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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中的几个问题

高长武

2014年05月04日14:36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五)关于农村的“两个飞跃”

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了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同江泽民等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10-1311页。]1992年7月,他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再次指出:“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49页。] 这一重要思想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地与当代中国农村的实际相结合,既重视及时调整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又抓住发展生产力这一关键因素促进生产关系的变革,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对矛盾处于良性互动之中,揭示了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规划了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科学道路,指明了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正确方向。

两个飞跃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关系。第一个飞跃是第二个飞跃的基础和前提,为实现第二个飞跃创造必要的条件;第二个飞跃是第一个飞跃的目的和归宿,为实现第一个飞跃之后的进一步发展指明方向。任何割裂二者关系,片面强调某一方面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已经有力地证明了第一个飞跃的重要性,但如果从此满于现状,裹足不前,忽略甚至忘记了第二个飞跃的发展方向,将是十分错误的。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即第二个飞跃是“两个飞跃”思想的核心所在,是我国农业改革和发展的根本方向,是实现我国农业从传统农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转变的重要保证。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的态度是明确的也是一贯的。他多次强调:“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5页。];“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是必要的”,“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49、1350页。]

邓小平之所以如此强调发展集体经济、推动实现第二个飞跃,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发展集体经济是保证农村改革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必然要求。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是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邓小平指出,“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2页。]。具体到农村改革也当如此:“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农业也一样,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不仅有国有企业那样的全民所有制,农村集体所有制也属于公有制范畴。”[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49页。] 可以说,发展集体经济既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农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的基本保证,也是农村实现共同富裕和农村社会长期稳定的重要基础。只有不断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才可能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其二,发展集体经济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实现我国农业从传统农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的转变,是我国农村改革的宏伟目标,也是第二个飞跃的实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于受限于其以农户为单位的分散的小生产方式的弊端,是根本无法达到实现农业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技术和机械设备的广泛应用、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以及经营的规模化和生产的社会化的要求的,而只能通过发展集体经济,推动集体化集约化来实现。“要提高机械化程度,利用科学技术发展成果,一家一户是做不到的。特别是高科技成果的应用,有的要超过村的界线,甚至超过区的界线。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50页。]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分散的农户是很难以一己之力应对汹涌的市场浪潮冲击的。早在1980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就已对此作出凝练的阐述:“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它具有个体经济所不能比拟的优越性”。“在我国条件下,不能设想可以在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现代化的农业,可以实现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可以使农村根本摆脱贫困和达到共同富裕。因此,毫无疑问,农业集体化的方向是正确的,是必须坚持的。”[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42、544页。]

实现第二个飞跃的大方向无疑是明确的,那么应该怎样推动这一飞跃的实现呢?邓小平认为,“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他具体提出了四个条件:“第一,机械化水平提高了(这是说广义的机械化,不限于耕种收割的机械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适合当地自然条件和经济情况的、受到人们欢迎的机械化。第二,管理水平提高了,积累了经验,有了一批具备相当管理能力的干部。第三,多种经营发展了,并随之而来成立了各种专业组或专业队,从而使农村的商品经济大大发展起来。第四,集体收入增加而且在整个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了。”[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5-316页。]显然,这四个条件个个讲的都是生产力的提高。只有具备了这四个条件,第二个飞跃才可能实现。就像邓小平指出的:“具备了这四个条件,目前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形式就会有发展变化。这种转变不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行政命令的,而是生产发展本身必然提出的要求。”[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6页。]

虽然邓小平在这里只是讲了一个原则性构想,具体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具体形式实现第二个飞跃,他并没有讲,但我们可以按照邓小平提出的这四个条件对今天我国农村的情况作一个衡量。可以说,全国各地农村的情况千差万别。在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地区特别是沿海省份的不少农村,这四个条件已经初步具备;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特别是中西部的大多数农村,虽然农村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民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但与上述四个条件还是有很大差距。这里有一个现象特别需要关注:在不少农村,在经历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动生产力水平得到快速提高之后,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大量问题,经济发展开始变得缓慢甚至出现停滞,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中“统”的成分遭到漠视,集体经济遭到严重削弱甚至荡然无存成为“空壳村”,实质上出现了 “分田单干”、“各顾各”的局面,分散的农户难以抗击市场经济大潮和跨国农业公司的冲击,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此外,还面临着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去城市打工致使许多农村土地撂荒、基层党组织功能削弱、社会风气滑坡等问题。这显然与实现第二个飞跃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与此同时,有些农村,如华西村、南街村等,始终注意发展和壮大集体经济,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已经显示出走集体经济道路的发展优势。在这种鲜明对比的影响下,近些年,在很多农村地区兴起了各种合作经济组织,有的是农民们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互助合作,有的是村集体组织农民创办集体企业,种类多样,形式灵活,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这一切都有力地说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一度极大地解放和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但它毕竟尚未从根本上摆脱传统小农经济、小生产方式的弊端,必然会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逐渐丧失以往对生产力的适应性而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而生产力必然要冲破束缚寻找新的发展空间,进而呼唤农村生产关系的再一次变革,发展集体经济无疑将是变革的正确方向。

因此,在实现农村第二个飞跃问题上,既不能操之过急,实现第二个飞跃毕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也不能消极等待,在条件成熟的农村,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应该积极引导他们向实现第二个飞跃的方向前进。

上面分述的五个问题,说到底是怎样对待邓小平理论的问题。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做呢?20世纪90年代,在学习邓小平理论的热潮中,江泽民曾多次阐述过这个问题。他认为,浅尝辄止、一知半解,断章取义、各取所需,照本宣科、脱离实际等做法都是不足取的、错误的,“害己害人,误党误国,危害极大”[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96页]。他强调:“要在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领会它的精神实质上下功夫,尤其要着重领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江泽民:《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求是》1998年第4期。],“要始终注意从总体上、相互联系上和精神实质上去全面地正确地把握,不能搞片面性”,要“善于把邓小平同志的基本观点联系起来学习,联系起来思考,真正做到融会贯通”,要把其中“贯穿和体现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学到手,把他的科学态度、创造精神和革命风格学到手”,[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要“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开拓,总结新的经验,形成新的认识”,“创造性地继承邓小平同志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这是对待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态度,也是邓小平同志期望于我们的”。[ 江泽民:《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求是》1998年第4期。]一言以蔽之,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法,才能全面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观点和精神实质,才能运用好、发展好邓小平理论。

(原载《党的文献》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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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实习生、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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