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我国兴修水利的探索实践及其基本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洪涝灾害十分严重。1949年，全国发生大面积水灾，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治理水患，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另外，恢复国民经济，为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做准备，也需要大力发展农业，兴修水利亦是亟需之务。大规模兴修水利，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着力开展的重要工作之一。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治理水患为目的的大江大河水利工程建设

1950年夏，淮河发大水，灾情严重。农田受灾面积达4687万亩，灾民约1300多万人，倒塌房屋89万余间[ 淮河水利委员会编：《中国江河防洪丛书·淮河卷》，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6年版，第46页。]。在安徽省委给中央反映皖北灾情的电报中写道：“由于水势凶猛，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489人。”得知淮河灾情后，党中央十分重视，毛泽东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就先后三次批示，提出：“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 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4页。]从而拉开了治理淮河的序幕，也开启了新中国成立后为根除水患而对于大江大河的治理工作。

治理淮河，是在周恩来的亲自主持和指导下进行的。1950年8月25日至9月12日，水利部召开治淮会议，研究治理淮河的方案，落实毛泽东关于治理淮河的批示。10月14日，政务院发布由周恩来主持制定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提出了“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的治淮方针。[ 参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党的文献》1997年第2期，第12－13页。]11月3日，周恩来又在第57次政务会议上讨论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的《关于治理淮河问题的报告》时，提出了“统筹兼顾，标本兼施”的淮河治理原则，并且指出：“治淮总的方向是：上游蓄水，中游蓄泄并重，下游以泄为主。”[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90－91页。] 1950年 11月6日，治淮委员会在安徽蚌埠成立，具体领导淮河的治理工程。

治理淮河，得到了中央和地方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当时正值抗美援朝，财政十分紧张，国家仍在当年11月拨出治淮工程款原粮4.5亿斤、小麦2000万斤，保证治淮工程按时开工。到1951年6月第一期工程即将完成前，治淮共花了10亿斤米。[ 参见聂皖辉《毛泽东与治理淮河》，《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759页。]

1951年7月20日，控制淮河干流洪水的关键性工程——润河集分水闸工程胜利竣工，根治淮河的第一期工程胜利完成，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如动员80万民工历时80天修建的苏北灌溉总渠，是黄河夺淮700多年以来，淮河重新得到的一条入海通道，长达168公里，排洪800立方米。1954年淮河发生特大洪水，由于灌溉总渠的巨大作用，以及三河闸工程的修建，洪泽湖、里运河堤防的加固，使里下河广大地区避免遭受像1931年那样的惨剧。[ 参见《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14页。]

其后，治淮委员会又组织豫、皖、苏三省的治淮部门共同进行以防洪为主的淮河水系流域规划工作，1956年提出了《淮河流域规划报告（初稿）》，1957年又提出了进一步修改补充的《淮河流域规划提要》。经过8年的治理，到1957年冬，治理淮河工程初见成效，国家共投入资金12.4亿元，初步治理了大小河道175条，修建山谷水库9座，湖泊洼地蓄洪11处，总库容316亿立米，培修淮河主要堤防3985公里，运河堤防633公里，修建大小涵闸559座，桥梁1185座。[ 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95页。]极大地提高了防洪泄洪能力。

荆江分洪工程是继治淮工程之后新中国兴建的第二个大型水利工程。1950年2月，长江水利委员会成立，随后，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根据对荆江的勘测结果，提出了荆江分洪的建议。8月，长江水利委员会正式提出《荆江分洪初步意见》上报水利部和中央人民政府。10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听取中南局代理书记邓子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汇报，不久，荆江分洪工程获得批准。

荆江分洪工程事关湖南、湖北两省。湖南省有些同志担心分洪区一旦蓄水，将给洞庭湖增加压力，万一分洪区南线大堤决口，将危及湖南，因而心存忧虑。如何处理好湖南、湖北两省的关系，成为荆江工程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

1952年2月17日至19日，水利部在北京召开荆江分洪工程会议，具体协商荆江分洪工程事宜。在修建荆江分洪工程、保障荆江大堤的安全这个问题上，湖南、湖北两省的意见是一致的。“争论的关键，是万一1952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是否分洪，如果分洪，如何能免除对湖南的威胁。”根据这次会议的讨论情况，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说：“荆江分洪工程虽在去年10月决定，但今年并不能完成，因之如遇洪水，进行无准备的分洪，必致危及洞庭沿湖居民，如肯定不分洪则在荆江大堤濒于溃决的威胁下，仍存在着不得已而分洪的可能和危险。这就是两省利害所在的焦点。”[参见《周恩来关于荆江分洪工程会议情况报告及毛泽东的批示》，《党的文献》1997年第2期，第17页。]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周恩来费尽心力。早在1950年，他就给邓子恢写信，指出荆江分洪工程不能搞本位主义。周恩来特意让水利部党组书记李葆华持他的亲笔信去武汉找邓子恢，请他召集中南局会议征求意见，初步取得了两湖相近的看法。荆江分洪工程会议期间，周恩来又召集水利部相关人员及两湖来京人员开会，了解各方意见及相关情况，商讨对策。之后，周恩来主持起草了《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初稿，报送毛泽东审批同意。1952年3月，邓子恢将荆江分洪工程方案提交中南局常委会讨论，制定了《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与会人员一致同意荆江分洪的计划，认为这一计划的方针是照顾全局，兼顾了两省，对两湖人民都是有利的。

为了使荆江分洪工程更为缜密可行，周恩来又让李葆华和苏联顾问布可夫亲往湖北沙市分洪地区察看。经过实地考察，“他们均认为分洪工程如成，对湖南滨湖地区毫无危险，且可减少水害”。[《周恩来送审水利工作两文件及毛泽东的批示》，《党的文献》1997年第2期，第18页。]1952年3月31日，政务院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分洪工程的规定》。

1952年3月15日，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以李先念为主任的荆江分洪工程委员会和工程指挥部，具体负责工程的实施。4月5日，荆江分洪主体工程全面开工，来自湖南、湖北两省的4万名工人、16万名民工以及10万名人民解放军官兵投入工程建设中。至6月20日，荆江分洪工程顺利竣工。在75天的时间内，施工人员共作土方834.6万立方米，混凝土11.7万立方米，石方17.1万立方米，采石37万立方米，扎钢筋3495吨，运输各种物资1亿多吨公里。[ 参见《李先念传（1949－1992）》，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39－240页。]荆江分洪工程竣工后，很快就经受了特大洪水的考验，发挥了应有的作用。1954年夏季，长江流域连降暴雨。7月下旬至8月上旬，发生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在洪峰到来之际，经中央批准，先后三次启动荆江分洪工程，保住了荆江大堤，保全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修建官厅水库，是治理永定河并进而治理海河的重要举措。对于永定河的根治工作，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水利委员会就提出了初步计划。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在《中财委1950年水利工作总结和1951年方针任务》中明确提出：“河北水系以永定、潮白、大清河为重点，整理堤防，疏浚下游及入海海道。并积极勘测上游水库和研究水土保持，以策根治。”[《中共中央转发中财委1950年水利工作总结和1951年方针任务》，《党的文献》1997年第2期，第15页。]此后不久就制定出了根治永定河全流域的计划，其中修建官厅水库是最为重要的工程。

官厅水库在洋河、桑干河、妫水河下游，对永定河全流域的控制意义最大，拦蓄洪水也最多。官厅水库工程于1951年10月开工，经过数万劳动人民的日夜努力，至1954年5月全部竣工。官厅水库在建设过程中就发挥了巨大作用。1953年8月下旬，永定河发生有水文记载以来的第二次大水，官厅水库顺利拦洪成功，有效地防止了水灾的发生。

此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还相继对黄河、沂河、沭河、大清河、潮白河、珠江、汉江等易发灾害的河流进行了治理。据统计，在1950年至1952年3年中，国家用于以大江大河治理为主的水利建设的投资共约7亿元，占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的10％，对全国2.4万多公里的重要堤防进行了修整，3年内直接参加水利工程的人员有2000万人，完成土方17亿多。[ 参见《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上），第10－11页。]如此大规模的以大江大河治理为主的水利建设，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前河道失修的状态，基本上解除了我国人民几千年所受洪水灾害的严重威胁，保证了大部地区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