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世纪风采》发表文章《“党的骆驼”任弼时》。任弼时(1904-1950)，原名任培国，湖南湘阴（今属汨罗市）人，1920年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弼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组织家，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他注意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在长征途中与张国焘的错误领导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摘编如下。
1935年12月12日，红军攻克石（阡）城,原拟在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创建根据地，实现战略转移的第二步计划，但由于形势变化，这一带建立根据地已不可能，只得沿着云贵高原乌蒙大山进行迂回，于3月底，来到黔滇边界的盘县地区。这时，任弼时曾想利用当时的有利形势，创立新的根据地，坚持江南游击战争，并将这一打算请示总部。总部没有同意这个意见，来电要他们最好过江，与四方面军会合北进。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执行了这一电示。在四方面军的策应下，二、六军团渡过了天险金沙江，翻过了大雪山，通过了藏族区，于6月底，在甘孜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时，党中央自陕北来电，将红二、六军团编为红二方面军。
掌握着红四方面军领导大权的张国焘，对前来会师的红二方面军极尽挑拨离间、拉拢欺骗之能事。他给红二方面军派遣“工作团”，给红二方面军的干部送枪送马，封官许愿。他一见到任弼时，即以“统一北上思想”为理由，提出要召开红二、四方面军联席会议，妄图以“多数”压“少数”，强迫红二方面军的一些领导干部跟着他走，甚至企图采取撤换红二方面军干部等手段，把红二方面军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以实现其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等的罪恶目的。任弼时从朱德那里得知张国焘坚持南下，自立伪中央，把持红军总司令部，隔断中央与红二方面军的联系等阴谋活动后，非常气愤，并立即将这些情况告诉贺龙、关向应、肖克、王震、张子意等，然后坚定表示：“我不同意张国焘的那一套”。贺龙等也坚决表示赞同任弼时的立场。这样，不但使张国焘对二方面军的阴谋无法得逞，而且增加了四方面军指战员抵制张国焘错误领导的信心。特别是收到中央关于将红二、六军团及其总指挥部和第三十二军正式成立第二方面军，直属党中央和毛泽东指挥的电令后，更使张国焘控制二方面军的企图彻底失败。由于任弼时等同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采取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以及二、四方面军的指战员要求北上与中央汇合的强烈愿望，终于迫使张国焘不得不改变其反党反中央的错误行为，取消伪中央，同意部队北上。
在同张国焘的错误领导进行斗争期间，任弼时做了许多工作。他曾同四方面军的干部如傅钟等作彻夜长谈，还应邀向四方面军战士作报告。对于被张国焘关押隔离进行迫害的干部，他更关怀备至，想方设法把他们解救出来。廖承志回忆自己这一段经历时曾说：“那时我是张国焘的犯人之一。和我一起坐张国焘的牢的同志，还有罗世文、朱光、徐一新等同志。我们是被分开了的，我则被押解着跟着队伍向沪霍前进，谁也不敢和我打一个招呼。我也不愿意和任何人打招呼，因为一打招呼就会连累别人的。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和任弼时同志会合了。那是在一个草地的小坡上。我远远看见张国焘和一个身材不高、脸孔瘦削、长着小胡子的人在谈话。我猜到那一定是任弼时同志。我们队伍正从他们面前通过。弼时同志远远看见我走近了，他笑着站起来，走向我这边，和我握手。他笑着问：‘你是廖承志吗？我就是任弼时。’我那个时候很窘，不知如何是好。那时张国焘也很狼狈，他装起笑脸虎似的笑脸，用他那种怪腔怪调问弼时同志：‘怎么，你认识他吗？’弼时同志笑着说：‘老早认得。’其实弼时同志和我那时并不认得。然后弼时同志严肃地对张国焘说：‘如果他有什么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助他，请你告诉我。’这之后，我到了沪霍。我、罗世文、朱光、徐一新，立即恢复了局部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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