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版权小票”标识
最近，笔者又发现一册1936年4月商务版的《人与医学》（初版精装本），在封底版权页之上粘贴有一枚类似邮票的“星期标准书”标识小票。这一现象一方面说明，对精装本书籍的“星期标准书”标识，有可能在外带标识封套的情况下，还要在版权页粘贴标识。另一方面也说明，当年对“星期标准书”的品类识别方式至少有两种，一就是巴金曾提到过的封套；二是精装本粘贴于版权页上的标识小票。
由于是限时优惠方式，上述两种品类标识，也将在该书销售一个月期限之后，或撤去封套，或撕除小票，再恢复原价销售操作。也正因为如此，“星期标准书”的封套与小票存世并不多见。即或有读者当年将封套与小票都保存下来，也因年代久远，近80年的自然、人为消耗与毁损，而难得一见了。
有了上述关于“星期标准书”标识的零星实证之后，笔者又按照《商务印书馆星期标准书发行概况》的记载，详细查阅了该书中罗列的第一批33种“星期标准书”的装帧与标识情况。有一些出版物的标识使用情况，验证了笔者的推测。但还有一些出版物的实际情况，不但与笔者的推测有较大出入；且与《商务印书馆星期标准书发行概况》上的规定也并不相符，如果要“按图索骥”的话，是无法对得上号的。
比如，在33种“星期标准书”中，唯一为线装本的《中国文字之原始及其构造》一书，就未能看到使用标识的实物例证。而特别有意思的是，列为第9种“星期标准书”的《宇宙壮观》一书，是针对定价二元一册装的精装本进行优惠销售的，但事实上，此书五册装的平装本却全部使用了标识封套，且在版权页上还粘贴了标识小票。这一例证说明，“星期标准书”在实际发售中，根据具体情况，会灵活调整实施方案，并不一定全部按照公告执行。
通过逐一考察这第一批33种“星期标准书”，其标识的使用情况，还是基本确定下来了。即精装本、平装本均采用封套标识（偶有同时使用标识小票情况，如《宇宙壮观》一书），在封套底部印有该书选定人的荐书评语。
52种“星期标准书”
那么，除了第一批33种“星期标准书”记录在案之外，之后还有多少种相继选定呢？换句话说，即在1936年3月之后，商务印书馆是否还在推行这一举措，继续选出图书呢？具体又有多少种呢？由于没有搜集到来自商务印书馆内部印行的权威资料，目前尚无定论。
笔者曾搜集到一页1936年印制的商务印书馆广告，可以证明，“星期标准书”之评选还在继续；经逐一查核，还另有17种图书均未载录于《商务印书馆星期标准书发行概况》。也即是说，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加上前述确有标识实例的《人与医学》、《印度短篇故事集》两书，商务印书馆当年至少选定过52种“星期标准书”。
这52种“星期标准书”，其内容是林林总总、门类齐备，广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文学、科学等各个领域。但其中专著并不多见，且九成以上均为译著，这也说明在1930年代的公共知识圈中，“洋为中用”的风气，向西方学习的氛围还是极其浓厚的。
而从选定这些书并向读者推荐的“选定人”来看，更是名流汇集、星光璀璨———蔡元培、林语堂、梁实秋、冯友兰、马寅初、潘光旦等等，当时的中国知识界精英群体，几乎全盘参与了“星期标准书”的评选工作。在这样齐整的精英“选定人”群体的推动之下，“星期标准书”在当年的流行程度也可想而知了。（肖伊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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