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提倡“留有余地”的几点分析

关于“大跃进”运动，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从1958年1月南宁会议到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是“大跃进”运动的发动阶段；从八大二次会议到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是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髙潮阶段；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是初步纠正“左”的错误的阶段；从庐山会议后期“反右倾”到1960年底1961年初，是“继续大跃进”直至全面结束的阶段。毛泽东是“大跃进”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同时他又是最早察觉和发现“大跃进”“左”的错误的领导人，因此，在初步纠正“大跃进”“左”的过程中，他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思考和探索，这方面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大跃进”的总体战略和方向是错误的，但在具体战术和思想方法、领导方法方面，毛泽东有一些可圈可点的判断和思考。比如，“大跃进”从头到尾，针对“髙指标”、“浮夸风”，他都在讲“留有余地”。梳理这一过程，对全面理解“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的思想脉络及其演变不无裨益。 

一、“大跃进”运动初期提出“留有余地”，体现出热中带冷的思想方法

众所周知，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提出“超英赶美”的战略构想，认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可以出现更髙的发展速度：由此，从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严厉批评“反冒进”，到3月成都会议提出“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再到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总路线并肯定以“跃进”代替“冒进”，干部和群众的干劲与热情被一再地激发并高涨。在推动全国上下加快建设步伐实现“大跃进”的过程中，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尽管处于兴奋状态，但其思想情绪并非简单地直线上升，在积极推动的同时，也透露出一些“留有余地”的谨慎心态。

1958年3月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成都会议，是继南宁会议后进一步在思想上为“大跃进”发动开路的重要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多次讲话，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敢想、敢说、敢干。但与此同时，他对浮夸、虚报和高指标等，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警觉。如，关于究竟多长时间完成十年农业计划问题，毛泽东提出：“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本省面貌。七年内实现四十条。农业机械化，争取五年实现。”[《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93页。]但在会议过程中，有的省已经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计划。鉴此，毛泽东在3月20日会议上讲话时说：“河南省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是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若能做到，“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分紧张”。为防止“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毛泽东似乎不是即兴之言地站在了这样一个高度：“建设的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凡是根据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能办到的，就应当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毛泽东不避讳地指出，“现在有股风，十级台风”，要“把空气压缩一下。压缩空气不是泼冷水，而是要把事情办得扎实一点”。他旗帜鲜明地强调，“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为了让大家“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在3月25日讲话时，毛泽东专门讲了思想方法问题。他不无忧虑地提出：“今年这一年，群众出现很高的热潮。我很担心我们一些同志在这种热潮下面被冲昏了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由此，他郑重强调：“做是一件事，讲又是一件事。即使能做得到，讲也要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给下级留点余地，也就是替自己留点余地。总而言之，支票开得太多，后头难于兑现。”

在以“鼓劲”、“升温”为基调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警示各地领导干部要“压缩空气”，要“务实”、“谨慎”，可视为一种“热中带冷”的心态，即在号召大干快上的同时希望能求稳求实，在力争上游的急迫热切中希望能“留有余地”。这大体与他一贯倡导的辩证法思想方法有关。

成都会议结束后，1958年4月1日至9日，毛泽东到武汉召集华东和中南一些省委书记开会，让他们了解成都会议情况，同时听取关于“苦战三年”的打算。在4月1日听取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汇报一年实现绿化时，毛泽东问：“你们怎么能一年实现绿化？”劝他把指标修改一下，规划调整一下。吴芝圃同意不提一年实现绿化、消灭四害，但还是坚持一年实现“四五八”。[ 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808页。]4月2日听取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汇报水利问题时说：“你们能三年改变面貌很好，但是我表示怀疑，多搞几年也不要紧，……不要过早宣布水利化，要留有余地。宣布完成水利化、绿化、‘四无’是危险的，只能宣布基本完成。”[《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808页。]4月3日听取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汇报时又说：“说苦战三年就水利化了，我是怀疑的。三年基本改变面貌，我看只能初步改变。《人民日报》不要随便轻易宣布什么‘化’”；并严肃指出：“粮食到手，树木到眼（看得见），才能算数。要比措施，比实绩。”[《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808—809页。]4月5日听取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汇报，针对浮夸作风提出：“要搞具体措施。要看结果，吹牛不算。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 毛泽东在武汉会议听取周小舟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58年4月5日。]4月9日听取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汇报，严肃批评了造假现象：“我们对各项工作、各种典型，要好好检查，核对清楚，有的是假博士、假教授、假交心、假高产、假跃进、假报告。”[ 毛泽东在武汉会议听取杨尚奎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58年4月9日。]4月11日，武汉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找中央办公厅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和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专门谈了宣传问题：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要调整一下，压缩空气。报纸宣传要慎重，一个“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是讲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并再次强调：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 参见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70—71页。]关于“苦战三年”，毛泽东在1958年10月2日会见外宾时曾说：“我那时候怀疑这个口号，我说是不是可以改为苦战三年初步改变农村面貌，他们都不赞成，他们提出一些材料，拿出一些图表给我证明。这些地方同志，他们大部分也都是中央委员就是了，省委书记，他们说还是基本改变。……但是我这个怀疑还没有去掉，还有点右派尾巴。”[ 毛泽东会见保加利亚等六个国家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58年10月2日。]

在整个气氛持续升温的背景下，毛泽东仍然延续了“热中带冷”的思考。为避免“假、大、浮、粗、过”，他在武汉会议上对“留有余地”的强调频率大幅提髙，从速度到程度，从计划到实践，从过程到结果，从口号到措施，从宣传到检查都涉及到了，核心是想把“多快”与“好省”统一起来。

这就不免让人产生一个疑问，作为决策者的这种工作思路，为什么没能对当时干部的思想观念产生应有的实际影响？也许亲历者的体会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吴冷西回忆说：从成都会议到武汉会议，“毛主席关于压缩空气、留有余地的这些话，我虽然听到了，但被前面所说的关于提髙风格、敢于创新等等议论压倒了，因而没有足够的重视。随着大跃进高潮的到来，也冲昏了头脑”[ 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第64页。]。由此可以得出两点认识：第一，毛泽东之所以发动“大跃进”，根本上是希望“快”，也就是力争上游、多快好省是总路线，实现“赶超”是宏观战略，而“留有余地”只是作为具体战术和思想方法进行强调；第二，当时的各地大员们多是抓住了毛泽东提倡的总路线和宏观战略．“赶超”和“快上”也成为统领当时干部思想的主导观念，而“留有余地”只是一种具体战术和针对性并不强的一种思想方法，在“大跃进”运动初期的整体氛围中基本上很难深入人心，更谈不上开花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