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形势越来越好。1957年是新中国诞生以来最好的年份之一。后来的“右派”头面人物之一的章乃器曾动情地说道：“今天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如此辉煌。”为了更好更快地建设社会主义，1957年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旨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环节之一是各界人士向中共提意见和建议的“鸣”“放”。
后面发生的事情却是始料未及的。民主党派和知识界原本并没有多少人对大鸣大放感兴趣，但在诸多积极分子的鼓动下，就加入了大鸣大放的队伍，而且很快出现了不少过于激烈偏颇的言论，由点名批评共产党、毛泽东发展到要求轮流坐庄、共产党下台、政党轮替等等。这时有些学校、工厂和社会上发生群体事件，特别是有的大学声称驱逐校党委等，似乎在与其相呼应，一度使人们产生了“黑云压城”的错觉。至于以后事情的发展，就不在这里赘述了。
梁漱溟是怎样看待整风的？
1980年以后，人们对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的评价呈现了多元化的状况。有的人认为，在这场斗争中的右派分子不过是响应中共的号召，给中共提提意见而已。比如右派分子的头面人物之一的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就写道：“无论是储安平，还是父亲，都对毛泽东发动整风的诚意，深信不疑。建国七年，他们看到了中共执政的累累硕果，也看到了一些失误。所以，毛泽东登高一呼，他们立即响应，打心眼里觉得要好好地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好好地帮助中共整风。”
如果事情确实如章诒和所言，章伯钧、罗隆基和储安平等人，都认可了“中共执政的累累硕果”而决心“好好地帮助中共整风”，反右派斗争就不可能发生，即使发生也不会造成后面严重扩大化的不幸后果。因此，如果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就完全可以肯定，在当年的右派分子中，确实有一部分是意图借机实现他们的政治欲望的。对于这一点，我国著名思想家、政治活动家梁漱溟当时就洞悉到了这一点。这种洞悉是他与后来的两位右派头面人物章伯钧和罗隆基在长期共事和交往中认识到的。
梁漱溟曾于1953年9月与毛泽东发生公开顶撞。在其后的几年里，他一方面闭门思过，认真读书，一方面也看到了“中共执政的累累硕果”而从心底感到欣慰，真正感到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之得法，中国老百姓潜在多年的力量终于发挥出来了。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梁漱溟并没有太在意，因而也没有主动发表什么意见。有人以为他是被1953年的事情吓破了胆，不敢说话了。当这类闲言碎语传到他的耳朵里时，他只是摇摇头，一笑置之。为什么他会持这样的态度，这与他从少年时代起就憧憬的“强国梦”是分不开的。他认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可以使他的梦想变成现实，中国最缺的并不是什么多党制、三权分立等，最需要的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一口气不折腾地搞上几十年的经济建设。因此，当有报刊杂志的记者请他发表看法时，他都谢绝了。但还是经不住一位《文汇报》记者的再三坚持，接受了采访。这不仅是他在此期间接受的唯一一次采访，而且他的谈话内容也显得比较特别。当那位记者问他为什么不愿意为国是发表意见时，他回答：“我只是没有什么真知灼见可说，该说的还是要说。”接着，他告诉记者自己年年外出视察都有报告上交。他也谈到了“以党代政”“劳动教养”等问题。但谈到整风时话多了，他说：“我实在感到毛泽东主席好，他英明、大胆，能够不放过任何时机，争取了主动。他造福了我们的国家，避免了人民的损失……我，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说到这里，他声音颤抖，眼圈发红，潸然泪下。他又特地强调，“通过整风，我们希望党政之间的关系能有所调整，但是绝不想削弱党的领导，如果经过整风削弱了党的领导，那就不是我们所期望的。因此，领导党的言论开放彻底，要尽量地放开；而说话的人必须抱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实事求是，不要把许多问题过于夸张，不要把枝枝节节的问题也兜上来，那样就不大好，如果再带点发泄情绪就更没味道了。”（见《批判文汇报的参考资料》第三辑，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1957）因此，当他后来发现绝大部分的“鸣放”意见都是批评党的作风和政府弊病时，特别还有要民主、要自由什么的，就对“鸣放”失去了兴趣。随着不少“鸣放”的言论日趋激烈，他更是决定一言不发了。不过他对某些人那种冲撞政治底线的言论，还是心明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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