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放江西监护劳动
10月23日清晨，从中南海驶出一辆吉普车，风驰电掣般向机场驶去。车上坐着3位老人与一位姑娘，这就是邓小平夫妇与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还有一位是邓家长女邓林。他们都靠在座位上一言不发，路边一条条“打倒‘刘邓’黑司令部”之类的标语映入眼帘，他们仿佛没有看到。
机场到了，3位老人分别在邓林的搀扶下从吉普车里出来。这是一个不大的军用机场，上面停着一架机号为3287的老式伊尔—14型军用飞机。到了分别的时候了，邓林望着父亲、母亲和奶奶3人从一个临时架上的简陋的舷梯上了飞机。邓小平到了飞机舱口，回首望了望，似乎是想再看一下北京。但在视线之内，除了一个空旷的机场，什么也看不见，他回头即进了舱门。
飞机起飞了，穿过翻滚的乌云，向着南方飞去。邓小平坐飞机的次数数不清了，作为总书记，他总是到处奔波。但作为“囚犯”坐飞机，还是第一次。透过机舱的弦窗，望着变幻莫测的云团，邓小平心里不禁感慨万千。
此时的卓琳同夏伯根坐在一起絮絮细语，他们心中最不放心的是老二邓朴方。大凡父母，总是把更多的爱献给不幸的子女，卓琳一想到卧病在三○一医院的儿子大小便失禁无人照看，生活无着落，心如刀割，愁泪涟涟。老大邓林在大学毕业后还未分配工作，不知是否还要被迫没完没了地交代父亲所谓的“罪行”。邓楠、邓榕、邓质方也在受父亲株连尚未成年便下放到边远的陕西、山西农村，连信也没写一封。真是剪不断、理还乱的离愁别绪啊！
邓小平此刻则似乎没有陷在撩人的儿女情长之中。将目光收回后，他闭目沉思着，考虑这场“文化大革命”到底起什么作用，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这么一场破坏力如此大的运动？他不理解，需要深一步地考虑，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大事。
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飞机徐徐降落在南昌向塘机场。3位老人顶着深秋的寒风走下舷梯。邓小平走下飞机，坦然地再次踏上江西这块土地。在这块土地上，他已经经历了一个起落，那是近40年前的事了。40年后，他更加成熟了，还会怕那些风风雨雨和惊涛骇浪吗？
身着解放军军装的江西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秘书们早已恭候在场，见邓小平走下飞机，便把小汽车开到舷梯旁，同北京来的、在飞机上“押送”的解放军讲了几句话，请邓小平等上车。这时的南昌大街小巷还残留着造反派搞武斗的痕迹，这个曾经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第一枪的革命历史名城如今照样被乌烟瘴气笼罩着。透过车窗，邓小平看见了大道两旁重重叠叠的大字报，只见自己的名字被惯用的符号涂抹着。他无奈地笑了笑。
小车在江西省军区招待所停下，秘书将邓小平一行安排在招待所二楼的一个套间里休息。在这里，邓小平住了3天。
有天晚饭后，邓小平顺着军区招待所院内的池塘边散步，不料引起了住在招待所的解放军干部、战士们的注意。“怎么，邓小平来这里了呀！喏，快来看。”这件事很快传到省军区。一位军区的“负责人”对邓小平夫妇训了一次话，叫他们老老实实接受改造，警告他们不要随意外出。
不多久，军区选派黄文华为邓小平的管理秘书。他在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秘书赵子昌的陪同下，来到军区执行所二楼和邓小平夫妇见面。赵子昌向邓小平介绍：“这就是省里派来的管理秘书黄文华，以后一切生产劳动、学习材料、生活上的事情都由他负责。”邓小平望了望这个陌生军人，没有任何表情。黄文华第一次看清，这位号称“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人，沉默中有一种令人猜不透的力量。
3天后，邓小平一行离开军区招待所，车很快进入八一大道。这条马路在当时仅次于北京的长安街，这种气魄曾引起了中央的争议。邓小平在车上打量着这么宽阔的大道，大道两边同样被大字标语装饰着，自己的姓名不是倒写着，便是打着红叉。
车出八一大道驶上八一大桥。黄文华向邓小平介绍：“这就是八一大桥，桥下是赣江，赣江流向鄱阳湖，我们住的地方距离这里约有8公里。”
邓小平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他当然知道这条江，30多年前，他同红军一道，跨过这条江。他更欣赏鄱阳湖，这是中国第一大湖泊，她的胸怀是那么宽阔，容得下长江的奔流。
车经长凌，行驶六七公里后来到望城岗。因此处地势略高，可看见南昌城的轮廓，由此得名。在望城岗的旁边便是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此地原是江西省的最高学府旧中正大学的校址。这个步兵学校的校长许光友少将，原在省里支左。程世清来后，便调走了，他的住房被称为“将军楼”。
车在军校的大门前停了下来。黄文华跳下车，同执勤的解放军战士交涉后，车开进学校。一位战士仿佛看见车里坐着的是邓小平，还没等他看清，车已经进入了绿树环抱的校园。顺着一条梧桐夹道的沙石马路，绕过步校办公大楼，沿着红壤夹着石子的小路走上一个小丘，即可看到一圈比人还高的绿色冬青树环绕而成的院墙，冬青树内还有一个竹篱，是一处幽静怡人的地方。清洁的水泥路面，不见枯叶，路边是修剪得很整齐的绿树和草坪，校舍掩映在绿树丛中，红墙绿瓦时隐时现，蝉鸣鸟语，自得其所。
卓琳见了这般景象，心中略为舒展。
进了“将军楼”的院子，邓小平一行下了车。他们开始打量这幢新居。这是一幢两层楼房，楼下除大厅之外，两边只有两个单间。院子是用篱笆围起来的，院内种满了梧桐和各种花草，同城市的喧闹形成鲜明的对比，要不是带有监禁的意思，真可以叫人喜欢上这个地方。
按照黄文华的安排，邓小平夫妇和夏伯根住在右边楼上3间房子，邓小平夫妇住在一个套间，里面住人，外面为会客室。夏伯根住在靠在卫生间的后屋。黄文华自己住在楼下靠右边的房间，正对着上面邓小平夫妇的房间。黄的房间装着一部电话，有什么情况随时可向其顶头上司报告。黄的左侧的房间是解放军战士贺福柱的卧室，他的任务是负责代邓小平夫妇到望城岗买菜。由于邓小平夫妇的特殊身份，上街是不准许的。
3位老人住下后，就各自的情况做了一些生活分工。邓小平虽已65岁了，但却是唯一的“壮丁”，重一些的活儿全由他做，如拖地板、劈木柴、砸煤块等等。卓琳年龄最“小”，只有53岁，但却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轻活细活就由她做，如扫地、擦桌、洗衣、缝纫。夏伯根虽已年近70，但她惯于操劳，身体尚好，且最善做饭，因此生火、做饭和与厨房有关的各类事务，均由她全权负责。3位老人相互体贴，相互照顾，相濡以沫，互敬互爱，把禁闭之中的羁旅生活过得充实而又充满了生命力。
经过一夜的休息，迎来了监禁生活的第一个黎明。这天一早，曙光初照，邓小平为院内欢唱的小鸟所唤醒。他珍惜这充满活力的早晨，尽管仍很疲倦，还是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披衣走出楼房。院内空气湿润，楼前四株月桂散发出阵阵清香，花朵在晨光中摇曳，小鸟在树枝上快活地游来游去，蝉儿耐不得寂寞，一声声鸣唱着。邓小平舒动筋骨，迈开大步，在庭院散起步来，院子毕竟太小，邓小平想到外面走走，到院门，见外面还有两名解放军战士站岗。解放军战士见状，警惕地看着他，身后传来“不准出去”的声音。邓小平心中一震，这才清楚此刻自己是被监护着，抬头看看鸟儿在自由地飞进飞去，真是人不如鸟自由。也罢，他索性在院内走个痛快。
从这天起，邓小平开始了他3年多流放在江西监护劳动的生活。从此，一个小厂、一座小院同一位伟人联系上了。
每当夜深人静，那纷至沓来的不平与痛苦，诸如个人的灾难、家庭的变故、人民的不幸、国家的动乱，一桩桩一件件，不停地在邓小平脑海中翻腾，使他难以安眠。邓小平刚进将军楼，就提出睡眠不好，要黄文华弄点眠尔通、非那根之类的安眠药，以助睡眠。他不仅晚上睡觉，就是午休也要靠安眠药，药量还较大，一般是午休前服眠尔通两片，晚上睡前服苯巴比妥一片、速可眠一片、眠尔通一片、非那根两片。卓琳午休与晚上就寝前也服些安眠药。黄文华一度很不放心，生怕有意外。他采取了一个办法，药片由他保管，按顿送，并要邓小平当他的面服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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