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邓颖超

采访人：邓颖超的原则性很强。即使是对自己的本家亲属，也不例外。作为侄孙，请讲讲您的姑奶邓颖超给邓家留下的家风中，哪些让您印象最深。

邓友平：1992年7月11日，我们一家人像往常一样收看《新闻联播》，当听到她老人家去世的消息时，全家人都惊呆了，特别是听到遗嘱中提到我的父亲，坐在轮椅上的父亲虽然说不出话来，但已是泪流满面。我们兄弟姐妹商量要立刻去北京，可当时火车票、机票都很紧张，不得已我们联系了省委办公厅，省委的同志听了我们的情况也异常惊讶，因为从未听说邓颖超在吉林还有亲戚。为慎重起见，省里给赵炜阿姨打了电话，得到证实后，迅速安排我们兄妹来北京参加悼念活动。回想起来，父亲始终是遵照姑奶的教诲，一直保守这门亲戚的秘密。当父亲向我们兄弟姐妹正式提及此事时，严肃地对我们说，你们姑奶一再嘱咐我不要炫耀这门亲戚关系，更不要以此谋得任何私利。我们全家人都要按照她老人家的要求去做，本分做人，老实干事。当时我们也想，有这样的关系是一种荣耀呀，大家知道了我们也很光荣。当哥哥姐姐们面临当兵、工作等重大事项时，也曾动过请姑奶帮忙的念头，可父亲非常严厉地说，姑奶不但不会帮助解决问题，还会批评我们，我们绝不能给她老人家添乱、抹黑。后来我们听赵阿姨讲起，每次父亲去看望姑奶时，她老人家都非常关心我们兄弟姐妹的成长进步，总是给我们带点水果、小食品，父亲每次都推脱不要，有几次推脱不过，才给我们带回来。我们知道是姑奶送的礼物，特别高兴，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甜蜜感觉！

我大学毕业后经常去北京办事，曾向父亲提起去看望姑奶，可父亲总是说她老人家工作很忙，不便打扰，况且你也不能耽误工作。1988年我借调到教育部工作一年，再次提到去看望姑奶。这次父亲没有了理由，才与赵阿姨取得了联系。记得赵阿姨给我打电话，问我身体可好，有没有感冒，我说没有。赵阿姨说姑奶想见你，只是最近老人家身体较弱，怕传染感冒，你没有就好，等我电话吧。第二天赵阿姨就打来电话，说姑奶可以见你了。当时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满脑子空白，以至于都记不得是怎样去的中南海。赵阿姨领我到西花厅后，工作人员拉开窗帘，我听到姑奶“来了”的声音，她老人家是一直在等我。我和姑奶唠起家常，她特别问到家里在“文革”中是否受到牵连，我说没有，我们一直都遵照您老人家的教导，没有炫耀，也没有给单位和政府添任何麻烦，几乎没人知道这门亲戚关系。姑奶听了连连说：“这就好，这就好”。当听说我在上派教育部锻炼时又说：“这很好，要多学习，勤锻炼。”还叮嘱赵阿姨给我找了一些周总理的书和纪念画册。临别时，赵阿姨叫来高振普叔叔给我和姑奶拍下了珍贵的照片。

姑奶去世后，《吉林日报》的记者到家里采访了我们，并以《家规》为题做了一个报道，《人民日报》给予了刊载。今天，我们可以无愧地向姑奶她老人家报告，家规依旧在，教诲永流传。

采访人：邓颖超在去世前，亲笔写下了自己的遗嘱。您在邓颖超身边工作27年，亲历了遗嘱从动笔到公开的全过程。请您谈谈它是怎样完成的？其中有着怎样的思想境界？

赵炜：回忆这段往事，就让我想起邓大姐伏案写遗嘱的情形，那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难以忘怀的一件事。

1978年7月1日，我上班后到她的办公室，邓大姐就让我为她准备纸和笔，对我说要写点东西。她要写什么，我事先一点也没听她说过，心中有点纳闷。邓大姐看出我的表情有点疑惑，就说：等会儿我写出来你就知道了，今天是党的生日，我要给党中央写一封信，就是对自己的后事安排。我说：“太早了！忙着写它干嘛？”她没再说什么。她这次写下五点：

中共中央：

我是1924年在天津成立共青团的第一批团员。1925年3月天津市党委决定我转

党，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人总是要死的。对于我死后的处理，恳切要求党中央批准我以下的要求：

1、遗体解剖后火化。

2、骨灰不保留，撒掉，这是在1956年决定实行火葬后，我和周恩来同志约定的。

3、不搞遗体告别。

4、不开追悼会。

5、公布我的这些要求，作为我已逝世的消息。因为我认为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所作的工作和职务也都是党和人民决定的。

1982年6月17日，邓大姐又把这份遗嘱拿出来认真地、仔细地看后重抄一遍，根据当时的情况又补充两点。1982年11月5日，邓大姐写了第二份遗嘱，写给六位同志委托处理她的遗物，如工资、文件、照片、图书、衣服等具体的交待。

邓大姐写遗嘱时，我十分难受，曾劝她：“您写那么早干什么？现在不到时候！”她马上说：“等我不能写的时候已经晚了，趁我现在身体好，头脑还清楚，还能动笔的时候写出来好。这也是为组织上好办，对你也好。我活着的时候，有时有些事你替我背，我死了不能再让你为我背。我写出来公布于众，大家会相信，如果我不写，你说出来，人家就不相信。”的确，邓大姐说对了，在她的遗嘱见报时，有人问我，是邓妈妈写的吗？当我听到这话后，眼泪止不住地流了出来，我马上说是真的，这样的文字我是写不出来的。我深深感到了邓大姐的远见。

当她写完后，就好像了却了一桩心事。可她还总是不时地嘱咐我：“我死后，把我给中央的信公布了，只是让大家知道我已不在了，就可以啦。”

她把一个人的生死看得很透。她说：“一个人的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谁也避免不了，逃不掉的。”她再三对我说：“一个人死后大办丧事是劳民伤财的事，我反对在家搞吊唁，搞这些是给组织找事，给你们添麻烦。”说到这儿，她半开玩笑地对我说：“赵炜你做点好事，我死后千万千万别搞吊唁。”

邓大姐去世后我反映了她生前对我说的丧事从简的要求，一切是由组织安排的。邓大姐的遗嘱在报纸上全文公布后，引起了巨大反响。海外的一些报纸也予以报道，称赞邓大姐“留下来的是一份无所求、充满爱国情怀的遗嘱，留给后人的是无价的精神瑰宝”。我进西花厅工作37年，跟随她27年。在纪念邓颖超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回想起遗嘱的事，我感慨万千。亲爱的邓大姐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采访人刘燕：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文博馆员；茅文婷：本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