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随着农村形势的迅猛发展,他对农业、农村、农民的关注也与日俱增,几乎逢会便要说“农”——这些议论表示着他长期深刻的观察、思考以及对农村改革方略的日益成熟。

1979年1月11日,经三中全会原则通过并重新改写的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六十条)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三个文件正式发布。虽然文件与安徽、四川农民在自求解放、自求发展中所迈出的步子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毕竟是三中全会后第一批纠正农业战线“左”的文件,是中央从全局开始突破传统农村体制的文件,胡耀邦非常看重这一点,他兴奋地指出:“搞了农村两个文件,对农业发展理出了一个眉目。”

1月11日,即三个文件下发的那一天,胡耀邦在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上布置学习三中全会文件时,唯独对农村三个文件的传达作了时间上的规定:要求春耕前(二三月前)传达到基层,与生产队见面。他意味深长地说:“在政治斗争上,在处理人的问题上,多考虑一下关系不大;处分人、打板子,我赞成三思而后行。但落实政策,把工作搞上去,不能慢吞吞的,不能走京剧台步,迈八字”。接着,胡耀邦正颜厉色地说:“据我所知,农村不脱产干部的冤假错案、成分问题的纠正,基本没动。这么慢吞吞的怎么行!”

胡耀邦要求三个文件的传达分两步走。第一步:结合各省正在召开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认真学习,领会精神,统一思想。他说:“不认真学习,统一思想,发扬民主,解决问题,怎么搞事业?”

第二步:省、地委同志分别下到县里,并在县里(不在省里)开三级或四级干部会,形成县、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广泛讨论:确保用两至三周时间,边讨论文件,边解决遗留问题、实际问题。“把会议办成大学习班、大培训班”。

1979年初,中央关于农业问题文件下发之时,也正值万里、赵紫阳领导安徽、四川农民开创各种联产承包制如火如荼之际。特别是安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已经取得重大成效,“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势不可挡,从滁县、凤阳、肥西扩展到全省,并开始在全国许多村庄蔓延开来。

但是,“左”的传统根深蒂固,即使是三中全会后的农业文件,也不免拖着“左”的尾巴: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一些人借势攻击行动起来的农民及其“后台”是“挂羊头,卖狗肉,嘴里说社会主义,实际干资本主义”。

胡耀邦清醒地看到历史转折中的曲折与艰难,要人们正视“三座大山”——问题成山、麻烦成山、困难成山,鼓励人们“挖山不止”。他要求人们沉下心来抓好三个范畴:抓农业、抓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抓改进工作方法。他把抓好农业摆在第一位。1979年上半年,他在许多讲话中都提到:农业的根本问题何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他在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闭幕会上讲话提出:“除林彪、‘四人帮’干扰,主要教训在两个问题:一是思想太窄,第二是限制太死。”明确点出我们党长期领导农业的两大弊端。

所谓“思想太窄”,就是只想着粮食,不顾其余。胡耀邦说:“要上粮食,就要水、要肥、要机械化,这是从粮食来的;其他东西都搞掉了,结果粮食也上不去”。他清楚地看到农村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的恶性循环。他说:“我要大声疾呼以粮为纲在一段时间里起了作用,后来就成‘紧箍咒’了。”这大概是最初对“以粮为纲”发出的尖锐挑战之一。

所谓“限制太死”,胡耀邦一言以蔽之:“动不动就说搞资本主义”。这是限制、打击、反对农村改革者的主要“法宝”。胡耀邦针对这种只顾所谓“国家利益”、不顾农民死活,死抱着既有体制、既定政策,不许越雷池一步的“左”的倾向,强调指出:农村要在经济上打翻身仗,“首先要考虑思想上冲破阻力”,并布置在农村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与讨论,“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以调动干部和农民的积极性。

胡耀邦强调农村要“全面发展”,除粮食外,还要发展林、牧、副、渔、社队企业等等,“不要老治水,要造水。造林就是造水、造粮、造轻工业。”

1979年上半年,刚刚起动的农村体制改革正经受着严峻的考验,攻击改革为“资本主义回潮”者有之,指责“比例失调”者有之,以及“违反宪法”(因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已被写入宪法)、“对抗中央文件”等等,更是不一而足。《山西日报》就发表了题为《昔阳如何调动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的长文,不点名地攻击安徽农村改革,并扬言要连续发表12篇评论,对安徽“打排炮”。3月15日,《人民日报》也被迫在头版刊登了“读者张浩”来信,并根据新任农委主任的批示写了“编者按”,指责农民“包工到组”动摇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在全国农村引起轩然大波。

胡耀邦对此针锋相对,朝着既定的方向勇往直前。在那段时间,他每讲形势,必先赞扬农村。他喜欢用“喜气洋洋”来为农村改革大好形势提神。早在1月24日,他在中央宣传系统负责人联席会上就指出:“现在农村情绪高涨,城市、机关、厂矿显得松懈,城市要向农村改革学习。”

1979年9月25日至28日,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几经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12月,胡耀邦主持召开了全国地、县宣传工作座谈会,专门就进一步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问题做了部署,并阐发了非常精辟的意见:“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是什么心理呢?就是看你们还变不变哪?我们说不变,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不变。农民怕变,干部也怕变,他们有这个要求,我们就回答他们嘛!我们农业明年增产靠什么?第一还是靠政策,靠政策继续落实。所谓靠政策,也就是靠积极性。第二是靠科学,靠广开门路。在某种意义上讲,现在广开门路就是搞科学。”

胡耀邦强调的进一步调动农民积极性,继续落实政策,就是强调沿着三中全会所开辟的改革道路继续前进。而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管理方法,管理体制,自主权等等”。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宣传部长,部分地(州)、县负责人共190多人,许多人都有长期农村工作的经验。胡耀邦鲜明的改革态度,广博的现代农业科学知识和崭新的农业经济理念,令与会者深深折服。

根据胡耀邦的意见,这次会议还讨论和出台了两个有关农村的工作文件:一是《关于加强农村宣传工作的几点意见》,二是《关于活跃农村文化生活的几项意见》。

胡耀邦当时已经深刻地察觉到,农业的后劲归根到底要靠科学技术,靠农村产业结构合理的调整。他把政策和科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作为农业发展的两个要素,真是提纲挈领。胡耀邦对此着意加以阐发:“农业的门路可多哩!农业的财富可多哩!”他说,“农业一个叫种植业,一个叫养殖业,一个叫副业,一个叫社办企业。种植类,农田里面可以种,山上也可以种,叫做农田种植类、山林种植业。……养殖业又分两个方面,一个叫地上的养殖类,一个叫水面的养殖业”。

1980年7月11日至12日,胡耀邦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到农村政策时说:“中央不反对搞包产到户。”“我们不要把包产到户同单干混为一谈,即使是单干,也不能把它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不要一提到单干就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说单干就等于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单干户,也就是个体所有制的农民,已不同于旧社会的小农经济,它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是密切联系着的,它本身没有剥削,在一般情况下,不能发展到资本主义。不要自己吓自己。”

胡耀邦指出人们往往产生的概念上的糊涂:“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种错误,就是把劳动方式(集体劳动或分散劳动,合伙干或单干)同所有制混为一谈,认为搞社会主义什么事情都必须集体劳动,一起合伙干。如果分散劳动,一个人单独干,就是单干户,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其实这完全是两码事。”

他举例生动地说:“农奴社会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分散干,而且是集体劳动,一块地里有七八个农奴一起干,一个人看着。相反,社会主义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但在某些情况下还只能一个人单干,例如汽车司机就是一个人单干,独立劳动。有些农活也只能一个人单独干,这并不影响到所有制的性质。”

胡耀邦还提到以往的教训:“我们前些年搞那个大呼隆,二三十人,三四十人,一起下地,名曰集体劳动,实际是集体窝工、磨洋工,上午搞这块地,下午还是搞这块地。这样搞了一二十年,搞得没有饭吃,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啊!”

在两种意见交锋的关键时刻,邓小平表态了。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谈话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些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邓小平一锤定音,为全国农村改革指明了方向。

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胡耀邦主持下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着重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关于“包产到户”的问题,在会上引起很大的分歧和争论,被称作“阳关道和独木桥”之争。最后大会写出纪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共中央于9月27日发了《通知》作为1980年中央“75号文件”下发。《通知》指出:“中央同意纪要的各项意见……望及时组织传达讨论,澄清思想,统一认识,结合当地具体情况贯彻执行。”

《纪要》充分肯定了三中全会以来各地建立的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形势越来越好。

《纪要》要求“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社队,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不可拘泥于一种形式,搞一刀切。”

《纪要》对会上“包产到户”问题的争论,多少采取了妥协、折衷的态度。一方面有限制地提出:“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群众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另一方面又提出:非边远山区、贫困落后地区“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如果群众不要求改变,就应该允许试行”。改变了“两个不许”,比一个“不许”、一个“不要”大大前进了一步。

这样,争论近两年的有关“包产到户”问题——即“阳关道”与“独木桥”的争论,总算有了初步的结论,政策上有了规定,人称“包产到户落了户”。

1997年10月10日,在胡耀邦逝世8年之后,万里在接受中央党史研究室几位同志采访时,无限感慨地回忆道:“我1980年到书记处分管农业,当时相当为难,可以说动辄得咎。多亏耀邦同志全力支持,主动配合。我们俩很谈得来,观点特别一致。好多事我们一商量,呼啦啦就干起来了,一次又一次冲破难关。如果没有耀邦,那就不好办了。”

1980年2月,万里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任上调回北京,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农委主任,分管农村工作。胡耀邦对万里新任寄予厚望,他多次引用民谣,幽默风趣地说:“要吃米,找万里!让万里管农业,是深得民心的嘛!”

万里已经为农村改革闯出一条新路,使农业的经营体制冲出了计划经济大一统的局面,突破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使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公开化、合法化。但是在推行农村改革的过程中,他遇到不少阻力和艰难,举步维艰,他找胡耀邦倾吐心迹:“农民的行动是正义的,我们支持农民却成了违背中央决定的事,这样下去怎么行哪!”胡耀邦立即表示要从各个方面同他一起共同解决这个难题。

他们共同认定,各省第一把手的态度是问题的关键。经商定,胡耀邦去西北,万里去东北,一个省一个省地做领导班子的工作。

邓小平对农村这场改革极为关注,他认真听取各方面的反映,阅读大量有关资料,多次找胡耀邦、万里等人谈话。1980年4月2日,他正式表态:“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像贵州、云南、西北的甘肃等省份中的这类地区,我赞成政策要放宽,使它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点。西北就是要走发展畜牧业的道路,种草造林,不仅要发展现有的牧场,还要建设新牧场。农村要鼓励种树,要发展多种副业,发展渔业、养殖业。”

邓小平特别强调:政策一定要放宽,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以包产到组,有的可以包给个人。这个不可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政策放宽以后,有的地方一年可以增加收入一倍多。我看到了许多这样可喜的材料。要解放思想,此事请万里同志研究个意见,提到书记处讨论。

邓小平不愧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在关键时刻,发表如此明确、有针对性和指导性的谈话,对我国农村正在进行的伟大变革,确实是有力的支持和推动,同时也为中央制订新的红头文件指明了方向和思路。

1981年春,万物复苏,万象更新,到处生机勃勃。胡耀邦抓住大好时机,于3月2日,召开中央书记处第88次例会,他风趣地说:“88是一个好数字,好兆头,农民要发嘛。”他接着指出:“农村生产责任制不能放松,粮食要抓紧,同时要抓好多种经营。没有多种经营,就会出现‘八个没有’:没有钱,没有肥料,没有良好的生产工具,没有健壮的体力,没有更多的轻工业原料,没有家庭副业,没有更多的商品,没有交通运输的发展。”会后,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转发了《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通知。

如何“因地制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胡耀邦肩负深重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感,走向祖国的大江南北,先后到河北、青海、新疆、江苏等省、市,深入细致地考察调查,明确指出各地的优势,高瞻远瞩地运用“因地制宜”的原则,描绘出各个地区的发展方向和美好的蓝图。

1981年农村改革的浪潮以更大规模继续汹涌向前,包产到户逐渐成为主流。

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的创造,开始一段形式多种多样,名称五花八门,内容却大同小异,总的说是“队不如组,组不如户,不包到户稳不住”。原来有“不许”或“不要”这个紧箍咒套着,只能半公开半合法地进行,“75号文件”指出包产到户非常适宜贫困地区采用。当时中国农村哪个地方能说自己不是贫困地区呢?于是呼呼啦啦地都搞起来了,迅速形成了不可阻挡的气势。尽管有少数地方领导坚持认定农民包产到户是搞资本主义,是方向、线路错误,严加防范,严厉压制。

山西省就是设置阻力的少数地方之一。胡耀邦又亲自到山西去做工作,个别谈心,小型座谈,帮助一些思想上有抵触的领导干部转过弯来,正视现实,总结经验教训。局面终于打开了,省委开会统一了认识,向中央写了检查报告。1980年11月23日,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并加了很长的按语,作为1980年“83号文件”下发。

根据农村改革的发展情况,胡耀邦不失时机地提出召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1981年7月31日,胡耀邦批了一个材料给万里:“我考虑今年9月、10月要再产生一个农业问题指示。请考虑是否叫农口同志先酝酿一下,如杜润生。在下去考察前也可先找他谈一谈。”随后,胡耀邦找到杜润生谈话,共商文件起草工作,特别提出要继续放宽政策。根据胡耀邦指示,万里作为主管农口的副总理,立即责成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主持起草文件。杜润生长期从事农村工作,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深厚的经济理论水平。他领导写作班子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起草了一个初稿。为慎重起见,他又多次召开座谈会,反复修改,几易其稿。然后交1981年12月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讨论。

与会代表心服口服,顺利通过,并以会议纪要形式报中央审定。

中央书记处讨论时深感满意,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把“纪要”作为中共中央来年第一号文件印发全党,表示党中央对农村工作的重视,大家十分赞成。

1982年元旦,是举国欢庆的节日,也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工作1号文件正式出台的日子,它牵动了全党上下和亿万农民的心。针对几年来党内外的大争论,文件明确指出:“目前实行的种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毫不含糊地给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正了名,为几年来无休止的大争论画上了句号。

文件还从理论上对“双包制”做了说明,指出“包干到户这种形式,在一些生产队实行以后,经营方式起了变化,基本上变为分户经营、自负盈亏;但是,这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农户和集体保持承包关系……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它还指出:认为“包干到户就是‘土地还家’、平分集体财产、分田单干。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文件具体分析了“双包制”的优越性:“联产承包制的运用,可以恰当地协调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并使集体统一经营和劳动者自主经营两个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这就更坚定了人们推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决心和信心。

面对这种明确有力的中央红头文件,一些有“左”倾思想和旧框框的人,也只好缄口不语,善罢甘休。从此,农村改革的骏马在神州大地奋勇奔驰。

第一个“1号文件”作为“1号文件”带有偶然性,但是它给包产到户上了社会主义的“户口”,受到亿万农民热烈的拥护,欢呼“吃了定心丸”。胡耀邦对这件事特别高兴,连说最好每年来个“1号文件”。书记处的同志大多赞成,很快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共识,每年年末开一次农村工作会议,年初发一个“1号文件”,以显示其连续性、重要性和权威性。

连续5个“1号文件”从此开始。5个“1号文件”成了农村改革最重要的标志。

在农村改革汹涌澎湃的大潮中,胡耀邦对安徽农村的改革极为关心,1982年5月,他再次来到合肥,同省领导亲切见面连续开3次座谈会。他多次讲到全国改革农村立了头功,农村改革安徽立了头功,包产到户意义深远,安徽作出了很大贡献。

副省长胡开明有次也在座。胡开明50年代后期曾担任河北省副省长,60年代初到张家口地区探索包产到户,一边试验一边总结,写了个意见书送呈中央,受到毛主席的批判,说这个人“开明倒开明,可就是‘胡’开明”。从此,他被定为“右倾分子”,含冤10余年。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长时才为他平了反,派他到安徽来工作。胡耀邦含笑指着他对大家说:“他是先知先觉,我对包产到户觉悟很迟,是后知后觉。”胡耀邦很真诚,这句话也是真诚的。但事实上他为包产到户在全国农村普及发挥了推动作用。

1982年,全国农村传来喜讯: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1%,粮食比上年增长8.7%,农民收入比上年增长15%。实践再次说明,包产到户的政策合乎情理,中央文件顺乎民心。农村经济充满了希望之光,农民尝到了改革的甜头。胡耀邦更增强了加大改革步伐的决心和信心。

1983年元旦,中央第二个1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出台。之前,胡耀邦对文件草案反复推敲,字斟句酌。文件讲了14个问题,它比前一个1号文件又进了一步,不仅指出:“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而且高度赞扬“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文件还要求对人民公社体制进行改革,“准备好一批,改变一批”。此后,风云一时的人民公社,就逐渐解体。

为提高人们的理性认识,文件指出:联产承包制的迅速发展“绝不是偶然的”,“以农户或小组为承包单位,扩大了农民的自主权,发挥了小规模经营的长处,克服了管理过分集中、劳动‘大呼隆’和平均主义的弊端,又继承了以往合作化的积极成果……使多年来所形成的生产力更好地发挥作用。这种分散经营和统一经营相结合的经营方式具有广泛的适应性,既适合当前手工劳动为主的状况和农业生产的特点,又能适应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按照胡耀邦的新思路,文件就发展多种经营、商品生产、农业技术改造、农村建设等提出了新政策。通过贯彻执行这一文件,以“包”字为标志的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又有新发展。一个“包”字把劳动者的劳动同生产成果紧密联系起来,把责、权、利联系起来,有效地克服了平均主义,推动了生产的发展。这一年,我国农业又传捷报: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4.5%,粮食比上年增长5.1%,农民纯收入比上年增长14.7%,农村经济逐步向农业化、商品化、现代化发展。

1983年1号文件标志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改革的一项战略决策的正确确立。至此,“包”字彻底冲出了“禁区”,走出了“地下”,由“倒退复辟”的代名词而正名为适合和促进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具有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性质的劳动形式。承包制正式登堂,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全国。1983年,全国农村绝大多数生产队都实行了包产到户,农村的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

这年年底,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书记在京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大家畅谈农村改革的大好形势,心悦诚服地赞美承包制的神奇威力,并确定了来年农村工作的重点。

1984年元旦,中央第三个1号文件——《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出台。鉴于上一年农村商品生产出现的好势头,因此文件突出强调“全年农村工作的重点是: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水平,发展商品生产,抓好商品流通”。文件还指出:“由自给性经济向较大规模商品生产转化,是不可逾越的必然过程。”

为消除农民担心政策多变的疑虑,文件宣布:“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生产周期长的开发项目,如果树、林木、荒山、荒地,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这不仅坚定了农民长期承包的信心,而且提高了他们向土地投劳、投资、投肥,加强农田基本建设,改善生产条件的积极性。

至此,党中央已连续3年印发了3个专讲农村工作的1号文件,深得人心。3年来,农村商品生产迅速发展。1984年,农产品商品率达53.3%,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又增长14.5%,粮食增长5.1%,农民收入增长14.7%。包产到户这一措施推行的前几年,即从1979年至1984年,农业总产值增长了55.4%,平均每年递增7.9%,比1978年以前的26年平均2.7%的增长速度高出1.8倍。

1985年元旦,第四个中央1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出台。文件规定:取消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大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进一步放宽山、林区政策;积极兴办乡村交通;放活农村金融;扩大城乡交流等等。因农产品短缺而在我国延续了20多年的统派购制度,基本取消了。这标志着我国农业生产发展迅速,农村已进入商品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第四个中央1号文件强调发展乡镇企业是振兴农村经济的必由之路,有力地促进了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后来邓小平赞誉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异军突起”。

这一年,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迈出了重大一步,农村即农业的状况大有改变。乡镇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总产值增长37.4%,所占比重由上年的36.5%上升为42.3%,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3%,农民纯收入增长11.8%。

由于我国农业连续多年大幅度增产,农村出现盲目乐观。不少地方对“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缺乏全面理解,重工轻农,重抓钱轻抓粮,忽视农业生产,以至当年粮棉种植面积减少太多,粮食产量全国下降7%,棉花产量下降33.7%。于是,一些人又对农村政策说三道四。对包产到户持反对、怀疑态度者,又借此责难:包产到户是“强心针”、“兴奋剂”,“一年快、二年慢、三年就完蛋”。为统一人们的认识和解决新出现的问题,胡耀邦倡议,将中央一年一度的农村工作会议提前到10月份召开,加紧研究新对策。

1986年元旦,第五个中央1号文件——《关于1986年农村工作的部署》出台。这个文件的指导思想是巩固、消化、补充改革取得的成果,解决好改革中出现的一些突出问题。

文件针对怀疑改革的思想,重申: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正确,成效显著。农村中出现一些新问题,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解决,后退没有出路。同时,针对盲目乐观者指出:必须始终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避免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农业停滞现象,切实增加投入,依靠科技,加强服务,推动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中央第五个1号文件下达后,粮棉生产重新引起重视,这一年农村经济又出现新起色,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5%,粮食总产量增长3.2%,棉花总产量也有增长,农民纯收入增长6.7%。

历史是客观而公正的。5个中央1号文件如实记录了我国农村改革中新旧思想的斗争,客观地反映了亿万农民的心声和要求,总结了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它们在斗争中诞生,又在斗争中指导实践,成为推动我国农村经济迅速发展的强大动力,使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众所周知,从1982年至1986年,中央出台了5个关于农村工作的1号文件,激发了亿万农民长期被压抑的积极性,开创了我国农村发展和改革的新局面。此后,在广大农村干部群众心目中,“1号文件”成为象征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的专用名词,而作为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为5个“1号文件”的制定和实施付出了艰辛和心血。

中国的改革以农村为突破口,很快取得了巨大成就,广大人民欢欣鼓舞。

在城市各行各业为农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就而欢欣鼓舞的大好时刻,1983年2月20日,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十分精彩的报告,号召学习农村改革的精神,逐步开展城市经济改革。在报告中,他着重阐明邓小平“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一系列改革,没有改革,也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他指出,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这应该成为我党领导四化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他说,我们改革的总方针应当是: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

胡耀邦说,全面而系统地改,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坚决而有秩序地改,就是全党都要按中央确定的步骤,坚决而有秩序地进行。总之,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或对或不对的标志。

他说,勇于改革是革命者的品格,他希望全党同志和工人阶级站在改革的前列,支持改革,参加改革,领导改革。

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实行,大大开阔了人们的思路,正如胡耀邦所说的“全面系统地改”,农业要改革,工业、商业也要改革。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了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人们将这一农村包围城市的过程形象地称作“包字进城”。十二届三中全会认为,必须按照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要求,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以利于更好地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根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总结历史经验及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回答了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规划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蓝图。

1985年春天,百花争妍,群芳斗艳,北京西郊一个幽雅、僻静的院落里,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的一个文件起草小组,着手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7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因为这是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课题,中央决定由胡耀邦等亲自主持文件的起草工作。

“从一定意义上讲,‘七五’计划应该是一个改革的计划”,这是中央对“七五”计划的总体指导方针。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层意思是说要以改革的精神制订计划,另一层意思是说计划要以改革为重要内容。

7月上旬,在中南海勤政殿书记处的会议厅里,由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连续举行了两次全体会议,对《建议草案》进行逐字逐句的认真讨论,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尔后中央将《建议草案》发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由当地党委常委分别主持召开了同样的讨论会。经八易其稿,在胡耀邦的主持下,终于产生了“七五规划”。

《建议草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提出了一个科学的设想,拟出了一个崭新的模式:在“七五”期间,中国的改革将全面展开,要以建立新的管理体制为目标,用5年左右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逐步建立起一整套新的运行机制和调节手段,基本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这成为“七五”计划的核心内容。

对于经济发展和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对于我们当前仍然面临的许多困难,中央在《建议草案》中都实事求是地指了出来。对此,胡耀邦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作了精辟的阐述。

他指出:无论从经济形势上看,还是从改革形势上看,目前都是全面改革的最好时机。在新旧体制的交替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也是曾经预料到的。中央既然坚定了改革的信念,就作了承担风险的准备。如果想用停止改革的办法来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那是“因噎废食”。

1986年11月,胡耀邦在上海考察时,又进一步指出:改革开放是解决困难的最好办法。

他说,改革和开放,就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两个巨轮,是我们解决前进中的困难、发展大好形势的两个法宝。我们的事业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还面临着许多困难,还有许多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在困难面前怎么办?多想办法。各种各样的办法中,最重要、最好的办法就是改革、开放。他主张在工作中更放手一些,更大胆一些,更有创造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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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吴思瑶、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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