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哲学》：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功范例

马克思主义者向来重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1843年，马克思就曾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毛泽东也说过，作为“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传入中国，“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过程中，涌现出了众多的理论成果，其中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称得上是典范之作。

一、《大众哲学》的产生

社会大动荡的时代，也是思想大自由、文化大碰撞的时代，《大众哲学》就产生于这样一个时代。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正在日本留学的艾思奇，出于爱国主义的义愤弃学回国，于1932年到达上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始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1934年，经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安排，艾思奇进入《申报》流通图书馆指导部，参与副刊“读书问答”栏目工作，开始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通俗语言来解释当时社会上发生的各种问题，做革命理论的宣传、启蒙工作，广受欢迎。1934年10月，为了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求，“读书问答”专栏停刊，另办《读书生活》杂志，由李公朴任主编，柳湜、艾思奇、夏征农任编辑。由于刊物紧贴现实生活，内容生动活泼，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俗化的重要阵地。艾思奇承担了“哲学讲话”栏目的大部分稿件，后来，艾思奇等人又发起成立了读书出版社，继续进行革命理论的宣传工作。1936年1月，艾思奇将他发表于《读书生活》杂志上的系列文章汇集成册出版，取名为《哲学讲话》。《哲学讲话》的出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出了神圣的殿堂，走向了人民大众，成为他们的思想武器，引导无数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该书很快被国民党查禁，艾思奇又把书名改为《大众哲学》继续出版。

《大众哲学》共有24篇，主要包括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三个方面的内容，比较系统地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是一本简明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通俗读本。《大众哲学》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

首先，《大众哲学》的产生是各种社会思潮相互角逐、历史选择的结果。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纷纷传入中国。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国家主义、“乡村建设”理论、自由主义、实验主义、“平民革命”理论等等，竞相登场亮相。“那些先进分子从对各种思潮的反复比较推求中，得出结论：只有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才能救中国，别的办法都不能救中国。”[ 《金冲及自选集》，学习出版社2003年版，第175页。]《大众哲学》的核心内容，正是解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这种“新哲学”，顺应了时代潮流和历史发展规律的需要。

其次，《大众哲学》的产生是中国革命实际的需要。20世纪30年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进一步加剧，中国革命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1931年，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就指出：“党内教育工作与思想斗争也是很缺乏的，一般党员对党的基本主张与重要策略的了解是很浅薄的。还有许多党员不认识党的阶级性，把党看成是工农或穷人党，相信党的个人甚过于相信党的组织。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基本常识的系统教育工作，尚未能引起党的严重的注意”，提出要“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工作”。[ 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67页。]另一方面，国民党出于“围剿”共产党和革命根据地的目的，散布大量谣言，对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极尽诬蔑之能事。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后，国民党对民众的欺骗宣传给党的革命事业造成了很大影响，因此“必须一刻不容缓地揭穿并暴露国民党法西斯蒂的一切武断宣传”[ 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40页。]。这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尤为必要，《大众哲学》这样的大众化理论读物正是革命实际的急需之物。

其三，《大众哲学》的产生是与各种反动学说进行斗争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传播的过程，也是和各种反动学说斗争的过程。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国民党政权相对稳定，它为了巩固统治，维护自身利益，加紧了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攻击。比如李石岑、张君劢、张东荪等人的“唯意志论”，叶青的唯心主义，陈立夫的“唯生论”，以及蒋介石的“力行哲学”等，都是代表当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学说。这些反动学说本质上都是反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其目的是为了迷惑人民群众。为了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干部和群众，指导和推进中国革命，就必须对这些反动学说予以揭露和批判。《大众哲学》正是适应这种需要，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严厉、深刻地批判了以陈立夫的“唯生论”、叶青的唯心主义等为代表的反动学说。

《大众哲学》这样通俗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读物在当时并不是孤立出现的，而是涌现了一大批类似读物。仅以读书出版社为例，继《大众哲学》之后，就相继出版了李公朴的《抗战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如何研究哲学》、《实践与理论》，柳湜的《实践论》、《社会相》、《救亡的基本知识》，楚云等人的《实践的知识》，曹伯韩的《通俗社会学二十讲》、《帝国主义》等著作，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进程。

二、《大众哲学》的传播途径及其影响

《大众哲学》出版之后，数月之内就再版4次，两年时间里已出到第10版，至新中国成立前印发了32版。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在实行政治专制的同时，也加紧了对文化的控制，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更是严加钳制。在这种背景下，《大众哲学》是通过什么传播途径走进人民大众的视野之中的呢？

首先，通过书籍报刊等传播媒介直接传播。书籍报刊是当时最为通行的传播载体，是《大众哲学》传播的重要渠道。《大众哲学》中的不少内容，曾在《申报》副刊的“读书问答”栏目刊登。《申报》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拥有众多读者，特别是在进步民主人士中间，有着很大影响。《读书生活》杂志创立后，大力宣传抗日思想，也广受欢迎。“刊物一问世，就得到了社会人士，尤其是广大青年读者的支持和欢迎，有的写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有的慷慨解囊资助，《上海杂志公司》经理张静庐还愿意代为发行，每期销量达一万多份。”[ 潘启发：《读书出版社的编辑思想及现实意义》，《出版发行研究》1992年第5期。]《大众哲学》结集出版后，更是一版再版，倍受读者欢迎。“越查禁，越使这本书增加神秘感，使发行量不断上升。一个到读书出版社门市部查书的国民党官员，无可奈何地说：‘就那么一本书，弄得些青年神魂颠倒，搞得我们坐卧不安，毫无办法！’”[ 谢本书：《战士学者艾思奇》，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