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提倡“留有余地”的几点分析

三、纠“左”期间讲“留有余地”，是思想方法上的提升和发展

“大跃进”运动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在一片“胜利冲昏头脑”的气氛下，他虽然赞赏“六亿神州尽舜尧”那热气腾腾的局面，却是最先冷静下来并察觉到“大跃进”“左”的错误。以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为标志，毛泽东和党中央开始对“大跃进”“左”的错误进行反思和初步纠正，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经济建设的正确思想，如经济建设要波浪式前进，要遵守有计划按比例的法则，要切实以农、轻、重为序，定计划指标要留有余地等等。其中，关于“留有余地”的主张，则通过各种途径进一步反复强调。

1958年11月25日，针对云南省委关于肿病死人情况向毛泽东并中央的检查报告，毛泽东在题为《一个教训》的长篇批语中指出：“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因此，“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1—452页。]1958年12月9日，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谈到1959年的钢铁指标，明确提出“把盘子放小，不摘3000万吨，而搞1800万吨到2000万吨。现在要把空气压缩一下。要留有余地，提出的计划低一点，让群众的实践超过我们的计划”[ 毛泽东在武昌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2月9日。]。

很显然，“大跃进”期间的纠“左”措施是初步的、不彻底的，是在根本上肯定和坚持“大跃进”思路和方向的基础上进行的，但这种战略方向的总体坚持并不排斥在具体战术上作一些调整。如上所述，在纠“左”阶段，面对已经出现的各种问题和严重局面，从党内批示到大会讲话，毛泽东通过各种方式在不同场合强调做计划、定指标要实事求是，要切实“留有余地”。如果说成都会议提出“留有余地”是打预防针、“大跃进”髙潮中讲“留有余地”是东西没有到手前的心里担忧，因而显得相对抽象一些的话，那么在纠“左”阶段，问题已充分暴露，再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高度对“留有余地”进行强调就具有了较强的针对性和说服力，给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也打下了较深的烙印。1959年4月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针对“大跃进”以来的失误，专门从工作方法角度讲了十几个问题，其中第一个是“多谋善断”，第二个就是“留有余地”。他说：“成都会议就讲留有余地，后头不留有余地了。我们过去打仗，是三倍、四倍、五倍、六倍以至七倍的兵力来包围敌人，这是留了很大的余地。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而现在我们搞工业很多是打没有把握之仗，没有准备之仗。”[ 毛泽东在上海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4月5日。]寥寥数语，反思的不仅是“大跃进”“左”的错误，同时也通过革命与建设的对比，从思想方法上指出了党领导经济建设的深刻教训。

同第一、二阶段相比，与纠“左”阶段的中心任务和整体氛围相一致的是，毛泽东对“留有余地”的重视程度和认识深度也有了一个提升和发展：“留有余地”不仅是一般倡导的工作思路，而是需要切实贯彻到群众的生产生活，落实到纠正“大跃进”中钢铁、粮食等高指标中去的具体要求，也是领导干部都应掌握和遵循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方法和领导方法；“留有余地”既然是党领导革命取得成功的宝贵经验和制胜法宝之一，那么在领导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中，理应继承弘扬并将之视为须臾不可忽视和背离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四、“大跃进”反复至结束阶段讲“留有余地”，是为了掌握工作主动权，体现出认识上的更上层楼

1959年庐山会议，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原意，是想统一全党的认识，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总结经验教训，研究具体政策，进一步纠“左”，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的各项任务。毛泽东在7月2日讲话中提出的18个问题也说明了会议初衷。会议期间，由于错误地批判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而导致会议主题由纠“左”转向“反右倾”，直接后果是打断了纠“左”的积极进程，掀起了继续“跃进”的高潮。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下，各种“大办”一拥而上，势必影响对“留有余地”的实际落实并淡化此前的认识成果。在这种氛围中，毛泽东对“留有余地”的思考又有怎样的起伏呢？

1959年8月21日，庐山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到浙江等地视察，并在金华召集地县委负责人座谈，了解农业生产问题。在汇报到生产指标时，毛泽东说：“指标要留有余地，不要说大话，不要吹大牛，不要光听上面那一套。”当汇报到基层干部作风时，毛泽东严肃指出：“千万不可髙指标，放空炮，强迫命令，假汇报。”[《王芳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3页。]尽管刚从庐山会议后半段“反右倾”的气氛中走出来，毛泽东还是坚持了庐山会议前半段纠“左”的思想意识，在调研中仍然提倡“要留有余地”。

事实上，虽然经历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曲折与反复，党中央和毛泽东并没有完全停止纠“左”的步伐。比如，1960年11月30日至12月4日在杭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谈到1960年计划时指出：“要学习八大会议的经验，钢的指标为例，留了三年余地。现在，给三年补充计划要留一年的余地”；“按实际办得到的，再留点余地，让各地、年度去超过”；“计划的方法，要注意余地留得够，我看留得还要多点，不仅中央，地方也如此”。[《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9、1030页。]毛泽东强调“留有余地”的思想是很鲜明的，尽管钢铁指标没有压缩，但通过这次会议，水利建设、开荒等的指标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缩。另外，毛泽东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还专门组织读书小组，集中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从理论上对“大跃进”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这种通过理论学习进行反思并取得的认识成果，无疑也是纠“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收获。

关于这一阶段继续纠“左”的实际举措，最具典型意义的是1960年6月8日至18日在上海召开的以讨论“二五”计划后三年补充计划为主题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据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日记载：这次会议的指导思想是“冷静地分析情况，把计划放在积极而又可靠的基础上，必须留有余地”[ 中央文献研究室保存《王任重日记摘录：1960年》。]。毛泽东6月14日讲话[ 毛泽东在上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6月14日。]可以说充分体现了进一步纠“左”的决心和力度。

首先，为了汲取教训，总结经验，毛泽东两度提到并充分肯定周恩来在八大一次会议关于“二五”计划的指标设定。在讨论后三年的钢铁指标时说：“我看提少一点，去做，在做之中增加一点。过去几年的经验，1956年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二五’计划，总理作的报告，最好的部分，就是指标订得低的那部分”，“以至给我们留了很大余地，留了三年的余地”。当周恩来、邓小平和李富春都表示3000万吨钢的计划“可靠”时，毛泽东说：“我看还是相当紧，超过的可能性比八大一次会议订的那个指标要小。所以，我还是欢喜你（指周恩来——引者注）提的那个东西，讲起那个东西就有味道，它给我们留了这么大的余地嘛。”因此，要“学习八大一次会议的那些经验，宁可打低一点，在年度中去超过，决不可以打得过高，以至于超不过”。

其次，为了切实贯彻“留有余地”，毛泽东提出后三年计划指标“要改”，“不勉强凑数”。具体怎么改，“就是按实际可能办事，按实际办得到的，还打点回旋余地，让年度、让地方超过”。他举例说，实际办得到的比如是3200万吨，我们就提3000万吨，如果实际可能是只有3000万吨，就只应该提2800万吨。他郑重强调：“不是纸头上、口头上留有余地，而是实际上真正留有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