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 红
五迎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归来的周恩来
1964年10月16日，中共高层异常兴奋，因为这一天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而也就在这一天，中共得到了曾经下令封锁向中国输出核技术的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
这天，研究国际国内形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立即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而且与会人员很快从欢快的气氛中冷静了下来，大家对赫鲁晓夫的下台当然是很高兴的，但在没有搞清苏共中央为什么突然变更领导人的真实原因前，他们是难以彻底开怀的。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对赫鲁晓夫的下台原因进行分析，以及是不是对中共有利？是不是对两党两国改善关系有利？会议分析，从赫鲁晓夫的执政能力看，是他的内政外交失败，引起苏共党内不满；从赫鲁晓夫的个性来看，是由于他主观片面，唯我独尊，简单粗暴，在苏共内部得罪人太多，引起公愤。总之，赫鲁晓夫成了不受欢迎的人，被苏共中央大多数所抛弃。分析到这里，很多人感到苏共中央一班人一点风声都不透，就这样把一个气焰极盛的最高领导搞了下来，此事绝不简单。因此，现在更重要的是摸一摸苏共新领导的政策走向，特别是他们会不会改弦易辙，采取与中共修复关系的新政策？会议最后终于达成较为一致的看法，认为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一是不变，完全承袭赫氏的做法，因为苏共毕竟是因为内部权力争夺造成赫氏的下台，他们党的大会决议不可能马上更改；二是微变，会有一些调整，毕竟新人有新的想法么；三是不仅不变，还更坏，会变本加厉，新的领导人可能会比直来直去没有什么城府的大老粗赫鲁晓夫更难对付。
怎么办？猜测和分析永远替代不了现实接触，要了解真相，把握中苏关系的走向，只有与苏共新的领导人接触。为此，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作出重要决定：中共四套班子的最高领导人，即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国家主席刘少奇、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名向苏共中央新的领导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米高扬，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发出贺电。贺电由外交部交给苏联驻华大使契尔年科，于10月16日发出，并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全文刊发。
这个姿态可以说是相当积极的，中共试图修补趋于崩裂的中苏关系。1964年11月7日将是苏联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日，在毛泽东的部署下，中共决定以此为契机，派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苏联，并联系兄弟党一起前往。
10月29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约见朝鲜、越南、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古巴5国驻华大使或代办，请他们转达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关于12个社会主义国家派党政代表团赴苏庆贺十月革命47周年并进行接触的建议。他说：“苏联的情况是起了变化，这个变化不仅限于苏联，而且影响到兄弟国家、兄弟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影响到我们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它的代理人。”周恩来强调：“我们应该做些推动工作。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一，它做的积极的事，我们应该支持。第二，我们推动他们向好的方向变化。第三，有些事情，需要等待看一看。”
当时中共对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并不清楚，周恩来自称此行是“战略侦察”。中央决定：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任团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贺龙为副团长，团员有康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晓（中共中央委员、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中共中央委员）、潘自力（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大使）、乔冠华（外交部副部长）等。此行的目的，就是要搞清赫鲁晓夫为什么被搞下台？搞清这个原因，就基本上摸清苏共新领导人对中苏关系的基本态度了。
11月5日上午，周恩来率领由贺龙、康生、伍修权、乔冠华等人组成的中国党政代表团离京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11月6日，在向列宁陵墓敬献花圈之后，周恩来一行拜会新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等人。周恩来对米高扬说：“我们这次来，除了参加庆祝活动外，还希望进行接触，交换意见。我们希望，这会为今后打下一个好的开端。”
然而，出乎周恩来意料的是，11月7日举行的庆典招待会上，发生了—起严重的事件。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向贺龙元帅祝酒的时候竟然说：“我们俄国人搞掉了赫鲁晓夫，你们也应该搞掉毛泽东，是他们两个人妨碍了我们两国的关系。”面对这公然的挑衅，贺龙当场予以坚决驳斥，并立即向周恩来报告。第二天，在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等人回拜中共代表团时，周恩来要求澄清：苏共欢迎我们来的目的之一是不是你们要当众向我们挑衅？是不是期待中国党也撤换毛泽东的领导？勃列日涅夫等人辩解说，他们是事后得知的，感到不安和愤怒，马利诺夫斯基不是主席团委员，属酒后失言，翻译也有错误，准备道歉。周恩来说这事他要报告中共中央。对勃列日涅夫的解释，周恩来还表示：吃酒后胡说八道，这是不能作为解释的。我们中国有句老话，“酒后吐真言”。存在决定意识，思想里总有这个根苗，他才说出这个话来。后来柯西金代表苏共中央表示正式道歉。
这一事件恶化了中苏两党会谈的气氛。在11月9日的会谈中，周恩来说：“我们的接触总是希望改善关系，一步一步地前进。我们要求了解赫鲁晓夫被解职的政治原因。”并明确表示：“不能把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与12月会议连在一起，那是赫鲁晓夫强令召开的分裂会议，中国党不能参加。”在11月11日的会谈中，周恩来尖锐地指出：“我们认为，在你们还是继续执行赫鲁晓夫的路线不变，中苏两党、各兄弟党的原则性分歧基本上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谈不到停止公开争论。苏联新领导中赫鲁晓夫的以‘老子党’自居的那种倾向还在发展。”在11月12日的会谈中，周恩来对勃列日涅夫关于赫鲁晓夫被解职的问题的解释，表示不满意。周恩来说：“这次我们没有广泛地讨论问题，但是，我们两党协商的门是开着的。”在会谈将要结束时，周恩来郑重表示：“为了使我们两党协商的门开着，为了能够创造良好的气氛，寻求新的途径，建立共同团结对敌的愿望，我希望不要在创造新的气氛中又来一个障碍。”
11月9日，周恩来在中国驻苏使馆同以格瓦拉为首的古巴党政代表团共进早餐时，说明中国对赫鲁晓夫下台的看法，并详细讲述马利诺夫斯基的挑衅事件，指出这一事件表明：（一）他企图当着帝国主义国家的使节和记者的面侮辱毛泽东同志、中国人民、中国党和我本人；（二）企图煽动中国党推翻毛泽东同志；（三）和帝国主义者一样，他们把中苏两党两国的原则性争论看成个人之间的权利之争。这是赫鲁晓夫的工作和思想作风。
周恩来这一系列紧张的会谈和接触，既表明了中国谋求团结的良好愿望，又显示出不可动摇的原则立场，更面对突如其来的挑衅，维护了凛然不可侮的尊严。
11月14日下午，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回到北京。毛泽东第五次亲自奔赴机场，迎接凯旋归来的战友。
当周恩来总理走下飞机时，毛泽东主席率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走向飞机。党和国家领袖们全部出动到机场迎接总理的归来，他们像久别重逢的战友，互为尊敬、信任和关爱地与周总理一一热烈而紧紧地握手。
此次赴苏，虽然与苏共中央新任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进行了会谈，但早在赫鲁晓夫时代就已十分紧张的苏中关系并未得到缓和，而且分歧越来越大，直到后来兵戎相见。毛泽东组织了这次“超级规模”的迎接，向全世界暗示的潜台词是：中国决不看任何人的脸色！
从在专机旁合影的照片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情绪高昂，与身着御寒大衣的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郭沫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穿着上形成明显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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