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连军
与柯仲平的交往
柯仲平是延安街头诗运动的发起者，又是延安秦腔剧团（后来的平民剧团）的创办者。创办秦腔剧团时，毛泽东送给他300元钢洋，买了毛驴、汽灯等必需品。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二次会议上，柯仲平发言时，结合自己率领剧团到各地演出大受欢迎的情况说，剧团离村的时候，群众恋恋不舍地送得很远，并给了许多慰劳品。他幽默地讲道：“我们就是演《小放牛》，你们瞧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都很喜欢。你们要到我们所在地区找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到会的许多人都笑了，毛泽东也笑了，接着他的话头说，普及工作还要和提高工作相结合，不能老是《小放牛》，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1942年9月，毛泽东为办好《解放日报》第四版副刊，与副刊主编舒群反复商讨亲笔抄录了一份16人的撰稿人名单，柯仲平是其中之一，并在他的名字下注明：“以大众化文艺及文化为主，其他附之，每月一万二千字。”随后，即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按名单发出了通知，请大家参加毛泽东的“枣园之宴”。开宴那天，大家边吃边讲，直到夕阳西沉，明月东升，才尽兴而散。只有柯仲平仍旧坐在那里，吃吃喝喝，没完没了。毛泽东叫警卫员送来3个碗，给柯仲平、舒群和他自己斟得满满的，说，喝吧，老柯、大舒，酒逢知己千杯少。又对柯仲平说，你带个剧团，常年奔波“他乡”，辛苦了。喝吧，这是慰劳酒！柯仲平说，感谢你，是你批给300块钱，让我搞起这个剧团。毛泽东说，让你去受苦受难……柯仲平说，过惯了，我愿意同老百姓在一起。月亮渐高，夜色又浓，舒群悄悄地写了一个条子，想背着毛泽东递给柯仲平，劝他罢饮归去。不料却被毛泽东看到截住了，他笑了笑把纸条撕掉，挽留两人继续喝下去。直到柯仲平喝到不能再喝，毛泽东才送到屋门口，望着他们走了。柯仲平酒喝多了，骑在马上左右摇晃，终于跌了下来，舒群下马搀扶，但已扶不起来，结果两人东倒西歪都在地上呼呼大睡起来。好梦正酣的时候，被人叫醒，抬头一瞧，发现竟然是毛泽东站在面前，还有延安唯一的一辆华侨所赠汽车，送他俩回去睡觉。
与华君武的交往
华君武是一位漫画家。1942年正月，华君武和蔡若虹、张谔3位画家在延安军人俱乐部举办讽刺画展，展示的60余幅讽刺画内容主要是批评当时延安出现的某些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党八股，恋爱、开会不遵守时间、乱讲自由、自高自大等不良现象。毛泽东参观了画展，并表扬了他们3位。4月的一天，毛泽东又请他们到杨家岭作客，其间进行了一番争论。毛泽东对华君武画的《一九三九植的树林》发表观感说，那是延安的树吗，我看这只能叫清凉山的植树，延安许多地方植的树都是好的，也有长得不好的。这幅画把延安的植树都说成是不好的，这就把局部的东西画成全局的东西，把个别的东西画成全体的东西。漫画是不是可以画对比画呢？比方植树，一幅画画长得好的，欣欣向荣的，叫人学的；加一幅画画栽得不好的，枝叶被啃光的，或者甚至枯死了，叫人不要做的。把这两幅画画在一起，或者是左右，或者是上下。这样画，是不是使你们为难呢？华君武说，两幅画对比是可以画的，但是不能每幅画都那样画。那样画讽刺就不突出了。有一次桥儿沟发大水，山洪把瓜地的西瓜冲到河里，鲁艺有人下河捞，捞上来不是交还给农民，而是自己带回去吃，这样的漫画可不可以画呢？毛泽东回答说，可以，也可以展出，而且可以画得尖锐些。但如果发表在全区性的报上，那就更要慎重，因为影响更大。对人民的缺点不要老是讽刺，对人民要鼓励。以前有个小孩，老拖鼻涕，父母老是骂他，他改不了。后来有一天小学的老师看见他没有拖鼻涕，就表扬鼓励了他。从此，那小孩就改了。对人民的缺点，不要冷嘲，不要冷眼旁观，要热讽。鲁迅的杂文集叫《热风》，态度就很好。争论过后是吃饭，几杯酒下肚，华君武问毛泽东：听人说，您爱吃辣椒，连吃西瓜都就着辣椒吃，有没有这回事？毛泽东说，这有个来历。长征时，我有一次正就着辣椒吃饭，有人送来了当地产的西瓜，便放下饭碗吃西瓜。就着辣椒吃西瓜就是这么传出来的。华君武又问，打仗时勇敢冲锋并不难，但是如果被敌人捉去了严刑拷打，经受不住怎么办？毛泽东回答一句话：你想着为劳苦大众嘛！这句话令华君武终生难忘。
与杨令德的交往
杨令德不是抗战时到延安的文化人，而是《大公报》记者，“七七”事变后驻榆林从事采访工作。1938年初杨令德将其外甥袁尘影送到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没想到结业后因误会被拘押。杨令德当即给西北局高岗和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写信，同时也给毛泽东写信，请求释放袁尘影。12月14日毛泽东复信杨令德：“先生两信均收到了，因开六中全会，久稽奉复，至以为歉！但袁尘影兄早嘱高岗同志令经手机关释放，谅已获悉。此事不但我不知，高岗、仿吾亦均不知。经手机关根据晋西北材料，遽尔如此处置，甚为抱歉！尔后此间有何缺陷，倘有所闻，尚祈见告，俾资改进，不胜盼祷！”当时，杨令德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情给毛泽东写信的，而毛泽东对于一个普通新闻记者给他的信竟是这样重视，亲笔作复，令杨令德非常感动。他马上提笔又写一信向毛泽东致谢。1939年1月22日，毛泽东再次复信杨令德说：“12月24日，大示敬悉。令甥被屈事，能邀先生谅解，为之欣慰。如先生高兴来延安一游，甚表欢迎。”1943年6月，杨令德作为秘书随邓宝珊将军由榆林南下重庆，毛泽东在杨家岭大礼堂设宴招待邓宝珊一行。入席前，当邓宝珊介绍杨令德给毛泽东握手时，毛泽东以惊人的记忆马上想起四五年前的事，亲切地说：“噢，杨先生，我们还通过信呢。”对毛泽东的话，杨令德感念不已。
以上是毛泽东在延安时和文化人交往的一些片段。正是毛泽东的真心真情，谦虚礼让，感动了那些性情各异风格不一的文化人，成为造就抗日文化大军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实，当时在延安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对文化工作者却是十分照顾的，享受供给制待遇，对那些已有成就名望的文化名人更是特别优待，发给数额不等的津贴。如1938年3月到达延安的作家徐懋庸当上了抗大教员，每个月有10元津贴，同时在鲁艺兼课另有5元补助。而在延安时期，八路军师级以上干部包括毛泽东在内，每个月的津贴一律都只有5元。
（作者单位：江苏宿迁市纪委派驻纪检十二组）
史料来源：
张志清、孙立、白均堂《延安整风前后》，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
刘益涛《毛泽东在延安纪事》，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1月
董少东《延安论文》http://bjrb.bjd.com.cn/html/2011-04/19/content_391875.htm，2011年04月19日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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