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泽东“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论断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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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特别是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的发生，使毛泽东得出一个新认识：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提出了“新疆的主要危险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论断。

[关键词] 毛泽东 苏联 现代修正主义 新疆 反修防修

1962年是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从“同志加兄弟”走向“分裂和对抗”的转折年。这年的8月3日，毛泽东在听取西北地区负责人汇报时明确指出：“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新疆斗争的主要方面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毛泽东同中共西北地区负责人谈话摘要，1962年8月3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 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2页。）该论断的提出，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初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不断恶化的历史大背景有着密切关系，更是对1962年苏联在新疆直接策划并实施大规模颠覆破坏活动的深刻认识。

一、中苏分歧的由来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苏两党在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某些重大意识形态问题上出现分歧。而后，这种分歧又发展到严重影响两国关系。

1、“和平过渡”和全盘否定斯大林导致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产生分歧。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三和”路线。会议期间，赫鲁晓夫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抛出“秘密报告”，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给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和其他一切共产主义敌人以可乘之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苏共领导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原载《人民日报》（1963年9月6日）。）

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极为严重的困难。西方世界极力为赫鲁晓夫的言行叫好,“美帝国主义把苏共领导大反斯大林看作是‘空前未有的合乎我们目的’的举动，叫嚷要利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作为武器来摧毁共产党运动的威望和影响’，并且乘机鼓吹促进苏联的‘和平改变’”（ 《苏共领导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原载《人民日报》（1963年9月6日）。）；与此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产生混乱，东欧一些国家出现动荡，甚至酿成暴乱。“面对着这种局势，中国共产党人同各国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一起，坚决主张击退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进攻，捍卫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苏共领导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原载《人民日报》（1963年9月6日）。）

后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编辑部文章《苏共领导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曾指出：“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当代国际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提出的许多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特别是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和通过所谓‘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更是极其重大的原则错误。”（《苏共领导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原载《人民日报》（1963年9月6日）。）

对于“和平过渡”问题，中国共产党曾明确提出自己的立场与观点。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上，中国共产党向苏共中央提交了书面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全面地、明确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其主要论点如下：第一，不能放弃武装斗争即以“非和平的方式”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和手段。《提纲》强调：“对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提出和平和非和平的两种可能性，不是单提一种可能性，……”,“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阶级斗争的普遍规律。”（《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1957年11月10日）。）；第二，要做好革命斗争的准备工作。《提纲》指出：“……如果过多地强调经过争取议会多数取得政权的可能，容易松懈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的革命意志，在思想上解除自己的武装。”“……最重要的，应该是进行艰苦的聚积革命力量的工作。”（《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1957年11月10日）。）；第三，如果缺少革命武装作为后盾或支持，无产阶级是很难取得议会多数的，就算取得议会多数，要维护、巩固这种多数也是不可能的。《提纲》指出：“如果资产阶级的军阀官僚国家机器没有被摧毁，无产阶级及其可靠同盟者在议会中的多数，或者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会随时根据需要修改宪法，以利于巩固自己的专政）,……”（《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1957年11月10日）。）

而在斯大林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更是对苏共提出义正言辞地批评，因为斯大林问题关系到如何评价苏联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以及整个共产主义运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斯大林的批判，无论在原则上，在方法上，都是错误的。”（《苏共领导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原载《人民日报》（1963年9月6日）。）对此，《人民日报》先后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全面分析斯大林的一生，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在上述两篇文章发表期间的1956年11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时强调：“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苏共领导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原载《人民日报》（1963年9月6日）。）

中国共产党尽管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同苏联存在分歧，但在公开场合还是对苏联采取了维护的态度。对于这些分歧，毛泽东始终主张通过内部讨论来解决，而不应影响两国正常关系。正如《苏共领导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所述：“……，为了照顾苏共领导人的困难处境，……，我们没有对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进行公开的批评。（《苏共领导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原载《人民日报》（1963年9月6日）。）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渡过难关，挫败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阴谋。”（方连庆等主编：《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页。）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国际上利用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所掀起的反苏反共浪潮基本被抑制，东欧国家的局势逐渐平静，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得以维护与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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