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险象环生的1971年南巡路

专列到了杭州，毛泽东闯进虎穴。陈励耘遭毛泽东斥责

1971年9月3日，毛泽东由南昌乘火车到达杭州，闯进了“虎穴”。

杭州警卫大权，以及毛泽东住所的警卫大权，都掌握在陈励耘手里。

陈励耘何许人也？他是空五军政治委员，是林彪的死党，时任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分管公安系统。1971年3月，林立果一伙制定了《“571工程”纪要》，将他确定为镇守一方、紧握“武装起义”刀把子的一员大将。

毛泽东到达杭州后，心怀鬼胎的陈励耘即前来看望毛泽东，毛泽东立即感到情况有些异常。现在谁也不大清楚，毛泽东何以在杭州对陈励耘有所警觉。毛泽东见到陈励耘之后，对他表现出异常的厌恶。

毛泽东预先已知道陈励耘在庐山会议上跟林彪一伙跟得很紧，起了很坏的作用。而毛泽东在与陈励耘等人当面谈话时，陈励耘不是说假话，就是避而不答。毛泽东已掌握了吴法宪在上庐山前，给陈励耘打过“招呼”，但陈励耘却回答说，上山前不知道他们的这些事。

一次，毛泽东当面询问陈励耘的经历，问完，突如其来地厉声问道：“陈励耘，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吴法宪在庐山找了几个人串联，有你陈励耘，有上海的王维国，还有海军的什么人，你们都干些什么？”

陈励耘哑然失色，十分尴尬。片刻，王顾左右而言它，举止失措。

林彪一伙窃知毛泽东南巡谈话的内容，陷入极大恐慌之中，决心破釜沉舟，对毛泽东下毒手

对于毛泽东这一次南巡，林彪、叶群及其死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认为非同小可。他们密切注视着、探听着毛泽东的行踪、动向和谈话的内容。

毛泽东巡视湖北、湖南、江西三省的谈话，终被林彪集团成员和亲信所深知。当时，住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通过他们的亲信得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陷入极大的恐慌之中，便加快了政变步伐。

9月5日，周宇驰在北京通过专线电话，从广州部队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顾同舟那里了解到，广州部队领导人正在传达毛泽东在长沙接见他们时的谈话内容。深夜11时半，周宇驰要于新野打电话给顾同舟，了解到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并作了15页记录。9月6日，周宇驰驾驶直升飞机到北戴河，将电话记录稿交给叶群、林立果。

9月5日，林彪死党李作鹏陪同外国一个军事代表团到了武汉。9月6日凌晨6时许，刘丰急忙赶到宾馆，向李作鹏密报毛泽东在武汉的谈话内容。

李作鹏听了面如土色。当天，李作鹏匆忙乘飞机返回北京，心急火燎地把密报的“紧急军情”分别告诉了黄永胜、邱会作。晚上，黄永胜又用保密电话，将这一情报转告了叶群。

林彪、叶群估量毛泽东南巡的新形势，认为不得不与毛泽东摊牌了。于是，决心破釜沉舟，对毛泽东下毒手。

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命令。

同一天下午，周宇驰在北戴河接受了林彪、叶群的指示，乘直升飞机回北京，立即到政变总指挥江腾蛟家中，让江看了毛泽东南巡期间的谈话记录。周宇驰对江腾蛟说：“现在看来要对我们下手了。我看还是先下手为强。他（指毛泽东）正在杭州，很快回北京过国庆，路过上海时可以动手。我们不动手，将来别人上了台，我们这些人都完，你首先完。”

江腾蛟沉思片刻，说：“那就叫上海的王维国干吧！”

周宇驰答道：“不行！王维国太粗。”

江腾蛟悟出周宇驰的意思，说：“那就只好我去了。”

“要去就快点去。”周宇驰说。

“杭州现在是最好的时候，毛泽东9月25日前不会回来。”

“现在我们不干，今后很难遇到这样的机会，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

9月8日晚9时40分，林立果乘三叉戟专机从北戴河来到北京西郊军用机场。当晚11时许，林立果在西郊机场的秘密据点“工字房”召集江腾蛟、李伟信（空军党委办公室副处长）聚会。林立果首先把林彪的手令拿给江腾蛟看，手令上写道：“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就在同一天晚上，叶群还多次与黄永胜、吴法宪通电话，叫吴法宪为林彪准备5架飞机，以备出逃时急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