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我国兴修水利的探索实践及其基本经验

四、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兴修水利的基本经验

从20世纪50年开始，一直到60年代初，我们党和政府领导人民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其中存在的不足，特别是在几个水利建设的高潮时期，由于急躁冒进情绪，对工程的规划、设计不免疏于周密的研究论证，再加上技术、管理、配套等方面落后，致使不少水利工程难以发挥应有的效用，造成了浪费。“历史是一面映照现实的明镜”，总结这段时期兴修水利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我们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在一定时期内，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和错综复杂的形势，善于抓住重点，并集中精力解决它，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

新中国成立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不可能面面俱到，必须从带有全局性的基础性工作开始。经过深思熟虑，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致认为水利建设是当时亟需解决的首要任务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关注水利建设工作。自1950年夏天看到反映淮北灾情的报告以后，毛泽东就一直关注着我国大江大河的治理工作和农田水利建设。以大江大河的治理为例，对于治理淮河，在工程启动之前，毛泽东就作出了三个批示，提出并督促治理淮河。1951年在中央治淮视察团赴治淮工地检查工作时，他又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关于荆江分洪工程，1952年他对周恩来报送的《政务院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初稿迅速作出了批示，同意实施。1952年，中央委派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到荆江分洪工程工地慰问时，毛泽东又为工程题词：“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后来，荆江分洪工程经受了1954年长江特大洪水的考验，毛泽东又欣喜地题词：“庆祝武汉人民战胜了1954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治理海河的关键工程官厅水库竣工前夕，毛泽东不仅亲自前往视察了工地，还特意题词：“庆祝官厅水库工程胜利完成。”周恩来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水利工程建设也十分重视。他多次说过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要把水利作为重点工作之一。不仅如此，对于治理淮河工程、荆江分洪工程、修建官厅水库等众多重要的水利建设，周恩来都要亲历亲为，给予具体的指导和部署，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水利建设倾注了他的大量心血。此外，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人，对当时的水利建设也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支持。

新中国成立初期，将水利建设作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工作之一，并投入大量的人、财、物，集中精力加以解决，成效是十分显著的。1951年，陈云在当年财经工作要点中指出：“我们在水利方面花了很多钱，这是应该的，因为人民的政府就应该使荒年比从前减少。从前水利没人管，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第二年，在水利方面花的钱折合粮食27亿斤，今后水灾应该也一定比从前少。前年水灾冲了1亿2000万亩，去年冲了7000万亩，如果再减到5000万亩，就等于增加100亿斤粮食，约值5亿美金，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整修水利，力争丰收，这是农业工作中的第一个问题。”[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94页。]

（二）解决兴修水利这样庞大而又系统的问题，既要突出重点，又要有全局观念、统筹兼顾；根据变化了的客观情况，不断调整方针政策，循序渐进地开展工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水利基础十分薄弱，江河水系紊乱，水旱灾害频繁。治理江河，兴修农田水利，建设渠道、水库都是十分紧迫的任务。但刚成立的新中国物质基础毕竟十分薄弱，各项经济建设都要逐步展开，这就使得水利建设不可能面面俱到，必须突出重点，有所侧重。而当时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危害最大的是大江大河的洪涝灾害，因此大江大河的治理工程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水利建设的重点。新中国成立之初水利建设的方针便确定为“防止水患，兴修水利，以达大量发展生产的目的”。但这并不是说，当时兴修水利只关注大江大河的治理，而没有考虑农田水利的建设。根据上述方针，当时还要求：“要依照国家经济建设计划和人民的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和人力财力及技术等条件，分别轻重缓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并发展防洪、灌溉、排水、放淤、水力、疏浚河流、兴修运河等水利事业。”[李葆华：《当前水利建设的方针和任务》（1949年11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农业卷），第443－444页。] 到了1952年，严重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淮河、长江等的治理工程已经开展起来，这时国家水利建设的方针就开始有所转变，提出1952年水利建设总的要求是在继续加强防洪排水，减免水灾的同时，要大力扩展灌溉面积，以保证农业生产；并且还要注意到航运、发电等方面的工作。水利建设不仅更加注重全局观念，而且在突出重点的同时，也开始积极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使整个水利工作循序渐进地全面发展。

1953年，大江大河的治理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而农田水利建设的速度却明显跟不上农业发展的要求，变化了的形势，要求水利建设的方针也有有所转变。中央对水利建设的要求就转变为“在农田水利建设中，现时应将重点放在开展群众性的各种小型水利，并切实整顿现有水利设施，发展其应用效益方面”[ 《中共中央批准中央水利部党组关于农田水利问题的报告及对此问题的指示》（1953年6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53－1957）》（农业卷），第549页。]。从此，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成为了水利工作的重点。当然，这种以小型农田水利建设为主的方针，发展到“大跃进”时期，就成了“小型工程为主、以蓄为主、以社队自办为主”的“三主”水利方针，没有正确处理好小型与大型、蓄水与排水、群众自办与国家指导的辩证关系，给水利建设留下了不少后患。这也正说明了既要突出重点，又要统筹兼顾、全面发展的重要性。

（三）要协调好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方面之间的关系，注重多方利益，使他们能协力合作。

水利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系统工程，参与的人员和部门都非常多。据统计，1950年至1952年直接参与水利工程的人员就有2000万人左右，而三年“大跃进”时期投入水利建设的人员更多，仅河南一省就有900万人。因此在建设过程中，慎重权衡，协调好各方关系和利益，使之相互配合、共同努力，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工作。

对于这个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部署大型水利工程建设的时候是有着充分认识的。以治理淮河为例。当时皖北区党委书记曾希圣提出治理淮河“不宜于一个地方独立进行，必须苏皖豫同时兴办”，“建议由华东派人主持江防及导淮工作或由三省协同办理”。[ 《曾希圣传》，中央党史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286－287页。]其后，苏北区党委也对治淮工程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对于这些情况，毛泽东进行了深入思考，并作出批示：“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86－87也。]从而提出了“三省联手、协同导淮”的治淮思想。1950年8月25日至9月12日，周恩来在水利部召开的治淮会议上，也明确提出“淮河要蓄泄兼筹，三省共保”，强调了协同作战的重要性。1950年10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也提出治理淮河要加强统一领导，各方协同组织配合的要求。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为根治淮河而斗争》的社论，强调“上、中、下游工程，要互相照顾，互相配合”是治淮工作中要切实注意掌握几个关键性问题之一。在“三省共保”、“协同导淮”思想的指导下，从1950年12月开始，治淮工程陆续开工，淮河上游、中游、下游共有80万民工参加治淮，奋战80天，建成了一条长达168公里的苏北灌溉总渠，取得了治淮工程的初步成效。此外，像荆江分洪工程、引黄济卫灌溉工程、官厅水库等重大水利工程的顺利建成，无不体现了各部门、各方面密切配合、协同合作的工作原则。

（原载《新中国60年研究文集》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