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标准书”广告; 商务印书馆“星期标准书”标识小票; 罗家伦荐书《我之奋斗》
一册新书出版之前，出版社往往会印刷一定数量的封套（尺寸不及书封面一半，就是我们熟知的“腰封”），并请三五位相关名人写上一段推荐文字以促进读者购买，这几乎已经成了今天出版业的“标准动作”。但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一书籍营销模式早在1935年10月就出现了，最早应用的是商务印书馆的“星期标准书”，距今已有近八十年的历史了……
1935年10月，商务印书馆推出“星期标准书”营销模式，以名人荐书的方式，每个星期都向读者推荐一本商务新书：读者在荐书当月购买“星期标准书”时，会得到打对折的优惠，过时将恢复原价销售，无疑，这对推动新书的销售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星期标准书出版原则”的公告中称：“本馆为增进人生效能，使人生达到最完满之发展，特印行星期标准书”。这一模式的诞生与实施，标志着“名人荐书”不再只是读书圈子里的人际行为，而是一种能够产生实际的商业价值，且带有一定社会指导性的公共行为。
这可以看做今天名人荐书促销的开端。
鲁迅曾公开批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星期标准书”营销模式刚一推出，鲁迅就持公开批评的态度。
1936年1月，《海燕》月刊1月号刊出署名为“何干”的鲁迅短文一篇，题曰“大小奇迹”。文中很不客气地批评了“星期标准书”的荐书名人与参与其事者们。文章不长，照录如下：
元旦看报，《申报》的第三面上就见了商务印书馆的“星期标准书”，这回是“罗家伦先生选定”的希特拉（今译希特勒———编者注）著《我之奋斗》，遂“摘录罗先生序”云：“希特拉之崛起于德国，在近代史上为一大奇迹。……希特拉《我之奋斗》一书系为其党人而作；唯其如此，欲认识此一奇迹者尤须由此处入手。以此书列为星期标准书至为适当。”但即使不看译本，仅“由此处入手”，也就可以认识三种小“奇迹”，其一，是堂堂的一个国立中央编译馆，竟在百忙中先译了这一本书；其二，是这“近代史上为一大奇迹”的东西，却须从英文转译；其三，堂堂的一位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却不过“欲认识此一奇迹者尤须由此处入手”。真是奇杀人哉！
显然，鲁迅对罗家伦将《我的奋斗》一书选定为“星期标准书”，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他从三个方面给出了质疑，三个质疑递推式地指向了荐书名人罗家伦。首先，鲁迅质疑此书是否如此重要，竟可成国立中央编译馆首选译介；接着又质疑此书为何从英文转译，不直接从德语直译；最后则直接质问罗家伦作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的水准了。
姑且不论纳粹元凶希特勒著作是否应中译流通的问题，也还不论罗家伦在荐举此书时的动机与水准若何，“星期标准书”在当时的文化圈、学术界、出版业内引发热议是显而易见的了。但“星期标准书”当年的实际运作状况如何，一直以来，却鲜有相关文献与研究论文加以披露。除了1936年印制的《商务印书馆星期标准书发行概况》约略给出了书目介绍之外，“星期标准书”在图书销售上究竟是怎样加以品类识别与具体操作的，始终未能得到实物例证。
以“封套”为标识
时隔鲁迅这篇文章发表40年之后，给《鲁迅全集》做注释的编辑王仰晨，对“星期标准书”这一概念仍然难以释怀，想进一步核实其注释是否准确，为之他致信巴金，求教其中的细节。
1976年7月19日，巴金在复王仰晨的函中，对所询《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大小奇迹》一文中“星期标准书”的注解，予以基本认可（《巴金书简——致王仰晨》，文汇出版社1997年12月版）。《鲁迅全集》中的注释称：“星期标准书”上海商务印书馆为推销书籍，从一九三五年十月起，由该馆编审部就日出新书及重版各书中每周选出一种，请馆外专家审定，列为“星期标准书”，广为宣传介绍。
为了给注释者王仰晨更直观的感受，巴金将自己保存的一张“星期标准书”封套随信附寄。虽然我们目前无法确知这张封套究竟是什么样子，但基本可以推测，当年的“星期标准书”，会在书籍的显著位置加印标识，在销售中予以品类识别与区别对待。
无独有偶，笔者曾在旧书摊上，偶遇过一册商务版的《印度短篇小说集》（初版平装本），封面印有“星期标准书”的标识，特别醒目易识。而对近代外国文学译著稍有兴趣的读者都知道，这本由印度泰戈尔等原著、伍蠡甫选译的集子，在1937年1月曾纳入《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出版发行而广为流传，这套丛书的封面都是由红叶绕成框状的统一造型，并没有印制“星期标准书”的标识。
将书拿到手中翻阅，才发现，原来表面上看到的所谓“封面”，实际上只是“封套”；打开封套，原书封面就是《世界文学名著丛书》那再熟悉不过的“红叶框图”。看来，巴金所提供的那个封套，就是“星期标准书”通行的标识装帧方式———无论平装本还是精装本，均有可能是以原书外带印有标识的封套来操作的。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曾被选定为“星期标准书”的民国原版书，之所以看不到标识，是因为大多原书外配的封套都已遗失或毁损的缘故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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