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无法完成的自传
在陈独秀是“遣闷”之作的《实庵自传》，而在陶亢德却如获至宝，立即发布广告，称它是“传记文学之瑰宝”，对陈独秀终于如约交出书稿，极为称道，并附编后记说:“陈先生是文化导师，文坛名宿，搁笔久矣！现蒙为本刊撰文，实不特本刊之幸也。”《宇宙风》连载于散文十日刊的51、52和53期，书名为《实庵自传》，署名陈独秀。《实庵自传》两章，使读者从中看到“自幼便是个没有父亲的孩子”的传主，将有着怎样的童年，看到传主18岁那年赴南京乡试，是什么促使他摒弃科举，走上“康(有为)党”之路。那一个个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人物，如“严厉的祖父”、“能干而慈爱的母亲”、“阿弥陀佛的大哥”，以及院试考官和乡试考官，无不给读者留下难忘的印象。
望孙子尽快成才的“严厉的祖父”，有个“白胡爹爹”的绰号，“孩子们哭时，一说白胡子爹爹来了，便停声不敢哭”，就是这个“严厉的祖父”，也常常因为让年少的陈独秀背诵《四书》、《五经》而“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令人可怕”，而更让老人不解的是，陈独秀“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他不只一次愤怒而伤感的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
与祖父的毒打形成对照的是，每每这个时候，母亲便会暗自流泪，“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威权，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母亲的眼泪，是叫我用功读书之强有力的命令。”他说母亲“很能干而疏财仗义，好打抱不平，亲戚本家都称她为女丈夫。”但是，母亲也有“优容奸恶，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的缺点，而这恰恰又为他所承袭，他说:“我和我的母亲同样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恶当，至今虽然深知之，还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于政治上之不严肃、不坚决，而母亲性格之遗传，也有影响罢。”
对于“阿弥陀佛的大哥”虽着墨不多，但却将大哥既要接受“母亲严命，教我习八股，预备应考”，又要哄劝“难说话的弟弟”，上下为难，无计可施的窘态，写得跃然纸上。
在第二章的“江南乡试”中，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应试的“正人君子”刻画得更是入木三分。带着“‘读书人’这张体面的护符”，打着“奉旨江南乡试”的招牌，这班“正人君子”来到京城，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生拿硬要，偷鸡摸狗，龌龊卑劣，动辄以“我们是奉着圣旨来乡试的，你们诬蔑我们做贼，便是侮辱了皇帝！”以此唬人。对旧时考场和考生百态，更是涉笔成趣，惟妙惟肖。由此他极为厌恶科举考试，并因之而与之决绝。他由“考生的怪现状”，联想到倘若这班人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最大动机”，并“后来接二连三做了使他们吓破了胆的康党、乱党、共产党，而不是他们所想象的举人、进士、状元郎。”
陶亢德似乎注意到书稿上所写的“写此遣闷”，故在连载时，特意给读者提示:“每期都有”，而老友汪孟邹在印发《实庵自传》单行本的《刊者词》中也说:“本集是《实庵自传》的初两章，然可从中窥见作者少年的环境和其特有的奋斗精神。先为刊出不是无有意义的。”“每期都有”和“先为刊出”，都是造成既成的事实，以催逼后续篇章的完稿。
出狱后的陈独秀，面对已是全民抗战的局面，他每天不是写文章就是发演讲，尽管陶亢德一再催逼，他仍是不为所动。这一点，陶亢德也意识到，他说:“到达汉口以后，他的全副精神就放到抗战文章上了，自传也无心思续写。”陶亢德也知现在仍催逼续写《实庵自传》，是有点“不知道缓急轻重”，可是，出于多年办刊办报的职业习惯，每次去信都忘不了叮嘱一句“有暇甚至拨冗续写的话。”1937年11月3日，陈独秀致信陶亢德说:
“弟之自传，即完成，最近的将来，亦未必能全部发表，至多只能写至北伐以前也。弟对于自传，在取材、结构及行文，都十分慎重为之，不草率从事，万望先生勿以速成期之，使弟得从容为之，能在史材上文学上成为稍稍有价值之著作。世人粗制滥造，往往日得数千言，弟不能亦不愿也。普通卖文糊口者，无论兴之所致与否，必须按期得若干字，其文自然不足观，望先生万万勿以此办法责弟写自传，倘必如此，弟只有搁笔不写，只前寄二章了事而已，出版家往往不顾著作者之兴趣，此市上坏书之所以充斥，可为长叹者也。”
陈独秀的信，已将不能续写的理由说的得体充足，而除此之外，另一条不能忽视的理由则是，纵是写出来未必就能通过国民党的书刊检查，他在逝世前3个月给郑学稼信中说:“弟之自传，真不能不写，但写亦不能出版，为之奈何？”由五四运动往下写，怎么也绕不开那么多的是非纷争的问题，纵是写出来了，也是不能出版，而“著书藏之名山，则非我所愿也”，于是，不如不写，免得徒费其力。诚如有学者所论:“《实庵自传》之未能续成，实是为特殊的历史环境所扼杀”。（张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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