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人民网党史频道连载了由余玮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平民邓小平》。邓小平一生坎坎坷坷、三起三落。本书从一个平民的视角，描述世纪伟人退休后开启平民生活、往昔走出大山寻求人生出路的峥嵘岁月，政治上与感情上的双重打击、从容淡定的“谪居”生活，直至生命的最后岁月——亲情与真情、友情与乡情、遭际与人际、个性与情趣、智慧与品格，以及儿女情深、喜怒哀乐尽在其中。该书表现出政坛下的伟人、红墙外的凡人传奇而真实的生活，彰显邓小平特有的人格、风范与魅力。【点击进入图书连载】以下为本书节选：
林彪下达“一号命令”
1969年3月，苏联军队4次侵入中国黑龙江省的珍宝岛地区，打死打伤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指战员，制造严重流血事件。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还击。中国外交部3次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这一边境武装冲突事件，加重了党内存在的关于认为国际形势日益严重、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估计。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着重谈了准备打仗的问题。由此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各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战备工作。
10月17日，林彪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抓紧武器的生产，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等将此作为“林副主席第一号令”下达，解放军陆海空三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为配合战备需要，中央决定把一些人员从北京疏散到外地，朱德、董必武被疏散到广东，叶剑英被疏散到湖南，陈云、王震等被疏散到江西，聂荣臻、陈毅等被疏散到河北。被打成“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刘少奇重病在身，早在7月9日医生会诊他的病情时就提出：“现病人的情况处于十分危重的状态，随时可能发生意外。”但刘少奇仍是转移的重中之重，就在林彪发令的当天晚上，刘少奇就被用担架抬上飞机，送到河南开封一个壁垒森严的天井院中监禁起来，并有一个排的武装部队看押这个奄奄一息的老人。20多天后，即11月12日，刘少奇孤独地冤死在监狱里。
被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邓小平被送往江西南昌，被打成“党内第三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陶铸被送到安徽合肥。其实，林彪发布“一号命令”的用心是险恶的。聂荣臻元帅曾说：“实质上这是林彪进行政变的一次预演……以备战为名，把军队的老同志赶出北京，为他篡党夺权扫除障碍。”
据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回忆，在中央作出上述的决定后，毛泽东曾对汪东兴指示：“要把陈云、王震他们放在交通沿线，来去方便。”毛泽东说：“万一打起仗来，要找的时候，我还离不了这些人呢。这些人还用得着，我还要他们呢。”在紧张的战备气氛中，要准备打仗，中央安排疏散，毛泽东也要到外地去。周恩来报告毛泽东，想让汪东兴留下，帮助做疏散工作。毛泽东批准汪东兴留下10天。这样，和邓小平等谈话的工作，就落在汪东兴身上。
10月的一天，汪东兴带着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来到邓小平家。汪东兴告诉邓小平，由于战备需要，中央决定将一些人员疏散到外地，邓小平夫妇安排去江西，去江西后还准备安排去工厂劳动锻炼。听到疏散的消息，邓小平感到很突然，他想了一下，向汪东兴提出，他的继母夏伯根自从被撵出中南海后，一直住在外面，年纪大了，独自一人无人照看，想带她一起去江西。对于这个请求，汪东兴当即表示同意。最后，邓小平说，以前主席说过，有事情找你，到江西后是不是还可以给你写信？汪东兴表示可以。
于是，邓小平夫妇心里踏实多了，加紧准备离京事宜。他们不知道，为了安排好他们的江西之行，老战友周恩来正亲自进行着详细的部署和周密的安排。
10月18日上午8点，江西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电话铃响起，办公室主任程惠远拿起听筒，一听是周恩来总理的声音：“中央已经决定了，邓小平夫妇到你们江西去，到那里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参加些适当的劳动。这些同志下去以后，年纪都大了，到南方去以后，气候又不适应，有没有暖气呀，房费不要收太高，对他们生活要适当照顾。”
程惠远不敢怠慢，稍作准备，即向离南昌350多公里的婺源县奔去，向正在这里下乡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程世清汇报。
当天晚上，在下榻的景德镇招待所，程惠远又接到一个非比寻常的电话，电话传达了林彪下达的“一号命令”，并指示，从北京疏散下来的“走资派”，在江西接受监督劳动，不日即到江西。
两个电话，两种精神，程惠远哪敢再事休息，遂星夜兼程赶到婺源县，向程世清汇报了一切。
程世清对林彪副主席的拥戴，在当时是出了名的，他写的《在林彪副主席家作客》一文，极尽能事地讴歌了林彪俭朴的生活以及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忠诚。在南昌市中心，他依照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外形和规模，建造了一个“毛泽东思想万岁纪念馆”。他斗胆在《伟大会师》的油画上，让林彪取代朱德，作为第二号人物与毛泽东会师。程世清的所作所为赢得了林彪的信任和重用。当林彪借局势紧张之理由，把自己极端仇视的老革命家一一赶出北京的时候，他想到了程世清。
也正是考虑到程世清同林彪的这层关系，周恩来才抢先一步打来电话，并特意加上一句：“毛主席在九大说过，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别人不同。”周恩来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先和程世清打个招呼，使其不敢肆意地对邓小平夫妇施加迫害。
周恩来的这一着果然见效，聪明的程世清很快表示：“我们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坚决执行总理指示。对陈云、王震同志以及邓小平夫妇来江西，我们表示欢迎。我的想法是——他们什么时候来都可以，来后3人先安排在宾江招待所，打算把江西的情况分几次向他们作些介绍与汇报，然后把邓小平夫妇安置在赣州，至于陈云、王震住在什么地方，同他俩商量后再定。只要他们同意的地方，暖气我们给装。周总理对老同志生活上那样关心，对我们是个很大的教育。我们打算他们3人来后，每人给他们配小车一辆，下段活动以及今后看文件、生活上的问题，我们都做具体的安排，我们保证陈云、王震同志及邓小平夫妇的绝对安全，不准造反派和红卫兵冲击他们……”
周恩来原则上同意江西的安排，但对邓小平去赣州有不同意见。他认为赣州远离南昌，交通不便，条件较差，因此建议把邓小平安排在南昌郊区。至于住房，他提出，让邓小平住一幢两层楼，楼上他们夫妇住，楼下工作人员住，最好是独家独院，能散散步，又比较安全。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程世清与有关部门商定，将邓小平夫妇安排在南昌附近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住在工厂附近的望城岗原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现改为南京军区南昌陆军学院）的一幢两层楼。
对于江西，邓小平并不陌生。他革命生涯中的第一次起落就发生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的江西，并一直延续到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直到遵义会议前夕，他才得以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在即将离开北京、前往江西的时候，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信中表示接受中央对他的处理，重申对中央和主席做出过的保证，以一个普通党员和公民的身份，尽力工作和劳动，并希望将此信转报主席和党中央。
邓小平知道，这次离开北京，虽然算是结束了被囚禁的状态，但在千里之外的江西，与中央和毛泽东的距离就远了。离开北京之前，他写信给汪东兴表明自己的态度，是要通过汪东兴将信息传递给毛泽东。正如邓小平所愿，汪东兴转呈了毛泽东，而且毛泽东本人也看到了邓小平这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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