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九一三”

二

我不是职业作家，也不是学文的科班出身，严格地讲应该是毕业于空军飞行学院飞行驾驶专业的飞行员，或者叫行伍出身。由于“九一三”事件的特殊经历，从产生强烈的创作冲动开始，无形之中我就把自己归入搞文字的行列，把当年刻苦钻研飞行驾驶技术的劲头转移到了工作与创作方面。

“九一三”事件中直接涉及两架飞机——256号三叉戟与直-5型3685号飞机。因此，能否把以上两架飞机的活动过程弄清楚，是关系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能否弄清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例如：当时256号三叉戟机组人员为什么有走有留？林彪专机强行起飞后为什么会形成很不正常的大转弯？是如何从天上掉下来的？从飞机黑匣子里知道些什么信息？机组死难人员最后是如何定性的？3685号直升机反劫持迫降成功的过程如何？等等。离开飞机，离开专机，离开飞行专业知识，上述诸多问题就说不清楚。还有，即使是飞行专业的内行，如果他没有亲身经历这一事件，不掌握第一手资料，没有亲身体会，也不会去写。此外，就机组业务岗位分工而言，飞行员也就是机长，既要驾驶飞机，又要掌握领航、通信、机械等业务情况，对整个飞行负主要责任，所以回忆整理飞机航行的综合情况，飞行员是责无旁贷的。遗憾的是当初活下来的5个人中，已经走了2个，这个担子就自然落在了我的肩上。

写回忆录之所以是一种责任，还体现了40多年前就已经离去的机组4名战友的愿望。1971年中央第57号文件宣布了林彪乘机叛逃自取灭亡的消息后，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已经被党章确定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林彪怎么会突然乘机叛逃成为死叛徒呢？可想而知，机长潘景寅在飞机上，面对林立果强迫改飞国外航线的枪口，刚才还在地面被自己誓死捍卫的副统帅，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劫机叛逃的主犯？这个认识上的落差太大了，大得连做梦都不可能想到的事情，却变成了飞行中的现实。潘景寅所面临的心理冲击，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残酷的现实把林彪专机的机长推到了最前沿，他承受着一般人无法承受的心理困惑……因此他用手中的驾驶杆在极不情愿的转弯中，通过雷达给人们留下了巨大的问号，也是机长的无声语言：这究竟是为什么啊？！

飞行员自从选择这个职业开始，无一例外都做好了在飞行训练或任务中随时可能牺牲的准备。专机部队也确实为保障专机安全，在飞行训练中付出过生命的代价。但是3位机械师怎么也不会想到会死在共和国最高等级的专机上，为之殉葬的竟是国家的副统帅。根据坠机现场9具尸体所处的位置判断，林彪是与3个机械师在一起的，距离很近，林彪头朝东，3个机械师头朝西呈“品”字形，这里正是林彪的床与沙发的所在舱位。我判断，3个机械师在迫降中还在抱着林彪，有“保护首长”之状。据此分析，3个机械师至死都不知道死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会这样死。纵观所有的劫机行为，劫机犯绝对不会允许除机长之外的任何机组人员在前驾驶舱。

“九一三”之夜，随着蒙古国草原上的一声巨响，机组中的4位战友在飞机的爆炸中离我们而去。至今，他们的遗骸仍留在坠机现场以西约1000米的山坡上。如果没有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接见外国记者时说的“飞行员是好人……”这句话，至今也不会有人给死去的战友一个说法。因此我在回忆录中写到256号三叉戟机组9名成员的命运时，用一道简单的算术题表示：9-4=5。一道连小学生都会计算的算式，一个带有血与泪的算式，已经永远被载入了共和国的史册。剩下的5个人，本来就是一个残缺不全的机组，42年后只剩下3个人了。

40多年来，我没有一天不在回忆这段历史，没有因为命运急转直下而消沉，也没有因机组四分五裂而放弃，更没有因为书稿出版困难重重而灰心。回忆录展现的绝不是活下来的5个人的心声，而是256号三叉戟机组9个人的心愿；因为牵涉到与两架飞机活动情况有关的空军专机师和空军指挥所，所以与事件有关的老领导、老战友、航校老同学，都希望把与两架飞机有关的回忆录公之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