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延修：为党掌管钱袋的红色特工

红色商人的委屈和欣慰

“除了陈果夫，我们还与宋子文、马步芳等创办了中国皮毛公司，在台湾与吴开先创办七星纱管厂等企业。在我们的朋友中，有国民党军统局少将梁若节、国民党驻新疆特派员沈立中、重庆航空检查所所长严少白、蒋介石侍从室专员施公猛、国民党政府卫生署医药司司长俞松筠等。他们感到，我们这些人会做生意，为人慷慨大方，因此都愿意与我们交朋友。”杨延修回忆说。一些官员中甚至流传说：“只要跟着杨连生（杨延修）干，保你财神爷请进门!”杨延修可以也必须与国民党上层人士加强接触、混得烂熟，却不能与左派人物来往，与李公朴、沙千里、沈钧儒等进步人士也必须保持距离。这正是他难以排遣的苦闷。

在昆明工作期间，杨延修的老朋友、救国会领袖之一李公朴也来到昆明，在离杨延修的办公地点不远处开了家“北门书店”。李公朴常来找杨延修聊天叙旧，还热情邀请他去家里吃饭。杨延修生怕引起特务的注意，坏了组织机密，可又不好断然拒绝，苦恼之余，干脆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去，也延搁再三才出来见客，谈话时神情冷淡。李公朴不知原委，从惊诧、疑惑转为愤怒。看着昔日好友拂袖而去，杨延修只有无可奈何地叹气，一股委屈情绪袭上心头。他只能默默告诫己：为了党的工作需要，再大的委屈也要承受。

在委屈苦闷的同时，令杨延修他们感到特别欣慰的是：在特殊时期，广大华行能秘密而有效地为党掌管好“钱袋子”。为了打破国民党对边区和解放区的经济封锁，广大华行通过各种秘密渠道，给中共党组织调剂金融和输送经费。当时规定广大华行只能由周恩来单线领导。这些钱如何来往，都由周恩来派来的同志指导，但都绝对保密——就是这些钱当时都是不记账的。根据杨延修回忆和党史学家研究发现，从1942 年至1949 年间， 广大华行分别向重庆红岩村、中共南方局、中共南京局、上海办事处和解放区提供的经费和房产包括：

——1942 年起到抗战胜利，重庆红岩村的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经常从重庆广大华行提取经费，有时兑换货币或金银，有时“一包钱有好几十斤重”。重庆期间，广大华行还向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提供了大量药品、香烟、钢笔、手表、奶粉，其中有刘伯承元帅的假眼睛；

——抗战胜利后的1946 年，中共驻沪办事处（位于上海思南路73 号的周公馆）是刘少文从广大华行提取的20 根金条买下的；上海、南京的《新华日报》办事处房屋也是广大华行购买或租下的；

——1946 年下半年，刘少文从广大华行提取50 根金条，买下中共南京局在中山路的一栋楼房（据杨延修回忆是南京梅园新村的购房款），后来又提取1 亿元法币作为南京局的经费；

——1949 年初，由张平送交刘晓100 万美元，此款是按中央指示支援越南劳动党的，刘晓在香港德辅道的连卡佛店铺转交给了越南劳动党驻港代表黄文欢……

“调剂这些钱给中央、地方以及香港，数字都很大。比如购买南京梅园房子的50 根金条和购买上海周公馆的20 根金条，都是从我们这里转手的。”杨延修说。以上这些金条和经费（法币）、物资等相加，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

1949 年，当中央决定党不搞贸易和商业活动的方针既定，杨延修他们经营多年的党产由此完成了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