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占仁
第五，“应该考虑政治后果”是要传递的实际情况。为什么治病还要“考虑政治后果”呢？那是因为毛泽东不但在红军和党内有着崇高的威望，而且是使国民党反动派闻风丧胆的传奇人物。这一点不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共中央都是有清醒认识的。1932年10月8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埃韦特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皮亚特尼茨基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毛泽东迄今还是有声望的领袖，因此为实行正确路线而与他进行斗争时必须谨慎行事。”1932年10月7日，中共中央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电报指示：“现在我们反对将他从军队中召回，如果他服从党的纪律的话。目前采取这一步骤，会给红军和政府造成严重的后果。”毛泽东是“大人物”，所以治病也要“考虑政治后果”。况且毛泽东这时并没有病，如果以治病为由把毛泽东弄到莫斯科，无非是亲者痛仇者快，产生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与拒绝毛泽东赴苏联治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33年9月5日，从上海发出的电报询问是否同意受重伤的王稼祥去莫斯科治疗，9月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非常会议答复：“如果身体状况允许他完成这样的旅行，我们不反对他来这里。”同日发给李竹生的电报说：“同意科穆纳尔来这里，如果他的身体状况允许他进行这样长途旅行的话。”当时王稼祥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也非常重要，路上也会有危险。为什么不反对他去苏联治病呢？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王稼祥是真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原来，王稼祥于1933年4月27日在江西乐安县谷岗村红一方面军总部驻地因国民党军飞机轰炸，弹片打进腹部而负了重伤。正如他后来自述的那样：“我伤口大化脓，几乎死去。”这是真的有重病在身，如不及时治疗，会有生命危险。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
频道精选：
 |
| 相关专题 |
| · 毛泽东纪念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