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邓颖超确定恋爱关系
当时，周恩来以“伍”署名给邓颖超写了一封题为《德法问题与革命》的信。在信中，他说：“资本主义一天不打倒，他的最后保证在帝国主义的混战永不会消灭。欧乱方兴未艾，所可希望的只是俄国。”信中引用了卢森堡的一句名言“我们若无军队便不能革命”。这时的周恩来已认识到：中国要想革命胜利，就必须搞武装斗争。
当时，周恩来在感情上有些困惑。邓颖超和张若名两位年轻女性的影子时常在他的脑海中浮现、比较。张若名，1902年出生于河北省清苑县富裕人家。1916年考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与邓颖超同为第10级学员。家境好，人特别聪明，性情刚烈，心高气盛。1920年初，抵制日货活动中，周恩来做总指挥，和郭隆真、张若名、于方舟带领数千名民众到直隶省公署请愿。4人当场被捕，张若名与周恩来一同坐牢。7月17日，全体代表获释出狱。当年在组织学运和牢狱斗争中，周恩来和张若名惺惺相惜，英雄相敬，结下了深深的情谊。邓颖超后来对侄女周秉德说：“那时觉悟社的人都说，如果周恩来放弃独身主义，和张若名就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刚到法国时，张若名在巴黎的云母片厂一面做工，一面学习，后加入赵世炎、周恩来等组织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少共组织内，张若名化名“一蜂”。因她的法语口语比较流畅，又是女子，身份隐蔽，在组织内担负一项特别任务，即和法共保持秘密联络。
张若名作为终生的伴侣到底合适吗？张若名热情的微笑、爽朗的言辞，以至清秀的脸和一双温柔的大眼睛，都给他以美好的印象。周恩来考虑着这个问题：若名是勇敢的，疾恶如仇！但复杂的党内斗争要求你必须服从党的纪律，有时荒谬的但个人委曲必须退让；若名是积极的，但她的家庭出身，使她的党性一直受其他同志怀疑；若名是可爱的，但她才高气盛。
而周恩来认定终生伴侣必须是志同道合，经得起艰难险阻考验的战友。在跟国内的那位“小超”一直保持着频繁的联系，愈来愈发现“小超”有更多的优点。周恩来主动与张若名谈心，最终做出了自己慎重的选择，表明两人之间只谈友谊，不涉爱情。
1923年，和周恩来分手后的张若名从巴黎来到里昂，就读于里昂中法大学，最后成为中国第一个留法女博士。接着，张若名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后又重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旅欧期间，周恩来同留在国内的觉悟社社友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1923年春的一天，邓颖超正在和刚从上海来到天津的觉悟社社员谌小岑、李峙山夫妇商量建立研究妇女问题的组织，忽然门外响起一声清脆的童音，原来是马千里6岁的女儿马翠官蹦蹦跳跳进来了，小手中扬起一封信：“邓阿姨，您的信，门房叔叔刚刚收到，说是外国寄来的，让我赶快送给您。”
邓颖超一看信封上那挺拔的笔迹，便知是周恩来从法国巴黎寄来的。李峙山、谌小岑也凑过来看信。邓颖超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印着油画的明信片。她不禁奇怪起来。以前，周恩来从法国、英国、德国给她寄过许多明信片，从来都是直接寄出，这次为什么加了个信封？
只见明信片上，芳草如茵，鲜花盛开，春光明媚。3个披散着金色秀发的美丽女郎正迎风奔跑。明信片背后，是熟悉的周恩来的笔迹：“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缚！勇敢地奔啊奔！”
聪明、机警、热情、活泼的邓颖超，看了明信片，不觉呆住了。一股甜蜜热烈的情感猛地攫住了她，震撼了她的心灵。李峙山和谌小岑把明信片拿过去，看着、看着，李峙山扑哧一声笑了起来：“喔呀小超，你还不明白，这是伍豪在向你表示呀！”一向能言善辩的邓颖超，此刻心慌意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时，李峙山像大姐姐似地拍拍邓颖超的肩膀，笑着说：“小超，这是伍豪在向你表示他的真挚情意啊！他要你打破一切束缚，勇敢地和他相爱啊！用了这样一种含蓄的方式，倒像他一向的为人，感情总是这样细腻深沉。你赶快给他回信吧，我们先走啦。”
李峙山和谌小岑走了。整洁的小房里，邓颖超默默地看着那张不同寻常的明信片，沉浸在她和周恩来相识4年的回忆中……
归于平静后，邓颖超还有些疑虑。她知道周恩来一向标榜自己抱独身主义，如今怎么变了呢？她又知道他身边有一位共同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姑娘，她一直以为他俩会好起来。现在，恩来为什么对自己这样表示呢？
邓颖超回信了。信中首先征求他对她和李峙山、谌小岑要建立一个进步的妇女组织的意见。信的最后才说，明信片已收到，含蓄地问他：你不是一向抱独身主义的吗？现在有什么新的想法？
周恩来的回信很快来了，非常赞同他们组织一个进步的妇女团体；然后笔锋一转，回答了她的疑问，倾诉了他对她的热烈深沉的感情。他对她说，他到欧洲后，认识到革命和恋爱并非对立，“独身主义”的主张已经改变。马克思和燕妮，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都是理想的革命伴侣。在法国，他的好朋友蔡和森和向警予、李富春和蔡畅都恋爱结婚了。朋友们也希望他能选择一个志同道合的终身伴侣。他坦率说到，身边是有一位比较接近的朋友，他觉得她经受不了革命的艰难险阻。而他已决定一生献给革命，唯有勇敢坚强的小超才能和他终身共患难，同奋斗！希望尽早得到她的明确答复。
邓颖超被周恩来情深意长的来信深深打动了。她对他长期纯洁的友谊陡然升华为美妙热烈的爱情，恩来确是她理想的终身伴侣。
邓颖超写信给周恩来，给了肯定的答复：我们思想相通，心心相印，愿相依相伴，共同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
当时，邓颖超和其他觉悟社社友在天津《新民意报》办了一种不定期的副刊《觉邮》。第一期上，发表了周恩来给邓颖超的信《德法问题与革命》和其他几封信。第二期上，又发表了他的两封来信《西欧的赤况》和《伍的誓词》。
这年5月，邓颖超在《女星》旬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样写道：“两性的恋爱，本来是光明正大的事，并不是污浊神秘的。但它的来源，须得要基础于纯洁的友爱，美的感情的渐馥渐浓，个性的接近，相互的了解，思想的融合，人生观的一致。此外，更需两性间觅得共同的‘学’与‘业’来维系着有移动性的爱情，以期永久。这种真纯善美的恋爱，是人生之花，是精神的高尚产品，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将来，是有良好影响的。”这是她和周恩来真纯善美恋爱的写照。
这年夏，周恩来开始专门从事党团工作，住在赵世炎原来的住处——戈德弗鲁瓦街17号小旅馆3楼16号房间。
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举行，会议决定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
6月16日，周恩来等到里昂与孙中山所派到法国筹备组织国民党支部的王京岐商谈合作问题，达成协议：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全部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此后不久，国民党总部委任周恩来为国民党巴黎通讯处（后称巴黎分部）筹备员。
由于旅欧共青团的加入，国民党旅法支部在成员扩及法国以外的德国和比利时，因此，国民党总部将旅法支部改为旅欧支部。11月25日，在里昂召开了国民党旅欧支部成立大会，会议选举王京岐为执行部部长，周恩来为执行部的总务科主任。王京岐回国期间，由周恩来代理执行部部长，主持旅欧国民党组织的工作。
1924年2月1日，为适应国内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和旅欧共青团工作遇到的新情况，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少年》改名为《赤光》，办刊的重点从对马克思主义学理的介绍和研究转向对中国革命基本规律和具体方针的探讨。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改理论的《少年》为实际的《赤光》”。周恩来、李富春、肖朴生、傅钟等都先后参与过《赤光》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赤光》创办不久，在法国勤工俭学的邓希贤（即邓小平）就来到戈德弗鲁瓦街17号小旅馆内周恩来的狭小房间，成为《赤光》编辑部最年轻的成员。小个子的邓希贤已是一名“少共”成员，曾在巴黎近郊比扬占的雷诺汽车厂和蒙达尼附近夏莱特市的哈金森工厂做过工，一年前开始专职从事旅欧团支部的工作，办过工人旬报。让自己参与《赤光》的编辑，而且是跟周恩来在一起，邓希贤十分高兴。
在《赤光》编辑部，邓希贤得到了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直接帮助和指点。同时，耳濡目染使他增长了才干，锻炼了能力，也是在这个岗位上，邓希贤以出色的工作得到大家的依赖和尊重。
邓希贤的工作是负责《赤光》的刻写和印刷。他经常是白天做工，下工后即赶到《赤光》编辑部。在那狭小的房间里，周恩来将写好或修改好的稿件交给他，邓希贤把它一笔一画地刻写在蜡纸上，然后用一台简陋的印刷机印好，再装订起来。事实上，这种正常的工作程序经常被打乱，有时是因为要开会研究问题，或是正在修改稿件的周恩来被各种来访者打断，有时由于工作需要周恩来去德国和比利时活动。但为了能保证每半月出一期，每期12页左右的内容，常常是在开会以后，或各种客人走后，周恩来马上伏案挥笔著文或改稿，而邓希贤则等在一旁，改好一篇，刻写一篇。这个仅有5平方米的小屋里，灯光时常彻夜不熄。他们一同忘我地工作着，度过暮色苍茫的夜晚，迎来薄雾蒙蒙的黎明。
邓希贤刻写的字工整、隽秀，力透纸背，印刷清晰，装订简雅，大家对此赞不绝口。他常常左手捏着面包，右手操作印刷。一次，周恩来见到他这副模样，指着他脸上的面包屑和油墨痕迹，大笑说：“希贤，希贤！你可真是一位油印博士啊！”自此以后，大家不约而同地称他“油印博士”。
经常是深夜工作完成后，邓希贤就在这房间里打上地铺和周恩来住在一起。这期间，邓希贤和长他6岁的周恩来十分接近，邓希贤很敬重这位兄长式的同志和领导，为他坚定的信仰，对现实问题清晰正确的分析把握和那英姿勃勃、思路敏捷、谈吐文雅、彬彬有礼的风度所深深吸引，从中学到许多东西。60年后，邓小平谈到周恩来时还深情地说：“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为了给旅欧团提供活动经费，在周恩来的倡议下，由邓希贤负责主持，在巴黎开办了一间“中华豆腐店”。大家轮流磨豆腐，非常愉快。你说一个笑话，他哼一声小曲，周恩来还吟起古人的豆腐诗：“旋轮磨上流琼液。”邓希贤则对出下句：“煮月铛中滚雪花。”大家听了都拍手叫好。邓希贤热情好客，很有组织能力，这间具有东方风味的豆腐店很快吸引了法国人。豆腐店闻名巴黎，大有供不应求之势，于是采取定时供应、售完为止的办法限制销售。这样，也很好地解决了旅欧团活动经费问题。
周恩来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在《赤光》上发表了《军阀统治下的中国》、《列强共管中国的步骤》等30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反映出周恩来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中国革命的当前任务和远景等基本问题，都已有了比较清楚和符合实际的认识。
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国内革命运动以广东为根据地蓬勃发展起来，急需大批干部。旅欧中国共青团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选送一批干部回国，周恩来也在其中。7月13日至15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改选了执行委员会，邓希贤、周唯真、余增生、李俊杰、徐树屏当选为执委会正式委员，聂荣臻、李林、王锡三为候补委员。7月16日，旅欧团第五届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执行委员会的组织和分工，决定由周唯真、邓希贤、余增生3人组成书记局，负责旅欧团的日常行政工作。
7月31日，随着一声汽笛长鸣，周恩来告别生活了将近4年的欧洲大陆，踏上了归途。再见了，美丽的法兰西！4年前，他来到这里时，还是一个正在追求和探索革命真理的青年学生；而今天，他已经是一个有着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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