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的批示看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的领导方法

二、从毛泽东的批示看邓小平的领导思想与工作方法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土改运动中，毛泽东就多次采用邓小平提供的材料和建议，他曾，可见，邓小平的报告，就像吃冰糖葫芦。”[ 何立波、宋凤英：《共和国成立前的邓小平与毛泽东》，《党史博览》2004年第8期。]可见，邓小平的报告的确有滋有味，耐人咀嚼。透过毛泽东的批示，又能折射出邓小平怎样的领导方法与为政风范呢？

（一）勤于动笔——毛泽东批示的频度折射出邓小平汇报的密度

毛泽东对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报送文电作出的批示为30份，但并不等于邓小平报送给毛泽东或中共中央的文电只有30份。根据《邓小平年谱（1904—1974）》公布材料的初步统计，从1949年12月至1952年7月，邓小平报送给毛泽东或中共中央的文电共计99份（其中1950年39份，1951年39份，1952年21份），按照邓小平在西南的工作时间32个月计算，平均每个月至少报送3份[《邓小平年谱（1904—1974）》第一次公开出版，不可能穷尽所有资料，也不可能亊无巨细公布全部资料，因此，这里用“至少”应是一种保守估计。]，其中明确由邓小平起草的文电达75份之多。换句话说，99份中有2/3以上的文电都是由邓小平亲自起草、修改或审订的。

就邓小平报告的主题来看，不仅包括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领导西南广大军民开展进行的剿匪、反霸、减租、退押、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抗美援朝、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等大的社会主题，还包括日常工作中关涉行政效率和改进工作作风等一些内容，如1950年8月8日，邓小平和刘伯承、贺龙致电刘少奇、周恩来，报告关于处理转发文件问题的意见和做法。中共中央8月17日复电：“关于上面文件，凡与本身工作无关的一律不要转发下去，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并已将你们来电转发各中央局、分局、中央各部委，要他们转告各级党委一律照此办理。”[《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第935页。]

就邓小平报告的时间来说，除了事关重大、复杂或敏感性问题在第一时间向中央汇报外，还严格履行每两个月向中央作一次综合报告的工作惯例，也就是说，邓小平把不定期汇报和定期汇报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前者如1951年4月27日，邓小平在一天之内连续起草三封报送中央的电报：一是西南局批转中共川西区委关于镇反问题的报告，二是西南局批转川北区阆中县镇反工作的报告，三是西南局批转中共川北区委关于开展抗美援朝运动情况的简报。[ 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第981—982页。]关于后者，以1951年为例，5月9日起草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西南局3月、4月两个月的综合报告；6月27日致电报告5月、6月两个月的工作情况；9月10日起草关于7月、8月两个月的工作情况报告；11月25日致电报告9月、10月两个月的工作情况；1952年1月4日致电报告1951年11月、12月两个月的工作情况。[ 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第983、995、100、1017、1028页。]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这是解放战争时期为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需要，中共中央于1948年1月发出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中规定的。邓小平不仅在大别山区的紧张战斗环境中严格执行这一指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仍然一以贯之，实属难能可贵。

不论报告涉及主题的宽泛，还是报送文电时间的密集，得出的结论都是一致的，那就是邓小平十分勤于动笔，极其重视用“笔杆子”思考工作得失，总结经验教训。这不仅践行了他主政西南时倡导的“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页。]的思想方法，也充分体现了他高度重视向中央汇报工作，重视让中央及时了解并掌握自己主政地区的各方面情况，基本初衷自然是希望中央能给予更多的指导或更好的建议，以使自己的工作能够沿着正确的轨道和方向前进。西南地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能取得各方面的发展成就，得到毛泽东的多次肯定和赞赏，主要是当地干部群众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工作的结果，当然，邓小平及时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汇报工作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二）善于用笔——毛泽东批示的性质反映出邓小平汇报的质量

为什么毛泽东对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的文电批示基本上都表示肯定甚至赞赏有加？是邓小平汇报工作“报喜不报忧”？还是西南地区情况简单、工作易开展？或者说邓小平遭遇复杂、棘手问题的机会较少？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问题并不在邓小平汇报的是成绩还是问题，喜讯还是困难，关键在于不管成绩还是问题，邓小平都有不同寻常的汇报方式和请示办法。换句话说，邓小平十分善于撰写工作报告，这也是毛泽东为什么说看邓小平的报告“就像吃冰糖葫芦”的缘由之一。试举几例。

1．关于工作进展的汇报。1950年4月27日，邓小平就部队缩编问题和刘伯承、贺龙致电中共中央：“我们已遵照中央意图确定了将所有干部缩减到八十万的初步实施方案，并决心贯彻执行。估计是不会出大乱子的。现已决定于四月底开全区的军事会议（各军区负责者都到）讨论上述问题，详情后报。”[《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第907页。]关于部队缩编，应该说关键是结果，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就向中央汇报，一般可能会认为意义不大或没什么必要。而邓小平把西南局的阶段性工作进展向中央汇报，寥寥几语，便把已经做的（“确定初步实施方案”）和将要做的（“召开全区军事会议”），以及西南局领导的主观思想认识（“决心贯彻执行”）和对客观情势的基本判断（“估计不会出大乱子”）交代得一清二楚，充分显示了邓小平领导的西南局贯彻执行中央政策和意图的坚定性、及时性以及西南工作部署的有序性。这样的汇报无疑是必要的，也是中央需要并希望了解的。于是，毛泽东在第二天（4月28日）即把该电批转各地参考。一份关于工作阶段性进展的报告能得到毛泽东如此重视，实属鲜见，也充分反映出邓小平汇报工作的不同寻常。

2．关于工作成绩的汇报。1951年1月6日，邓小平和贺龙等致电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报告1950年剿匪情况。28日，毛泽东复电：“路线正确，方法适当，剿灭匪众八十五万，缴枪四十余万枝，成绩极大，甚为欣慰，望即通令所属，予以嘉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第962页。]西南地区的剿匪工作得到了毛泽东的大力表彰，“成绩极大，甚为欣慰”，毛泽东的兴奋与痛快可谓跃然纸上，但他并非只是看重“八十五万”的剿匪战果，还有一个重要前提是“路线正确，方法适当”。由此不难推断，邓小平的报告不单是汇报战绩，还总结了取得成绩的主要经验。事实上，邓小平在报告中只用了一两句话来讲成绩，大部分篇幅都用来汇报开展剿匪斗争所遵循的指导思想、基本思路和采取的措施方法等。如关于措施方法，邓小平总结了五条：组织了一元化的剿匪斗争；集中兵力进剿；组织军事进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者之间密切协同；开展捕捉匪首运动与镇压匪首工作；争取少数民族参加剿匪等。[ 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第962页。]可见，关于工作成绩的汇报，邓小平不仅注重结果，更注重过程；不单汇报成绩，更注重分析原因并总结经验方法。成绩是客观事实和具体现象，经验则是由具体到抽象的理性分析和概括；成绩只是归纳过去，经验则可以指导未来。有了好的经验和方法，不仅有助于进一步做好自己的工作，还可推广开来供他人借鉴学习，其作用和实际效果往往是难以估量的。作为统领全局的中央决策核心，毛泽东无疑会认为阅看这样的报告有味道、耐咀嚼，由此在嘉奖西南局的同时也把此报告批转给了华东、中南、西北各军区以及福建、广东和广西军区供他们参考。

3．关于反映问题的汇报。1952年2月22日，邓小平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及陈云、薄一波等，反映并请示如何处理“三反”和“五反”运动中出现的新问题。邓小平的报告全文1000多言，三个段落。报告第一句话直入主题，“三反五反运动开展后，无论内部和外部，都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接着讲外部问题“工商业停滞现象”并分析“停滞的原因”，第二段提出西南决定采取的五条“紧急措施”，第三段讲内部问题即一些工作“无人接替”、一些部门缺少“骨干”以及西南想到的三个办法。[ 参见《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490—492页。]如果单看报告主题“反映并请示如何处理……问题”，一般会认为报告内容大致是列举一系列问题或困难，目的主要是提请中央给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邓小平的报告则完全不然。他不仅提出问题和遭遇的困难，还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根源，并对症下药地先行提出应对局势解决困难的具体办法和举措。换句话说，邓小平不是在向中央反映问题，而是请示西南局采取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否妥当，措施是否合适。邓小平“问题——原因——办法”的严密思维和周到考虑，赢得了中共中央“完全同意”的首肯。“三反”和“五反”是全国性运动，邓小平遇到的问题可能不是个别现象。因此，毛泽东在中央给邓小平的复电稿上专门加写了一句话：“请各中央局严重地注意解决邓小平同志电报所提出的那些同样的问题。”[《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第1041页。]邓小平善于抓住带普遍性的问题并主动解决的领导思想和方法由此成为各地学习、效仿的榜样。根据西南局的建议和各地反映的情况，中央及时调整了“五反”运动的工作部署，并在运动后期进行了第二次工商业调整。

4．关于工作计划的汇报。1951年11月24日，毛泽东把西南局1952年工作要点批转各中央局：“西南局委员会于1951年11月9日通过的工作要点很好，请你们加以研究，作为自己规定1952年工作计划的参考。”[ 毛泽东批示（1951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保存。]“工作要点”实际就是工作计划。一般来说，制订工作计划须因地制宜，各省区各地市社情、民情不同，所处的环境各异，面对的问题千差万别，要完成的任务自然也是千差万别；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把邓小平的工作计划批转各地“研究”和“参考”。看来，毛泽东欣赏的不只是邓小平制定的计划本身，更多地是其制订计划的方法和思路。分析邓小平的报告[ 参见《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447—451页。]，不难看出其几个突出特点：第一，大局观念。报告第一段话就提出了制订计划的两个立足点，一个是抗美援朝，一个是1953年全国计划经济建设，前者指向当前，后者指向未来，两者都是全国的大局、中央的大盘。制订地方工作计划，从中央的大政方针着眼，可见邓小平看问题的高度和定计划时的大局观、全局观。第二，计划周密，条分缕析。报告第二段话用一句话“因此，明年须完成下列工作任务”作为过渡，开启报告的主体内容（共九项）：増产节约、土改及农村工作、城市工作、财政经济、教育、镇反、整党整风、干部调配、政治学习。九项内容，全面周到，不穿靴戴帽，不拖泥带水，要言不繁，条分缕析，给人求真务实、果敢干练、真抓实干之感。第三，有办法、有步骤、有时限。尽管只是一个工作要点，且内容简短，但邓小平还是在多项工作中提出了完成任务要采取的步骤、方法或预计时间，如关于农村完成土改后的民主建政问题，报告详述了八条关于建立“乡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举措和考虑事项；关于政治学习，明确提出“与党外人士一道组织《毛泽东选集》学习会或研究会”的具体方法；关于时限，如“省区以上党委一律于明年五月将领导重点转向城市”，镇反中的淸理中层“在明年六月以前完成”；等等。有了方法、步骤和时间，就等于在可能与现实、未知与已知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让人感到计划本身的可行、可靠与可信。因此，这样的工作计划自然会让人过目难忘、印象深刻，能赢得毛泽东“很好”的赞赏并成为各地“参考”的范本确实是有其充分理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