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连军
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一开始即诙谐地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朱总司令的指的是“手里拿枪的军队”，鲁总司令的则是指“文化的军队”。他接着说文化的军队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文化人的重视。抗战中，大批文化人奔赴延安投身抗日斗争，怎样做好和这些文化人的交往，团结教育发挥好这支文化军队的作用，是当时毛泽东始终注意的一项重要工作。
下面是毛泽东同一些文化人交往的事例。
与塞克的交往
塞克原名陈凝秋，剧作家、画家和翻译家，其剧作《流民三千万》为抗战文艺的开山之作，被人们誉为“抗战吼狮”。作为党外人士的著名知识分子，塞克当年是延安文化界的“怪人”之一，不但留着一头在延安革命女性那里都看不到的长发，而且性格倔强孤僻，时有怪诞之语。常见他叼着大烟斗，一个人溜达到山里，不是挖石头磨砚台，就是刨树根子雕刻烟斗和手杖。1938年秋塞克来到延安后，毛泽东与他多有交往相谈甚欢。不料，有一次毛泽东派人请塞克来自己的窑洞聊天，塞克竟把头一扭，很干脆地回答：“我不去”。问他为什么，回答是“我进不得衙门，受不了在哨兵眼皮下走动”。毛泽东闻讯，马上决定塞克来的时候，一路撤岗！但这个决定，却遭到了卫士们的反对。毛泽东只好又做卫士们的工作，向他们说，我这个朋友，脾气可大啦，如果你们不撤岗，他来了一看，扭头就回去啦，你们可吃罪不起呀！结果，毛泽东又派人去请，不仅撤掉了岗哨，自己还到窑洞前的山坡上遥遥相候。塞克这才来见。
与萧军的交往
萧军是鲁迅先生的弟子，当时也是延安文艺界的“怪人”之一，又是与毛泽东交往最多的知识分子之一。萧军狂放不羁性情暴烈，在延安时因为他个人感情生活的流言蜚语，曾闯进文化俱乐部的会议上，狠狠地把短刀插在桌上，后在日记中写道“我是决心，如果真的冲突了，我决定用刀子对付他们。”毛泽东一直对他青眼有加，很喜欢找他聊天。而毛泽东也是为数不多的能够让萧军尊敬并亲近的人，只是仍比不上鲁迅在他心目中的地位。酒酣耳热之时，萧军曾对人公开说：“鲁迅是我的父辈，毛泽东只能算是我大哥。”萧军到延安是在1938年3月，因为想到五台山去打游击，他头戴狗皮帽，肩背褡裢，拄着木棍，孤身一人路过延安。毛泽东听说后很想见见这位闻名遐迩的鲁迅弟子，特派办公厅秘书和培元前去问候。当和培元热情地提出要为萧军安排时间见见毛泽东时，萧军却说：“不见了，他挺忙的，我也只住上一两个星期就走。”他不想见毛泽东，毛泽东便亲自到招待所上门拜访他，这让萧军大为感动。更让他感动的是，他应邀参加一次会餐，几张大桌子摆在陕北公学的操场上，毛泽东、陈云、李富春、成仿吾等人拉着他坐一桌。没有凳子，几个人就站在桌子周围，一个大陶碗盛着酒，一口一口轮着喝。忽然狂风大作，尘土飞扬，几个人以黄土下酒，喝了个痛快。就这样萧军在延安终于找到了英雄豪情，住了下来。到了1941年6月，《解放日报》连载周扬的一篇文章，文中一些观点引起了艾青、舒群、萧军等一批文化人不满，萧军便写了一篇商榷文章寄到《解放日报》，却被退了回来。他大感不公平，直接去找毛泽东评理。但是，毛泽东并没有用自己的身份帮助萧军，他对萧军说《解放日报》不给登，你不是自己办了一份《文艺月报》吗？你可以登在《文艺月报》上啊。于是，萧军果真把文章登在了《文艺月报》上。可能正是因为萧军与周扬的争论而找到毛泽东评理，让毛泽东注意到了延安文艺界的一些纷乱现象。萧军最先向毛泽东提出了“党应该有个文艺政策”。当时萧军心情恼怒准备离开延安去重庆，到毛泽东住处辞行，毛泽东极力挽留他留下来。谈话中萧军问毛泽东，党有没有文艺政策啊？毛泽东说哪有什么文艺政策，现在忙着打仗，种小米，哪还顾上。萧军表示应当有个政策，否则争论不休，没有标准，难明是非。毛泽东当即表示这个建议好，并委托萧军帮忙收集文艺界的各方面意见。此后，毛泽东和萧军书信往来十余次，不仅谈论文艺问题，还善意坦诚地提醒萧军的毛病：“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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