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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哲学》: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功范例

樊宪雷

2014年05月04日14:59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其次,民间社团组织的传播。在《大众哲学》的传播推广中,民间社团的作用至关重要。五四运动以后,各种民间社团纷纷组建,促进了各种社会思潮的传播和交流。同样,各种民间社团特别是学生社团组织,对《大众哲学》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当时在学校中广泛存在的“读书会”,就是许多青年学生阅读、传播《大众哲学》的重要渠道。很多人在回忆自己接触《大众哲学》的情景时,都提到了读书会的作用。如武汉大学原校长陶德麟回忆说,由于不满胡适推崇美国式的民主自由、攻击马克思主义,他们“几个同班同学组织了一个读书会,每人拿出自己认为值得一读的新书来交换着读。刘杲同学推荐的书就是艾思奇同志的《大众哲学》”[ 参见陶德麟:《怀念艾思奇同志》,《怀念与思考——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版,第51页。]。一位当年参加过读书会的人这样回忆:“30年代,在我们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文化围剿’的那些岁月里,在学生、青年知识分子中间,就比较普遍地有了读书会这类的组织。我们的党组织,很重视在群众中出现的这个活动方式,有意识地去领导,去组织,去推动这些活动。尤其是在30年代后期,在高涨的救亡运动中,这种进步的读书会运动,发展得更为普遍,更为活跃,扩大了我们党的影响,动员和组织了革命群众。我记得当时流行的一些革命书报,如艾思奇同志的《大众哲学》,何干之同志的《中国启蒙运动史》,等等,以及当时很著名的一些进步书刊,都曾经在成千成百的读书会中作为讨论的内容。”[ 吴顒:《也说说读书会》,《读书》1980年第6期。]除了读书会,还有学生会、校友会、同乡会等各类社团组织,为《大众哲学》这类马克思主义读物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三,中国共产党积极进行的人际或群体间的宣传推广传播。《大众哲学》出版后,受到了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的高度重视,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宣传推广。当时的延安,学习风气特别浓厚,学哲学是重要内容之一。据莫文骅回忆,当时《大众哲学》被国民党查禁,在延安也很难读到,当得知毛泽东有一本从国民党统治区秘密买来的《大众哲学》后,他们就找毛泽东借书。“我来到毛主席住处,毛主席把这本书交给了我,并一再叮嘱我尽早送还。我拿起书一看,毛主席保存得非常好,书页里有些圈圈点点和杠杠,但书皮是新的。可见毛主席是多么珍惜这本来之不易的书。我取回后,不敢耽搁,立即找人刻蜡板油印。……大家拿到这本‘书’之后,如获至宝,作为参考书争相阅读。”[ 参见莫文骅:《哲学大众化的尖兵——怀念艾思奇同志》,《人民的哲学家?艾思奇纪念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由于被禁,《大众哲学》在国统区只能秘密传播和阅读。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通过人际间的推广成为重要渠道,特别是在学校里,党员和进步师生秘密传阅、介绍《大众哲学》成为主要途径。教育部原副部长杨蕴玉,就是在学校里由老师介绍接触到《大众哲学》的。当时她在新乡女子师范学校旁听,“三年级时,我们班上来了一个新的国语老师,他的名字叫梁雨田,又叫梁雷,是个地下党员。他通过国语课,向我们传播抗日的进步思想,还介绍我看进步书籍,如《大众哲学》”[ 参见杨蕴玉:《奔赴太行走向太阳》,《新乡市第一中学校友文萃》。]。北京大学教授赵宝煦,“和同学们私下里经常传播一些书籍,如巴金翻译的屠格涅夫的《门槛》,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这些书实际上有很强的启蒙作用。”[ 张弘:《赵宝煦从进步青年到政治学家》,《新京报》2009年3月25日。]即便到了1949年解放前夕,这种秘密传播方式依然进行。据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阳作华回忆,他当时在江西省立赣州中学读书,时任校长钟兆麟和他交谈时当得知学生们正“传看《新观察》刊登解放区的见闻和油印本《大众哲学》”后,“平素以谨言慎行而受人崇敬的校长,这时出我意料之外,用钥匙打开抽屉,将那本珍藏的《大众哲学》展现在我面前。我请借一读的央求得到了他爽快的允诺,但一再叮嘱:不要让校内的军事教官知道啦。我如获至宝,挑灯夜战,独自用了两个晚上细读两遍。书中新奇的内容,生动的例证和通俗的表述,使我茅塞顿开,耳目一新,第一次接受了‘新哲学’的洗礼。”[ 参见阳作华:《〈大众哲学〉是我撰著〈哲理与情趣〉的指路明灯》,《怀念与思考——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第89—90页。]

多种途径的传播,使《大众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大众哲学》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俗化的成功范例,成为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典范之作。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革命实践的理论,是面向生活、面向大众的科学理论。列宁曾指出:“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自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确定为自己的理论指南后,许多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被翻译介绍进来,比如《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解说》等。但这些理论著作普遍存在着语言晦涩、内容繁琐的弊端,多是在知识分子之间传播,很难为群众所掌握。在“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页。]方面,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做出了表率。李公朴在1935年为《哲学讲话》所写的编者序中说:“这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溶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气力就能够接受。这种写法,在目前出版界中还是仅有的贡献。”他还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内容,全是站在新哲学的观点上写成的。新哲学本来是大众的哲学,然而过去却没有一本专为大众而写的新哲学著作。”[ 艾思奇:《哲学讲话》,读书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第1页。]艾思奇自己也说:“为什么《哲学讲话》的写作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这种通俗的体裁还没有人尝试过,甚至是没有人屑于这样尝试的。”[ 艾思奇:《大众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5—6页。]《大众哲学》突出特点就是通俗化、大众化。它用通俗易懂的道理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心,开启了中国现代史上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先河。

其次,《大众哲学》成为革命进步人士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指路明灯”,引领他们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传播革命火种。艾思奇说:“写作这本《大众哲学》,就是想在中国人民的文化、思想斗争方面尽一点小小的力量。其目的,就是想帮助读者研究一下:什么哲学思想是进步的、正确的、合乎真理的、合乎广大人民斗争利益的,什么是反动的、带欺骗麻醉性的、只能帮助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的。这里不妨先指出来,最进步的、正确的、合乎真理的哲学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哲学思想。”[(艾思奇:《大众哲学》,第27页。]《大众哲学》之所以能够引起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用简明浅显的语言和事例,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讲解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历史必然,从而启迪了广大青年,引导他们从迷茫中看到前程,从困惑中看到希望,成为广大青年的“指路明灯”。

作家吴伯箫回忆说:“那本书像在读者心里点了一把火,引起许多青年对学习马克思主义发生了炽烈的兴趣。使他们初步认识了什么叫观念论、唯物论,什么叫形而上学、辩证法。”“他的著作对广大知识青年是指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大道的一个鲜明的路标。”[ 吴伯萧:《我所知道的老艾同志》,《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3期。]许多革命青年正是在《大众哲学》的指引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曾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的陈仲平回忆说:“《大众哲学》多么新鲜,多么吸引人。我们很想读又很难读的哲学,在他的笔下变得那么形象、生动,那么通俗易懂,那么引人入胜。我参加革命工作时,对革命理论一无所知,只知道共产党好,是为穷人的。通过理论学习,我才逐渐知道一些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懂得了资本主义必然要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道理。我仿佛视野宽广了,心胸也开阔了。多少人受了《大众哲学》的影响,萌发着革命思想,初步看到了自己的前途和出路。一位潮汕的同志告诉我,他那里有一个青年,因家境贫寒,失学失业,加之国势危殆,陷入终日彷徨苦闷的境地,产生了自杀的念头。后来,他读到了《大众哲学》这本书,打开了眼界,终于使他的悲观绝望情绪一扫而光,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陈仲平:《怀念尊敬的老师和战友——艾思奇同志》,《闽粤赣边——武平》2009年第1期。]《大众哲学》为广大革命青年点燃了革命的火种,被称为“救命之书”,以至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大众哲学》动员了10万青年参加革命的说法。[ 参见谢本书:《〈大众哲学〉奠定了艾思奇的历史地位——纪念艾思奇诞辰90周年》,《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其三,《大众哲学》有力地批判和反击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和文化专制,为革命事业创造了良好的社会舆论。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镇压革命。对于全国人民的进步要求和共产党的抗日宣传,国民党一方面加紧压制,另一方面鼓动反动文人发起种种虚假和欺骗宣传。在这种背景下,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紧密联系起来,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批判和揭露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

曾任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雷云回忆自己阅读《大众哲学》的感受时说:“使我感受特别深的是:许多人因过去受国民党反动教育和反共宣传的影响,对共产党不仅毫无正确认识,还认为共产党不是正统,它的天下不会长久。我们稚嫩的青年学生也分不清是非。读了《大众哲学》,方知国民党的失败和共产党的胜利是必然的,由共产党来领导国家,最后奔向共产主义是光明之路。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下子抓住了本质,从社会发展总趋势上认识了中国的前途命运和历史走向。”[ 雷云:《我的理论生涯》,《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正因为《大众哲学》反映了时代的需要,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民族救亡图存的问题,它像革命的火炬一样,给迷茫黑暗中的人们照亮了前进的方向,启蒙了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以致蒋介石也无可奈何地承认:“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思想防线。”[ 刘萍:《艾思奇及其大众哲学的消失》,台湾《传记文学》第72卷第2期。]曾任蒋介石高级幕僚的马璧教授也证实,蒋介石多次在有台湾军政要员参加的会议上说:“我们同共产党的较量,不仅是输在军事上,乃是人心上的失败。一本《大众哲学》搞垮了我们的思想战线!这样的东西,你们怎么就拿不出来!”[ 王丹一:《我的点滴回忆》,《怀念与思考——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第10页。]可见《大众哲学》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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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实习生、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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