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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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迹：“旗手”得罪赵恒惕
起因是“湖南自治”。
1920年8、9月间，“湖南自治”的舆论声势已成。
身在“庙堂”者与身在“江湖”者，首先在由谁主持“自治”上发生了根本的分歧。
主政湖南的谭延闿们，搞的是官办自治：为操控“自治”的主动权，于9月13日召集“自治会议”，决定由省政府和省议会各推举若干人草拟一部“省宪法”，然后召开制宪会议。
“在野”的毛泽东、彭璜、龙兼公们则搞“民办自治”，起草了《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的文件，其中提出了一个要害问题：人民宪法会议代表，必须实行直接的平等的选举；由人民宪法会议制定宪法，根据宪法产生正式的湖南议会、湖南政府以及县、区、乡自治机关。这个文件10月5日至6日在《大公报》上公开发表后，签名支持者达377人，几天后增加到436人。在毛泽东等的组织下，10月10日，长沙近两万群众冒着大雨上街游行。到达督军府门前时，省学联主席彭璜等代表向谭延闿递交了毛泽东、龙兼公起草的《请愿书》，要求迅速召开人民制宪会议。在省议会门前，出于对包办“制宪”的不满，还有人扯下了省议会的旗帜。
“谁主沉浮？”谭延闿在接下了《请愿书》后，对其中所提各项要求断然拒绝。而11月下旬挤走谭延闿而成为湖南实际统治者的赵恒惕，面对“草根”们更是只有一张阴沉铁青的脸。无论谭还是赵，都不会放弃“制宪权”。赵恒惕们知道毛泽东是“草根”们的旗手，先得镇住他，便把“扯旗”之事加在毛泽东头上，接着，又造谣说毛泽东想运动军队，以捣毁省议会。警察厅随即把毛泽东召去诘问，还对彭璜发出通缉布告，想借此造成一种高压恐怖气氛，让“草根”们知难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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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迹：老虎嘴里讨碎肉
其实，毛泽东对“湖南自治”既是热情的，也是冷静的。他知道，让湖南摆脱“南”、“北”战争的蹂躏，是全省上下共同的心愿，但为什么就不能让民众通过自治得到一定的权利呢？尽管他知道后者如同“在老虎嘴里讨碎肉”。
因此，他对“湖南自治”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不仅仅是他，就是整个湖南“在野阶层”都投入了热情。
毛泽东运用在湖南《大公报》做特约记者的身份，对“湖南自治”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层面和操作层面的探索。9月3日，他在《大公报》上，发表《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一文，提出先分省自治，后解决全国总建设的观点。“湖南共和国”是一个惊世骇俗、违经背道的观点，一时间，长沙城内，乃至全省都闹得沸沸扬扬的。在不到5个月时间内，他发表了15篇文章，从不同的侧面、角度，从理论上阐明湖南人民自治运动有其发生的历史必然。
毛泽东们与谭赵集团存在分歧也是必然的。谭赵集团的自治，不过是在“南北夹缝”中讨生活，维护他们的“长治久安”——“湘人治湘”，而毛泽东们要的“民治主义”——湘人自治。
“江山是老子打下的，岂能拱手让人？”不论是文人出身的谭延闿，还是武人出身的赵恒惕，都无法摆脱历史的惯性。他们绝对不会把权力让给草根！民众起来了，他们集会、游行、请愿，确实是向谭、赵集团施加压力，这当然是他们不能容忍的。在将谭延闿赶出湖南后，赵恒惕虽仍然挂着这块招牌，可那是刺刀下的“湖南自治”——连连制造血案。在他的刺刀下，“草根”们还能实现自己的诉求么？
毛泽东们成了赵恒惕心上的“刺头”。毛泽东们心目中的“湖南自治”运动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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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迹：毛泽东写了8封信
无情的事实迫使毛泽东冷静下来。他似乎也有些心力交瘁，他告诉朋友，“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
毛泽东的学生张文亮在11月21日日记记载：在通俗教育馆，毛泽东告诉他，不日将赴醴陵（株洲、萍乡）考察教育……
毛泽东这次是否在醴陵停留，没有文字记载，但住在萍乡那个小旅馆里，不仅有他写的八封信作证，也有见证者生前的回忆。
确实，“在萍乡，毛泽东又从行动回到了思考。”11月25和26日两天，是冷雨淅沥的日子，毛泽东夜不能寐。他思考了许多，结论和想法也清晰起来，似乎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披衣起床，将带来的新民学会会员从各地的来信拿出来，一封一封重新阅读，并挥笔一一回复来信者。
在给向警予写信时，毛泽东联系湖南“自治运动”失败的教训，思考着社会改造的新途径，不由得吐露心声：“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
在给李思安的回信中，他提出了“另造环境”一法。
在给罗章龙的回信中，他提出了“旗子立起”一法。
“另辟道路”、“另想办法”，“旗帜立起”，具体所指是什么？他在编辑《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时，于易礼容信后的按语中，进行了直白的解说：“必须从事根本改造之计划与组织，确定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主张的共产党。”
毛泽东思绪如潮，一连写了8封回信和一篇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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