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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毛泽东的批示看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的领导方法

王香平

2014年05月04日14:07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三)勇于开拓——毛泽东批示的要求彰显邓小平过硬的领导素质和为政风范

毛泽东对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文电的批示,90%以上都属“批转”性质,或为工作参考,或为典型经验,或为决策依据。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看来,邓小平领导下的西南局工作,开展得不单是到位不到位、合格不合格的问题,而是在多方面已然成为全国的榜样,一定程度上发挥着引领和表率作用。为什么西南局工作能够达到这种境地,归根结底,这同邓小平一贯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思想方法密切相联。换句话说,西南局能取得不菲成就,首先取决于邓小平卓尔不群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

1.精明强干,善于探索,具有极强的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早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出色的工作能力和办事能力就曾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邓小平在战争年代创造和总结的经验,取得的辉煌战绩和开拓工作的新局面,曾多次受到毛泽东的欣赏、赞颂、表扬和推广。他这种独立自主地应对复杂局面、处理棘手问题的能力在主政西南时期,更趋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如1950年解决西藏问题。当时西藏情况复杂,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要完成进军西藏任务,却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邓小平指示部队成立政策研究室,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等重要原则,亲自起草进军守则。在西南局向中央报告解决西藏问题4条方针的基础上,亲自主持起草了作为和平谈判基础的10项政策。这份历史性文件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赞赏。后来和平解决西藏办法的17条协议,就是以邓小平的10条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再比如,刘邓大军进入西南后,先是消灭了蒋介石的正规部队,解放了重庆、成都重镇,尔后指挥部队追剿土匪顽敌。在剿匪工作中,邓小平特别注意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民族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分化原来敌人营垒中一切可能分化的人,谨慎稳妥地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坚持民族平等和团结,促成了西南地区各民族的团结,顺利完成了土改和其他各项社会改革,加强了各级政权建设,在西南地区创造了稳定的新局面。毛泽东高度称赞西南地区的剿匪战绩,并把邓小平的剿匪工作报告批转各地学习,还专门致信时任民盟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张澜阅看。30多年后,邓小平在同原二野老同志座谈时,仍对西南剿匪感到欣慰:“进军西南,同胡宗南那一仗很容易,同宋希濂也没有打多少仗。真正打了一场的是剿匪战斗,打得很漂亮。”[ 张继禄、周锐京主编《邓小平与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7页。]作为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员,邓小平坚持不等、不靠、不要的基本理念,时刻立足于独立自主探索应对复杂局面、解决棘手问题的思路、办法和途径。可以说,正是这种领导思想和工作作风锻炼、考验了邓小平,同时也发展、成就了邓小平。

2.敢作敢为,勇于开拓,具有敢为人先的气魄和胆略。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的不少文电被毛泽东批转全党,并要求各地或研究邓小平的报告、采纳邓小平的意见,或仿照西南办法、遵照西南步骤,或汲取西南的经验教训等,邓小平领导的西南局在诸多工作方面已然成为“领头羊”。显然,这主要取决于邓小平敢想敢为、勇于开拓与创造的气魄和胆识。如1951年3月13日,邓小平向中央和毛泽东汇报提出西南军政机关“留用人员非常复杂”、“新招收的靑年和知识分子也很复杂”这一问题。邓小平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洞察力,不仅较早发现并认识到“军政机关不纯”问题的严重性、危险性,同时提出了处理这一问题的基本方法与手段,即从思想观念上“引起高度的警惕”,从行动上“采取妥善而稳重的步骤分清好坏”[《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第970—971页。]。报告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3月20日,毛泽东复电:“你的意见是正确的,已转发全党仿行”,同时批转“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并转分局,省委,大中市委,区党委,省军区,兵团及军,并告志愿军党委,中央军委各部门首长”,“这个报告是完全正确的,请你们加以研究”。[《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178—179页。]一句“完全正确”,一个“全党仿行”,充分反映出邓小平报告的分量和质量,彰显了邓小平所提问题的典型性与普遍性,体现了邓小平高明的政治识见和预断。

再如,1950年12月21日,西南局召开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总结报告。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虽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的大政方针,但具体的城市工作究竟如何开展,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西南局在全国率先召开城市工作专题会议,不仅开启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工作会议的先河,且邓小平的《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提纲》也成为老一辈中共领导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专门讲城市工作方针政策的不可多得之作。报告根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和三中全会精神,紧密结合西南地区城市工作实际,系统而又独创性地阐明了党对城市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及领导和管理城市工作的一系列措施办法。这篇报告在一定意义上可称得上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关于城市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奠基之作。邓小平这种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的气魄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你们的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开得有成绩,甚好。”尽管当时全国各地普遍处于土改和镇反工作的高潮,毛泽东还是要求各中央局仿照西南做法,再忙也要腾出时间“召开一次城市工作会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49页。]同时,毛泽东还致信张澜:“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同志给我的报告一件,送上请察阅(可要您的秘书念给您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58页。]张澜重疾在身,还希望秘书念给他听。如此迫切期待别人看到邓小平的工作成绩,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工作的极端看重,同时也是对邓小平敢作敢为、勇于创造的领导气魄的由衷赞赏。有如此杰出的开拓型领导干部,毛泽东的自豪之情可想而知。

3.高瞻远瞩,虑事周全,具有抓大事、谋大局的战略眼光和领导风范。邓小平的文电,不论是作为工作参考或典型经验被毛泽东批转各地,还是直接作为中央作出重大决策的实践基础和客观依据,都从不同侧面表明了西南局的工作经验以及邓小平的领导思路对全国工作所具有的参考价值、指导意义和启示作用。归根结底,这取决于邓小平善于抓大事、谋大局、看大势的大局观、全局观,这是他战略眼光和领导风范的根本体现,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于中央的方针、政策或指示、意见等,能够在思想上积极拥护的同时,主动及时、坚定有力地贯彻执行,不管实践中遭遇多大的困难和阻力,都会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去解决问题和落实政策。如1951年5月9日,邓小平就西南地区的土改、退押、镇反和抗美援朝等问题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告,毛泽东不仅批示“报告很好”,还在报告中批注了九条意见,如第一条,在报告谈到西南的淮海战役(即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和土地改革取得了巨大胜利处批注:“所有这些都很好,都值得庆贺,一切尚未做到这一步的地方,都应这样做”;第二条,在报告谈到进行土改的地方,都必须坚持复查、减退、惩治不法地主,适当满足贫雇农要求,改造农会和乡村政权的领导成分的方针处批注:“所有这些都是正确的,各地都应这样做”;第八条,报告谈到通过发动群众实现扩兵如此容易出人意料之外,引发毛泽东对另外两件“出人意料”之事的思考,并写下200多言的批注。[ 参见《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370—373页。]应该说,土改、退押、镇反和抗美援朝是全国性运动,但西南局的做法能得到毛泽东的如此肯定与高度赞赏,要求各中央局负责人以及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负责人都要“研究”邓小平的报告,充分说明邓小平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政策和精神的坚定、到位和彻底。

第二,立足全局,看主要矛盾,抓关键环节,以点带面地推动全局工作的展开。1951年12月13日,西南局致电中央,报告开展“三反”运动的部署和安排。根据以往反贪污的教训,报告提出:过去反贪污斗争之所以效果很小,是“由于没有像镇压反革命一样大张旗鼓地作为一个普遍的运动来发动,借此形成一种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为此西南局研究规定了六项具体办法来避免重蹈覆辙并推动“三反”运动的开展。相信群众、发动群众并依靠群众,是邓小平进军西南伊始就提出的克服困难的三大法宝之一。西南局的认识深得中共中央赏识,毛泽东不仅批示“完全正确”,还把报告批转各地“参考”,并要求“在党内刊物上予以登载,使科长以上的干部都有机会阅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586页。]这样,西南局关于“三反”运动的部署和安排就成为全国各地开展“三反”运动的指导性文件。作为西南局领导人,邓小平这种抓住关键环节,把握主要矛盾,由点到面推动全局工作展开的根本作用得到了有力展现。

第三,想大局、顾大局、为大局,一切从大局出发,一切以大局为重。纵观邓小平的一生,无论在中央工作,还是在地方或军队工作,始终善于从战略全局的高度认识和处理问题,—切着眼于战略全局,一切服从战略全局。周恩来曾评价说,邓小平举重若轻,善于从战略上考虑问题。1949年9月20日,邓小平在第二野战军及赴西南做地方工作的区、营级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一开始就从战略高度讲了接管西南的艰巨任务:“西南人口七千万,是全国战略的大后方,建设条件也很好,是将来的大工业区之一”。两句话,一个空间,一个时间,一个指向现实,一个指向未来,从纵横两方面说明了建设西南的极端重要,由此提出实现这个伟大而艰巨任务的三个法宝:搞好内部团结、依靠西南人民、搞好统一战线。[ 参见《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4—9页。]邓小平举重若轻,实质就是把具体工作放手让别人做,以主要精力潜心抓大事、谋全局、把方向。从清匪、反霸、减租、退押、镇反、整党、统战到解放西藏、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西南工作的方方面面都曾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肯定,充分说明邓小平领导和治理西南作出的杰出贡献。1951年9月3日,毛泽东同梁漱溟共进晚餐,谈到邓小平治理下的西南地区,梁漱溟说:“解放不过两年,四川能出现这样安定的情势,不容易。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变化这么快,出乎我意料。四川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推刘、邓治下有方,他们是当地的执政者,军政大员。特别是邓小平年轻、能干,所见所闻,印象深刻。”毛泽东大声赞同说:“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汪东林:《梁漱淇与毛泽东》,第17—18页。]

—位曾在西南局工作过的新华社记者说:小平同志“高超的领导艺术,使人不禁想起《庄子·庖丁解牛》的故事……他纯熟地掌握了领导的规律,真可谓‘游刃有余’矣”[ 刘金田主编《邓小平的历程:一个伟人和他的一个世纪》(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8—39页。]。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这样描述,1949年,邓小平“负责中国西南部以重庆为中心方圆15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为了执行毛的命令,他表现出一种惊人的才干。毛为他的工作态度再次受到感动,把邓召回北京”[〔美〕索尔兹伯里著,康军编译《索尔兹伯里笔下的邓小平》,《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主政大西南的确是邓小平展现卓越的领导才能与领导艺术的重要时期,并由此成为邓小平革命生涯实现历史性转折的关键阶段,也成为他走上中央领导岗位的重要起点。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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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实习生、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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