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和十世班禅的忘年之交

历经坎坷情可贵

十世班禅性格刚直豪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一点习仲勋十分了解，而且认为非常难得。正是由于有这样的了解，习仲勋对他一直是坦诚相待，以心换心。习仲勋常对他说：“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为了国家的统一和团结，我们两个人什么话都可以说，我有错误你批评，你有错误我批评，实事求是。”

西藏和平解放后，班禅十分关心西藏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积极拥护西藏的民主改革。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为了维护封建农奴制度，反对民主改革，公然撕毁17条协议，发动了全面的武装叛乱。鉴于这种情况，国务院下令解散了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委会行使地方政府职权，任命班禅为筹委会代理主任委员，并确定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

西藏地区民主改革后期，出现了一些“左”的偏向和不切合实际的做法，一些地区的藏民有比较大的抵触情绪，向班禅反映了不少意见。班禅也对一些汉族干部的工作作风很不满意，到北京向中央领导反映情况。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等同志都分别听取了班禅的意见。毛泽东称赞班禅敢于讲真话的好作风，并对他提出的一些好意见给予了肯定和鼓励。

这期间，中央派国家民委副主任杨静仁去西藏调查。1961年1月，邓小平在听取了杨静仁的汇报后，指示西藏民主改革后要防“左”、防急，并且确定西藏稳定发展、5年不办合作社的方针。此后，班禅回西藏主持工作，并到其他藏区视察。1962年5月，他向国务院呈送了一份《关于西藏总的情况和具体情况以及西藏为主的藏族各地区的甘苦和今后希望要求的报告》，系统地提出了对西藏和其他藏区工作的批评和建议，全文合计7万多字，被称为《七万言书》。报告共分8个部分：关于平叛斗争；关于民主改革；关于农牧业生产和群众生活；关于统一战线；关于民主集中制；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关于宗教；关于民族工作。报告比较系统地、直言不讳地分析藏区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重大失误及其原因，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也提出了改进的意见和建议。

党中央、国务院对此十分重视，认为班禅的大部分意见和建议是好的，但也有一些话是过头的。习仲勋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受周恩来的委托多次去看望班禅并同他交谈。班禅火气很大，也说了一些激烈的话。习仲勋充分肯定了他敢于向党直言不讳地提意见的可贵精神，同时劝他不要动气，不要说气话。对习仲勋的劝说，班禅消了气后说：“你讲的我接受，你从小看着我长大，从一开始就帮助我，你是代表党的，作为个人又是朋友。你是为我好，我感激，但有些不该说的气话已经说出去了，我今后注意就是了。但我说明，我是真心为党好的。”

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下，经过李维汉、习仲勋等同班禅反复交换意见，最终形成了旨在西藏工作中纠“左”防急的４个文件，并报经国务院批准。遗憾的是，在1962年秋的八届十中全会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倾向在全党开始蔓延，有些人认为《七万言书》是“农奴主夺无产阶级专政的权”，是一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纲领”。班禅和李维汉等，包括习仲勋在内，都因此被批判。再加上受小说《刘志丹》案的影响，习仲勋也陷入沉冤。从此他和班禅的交往中断了十几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习仲勋和班禅的冤案都得以平反。老友重逢再相见，感慨万千。班禅见到习仲勋时很不安地说：“因为我的《七万言书》，把你给连累了，真对不起。”习仲勋对他说：“这不是谁连累谁的问题，我们都受到了锻炼和考验，增长了见识，党对你是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