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基本路线的历史演变及其经验启示

五条基本路线反映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艰难探索的过程

1989年5月6日，邓小平会见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曾把确立新时期基本路线作为他一生的重要功绩：我这一生“已经做成的事情是……对国内工作的参与，确定了党的基本路线”[《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5页。]。确立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实质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共十三大报告对新时期基本路线的全称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十七大报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阐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3页。]与基本路线相比较，“道路”这种表述更加具体。因此，基本路线的内涵即道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新中国成立后党提出和制定的五条基本路线，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

（一）从所依据的理论基础看

党的基本路线是基本理论转化为实践的中介，是基本理论在政治上的落脚点。基本路线的提出和确立必须要有正确的理论作基础，否则，很难制定出正确的路线，即使有正确路线也难以有效执行。只有建立在正确理论基础上的基本路线才能得到长期贯彻和坚持。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借鉴列宁的过渡时期学说并对它实行中国化的改造后提出的。八大决议正确判断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的主要矛盾，并以此作为确定八大路线的政治基础；1958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时，没有对社会发展阶段作出符合国情的判断；“文革”时期路线以“大过渡”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为依据，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作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导致全局性的“左”的错误。新时期基本路线的理论基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它从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上对当代中国基本国情作出了正确判断和认识，新时期基本路线也由此称作“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纵观新中国成立后五条基本路线所依据的理论基础，从借鉴国外理论到独立探索中未提出正确理论再到新时期形成正确理论，党探索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路线的过程，也是努力实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建设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是不断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是党对几十年探索经验的深刻总结，进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二）从发展战略看

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八大路线提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只在其基本点中明确了“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58年5月27日。]；“文革”时期路线的目标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谈不上什么经济社会建设上的战略目标；新时期基本路线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显然，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是贯穿五条基本路线的主线，但具体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国家，到新时期基本路线才有了明确内涵。“富强、民主、文明（后来加上‘和谐’）”，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方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提出了具体要求。可见，党的基本路线关于战略目标的规定是由笼统、抽象向明确、具体的发展过程，反映了党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认识上逐步丰富、深化并渐趋科学化的过程。

（三）从发展方式看

什么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任务？怎样坚持和推动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八大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都强调了“建设”是中心工作，这个大前提的确立对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意义非同寻常，但当时并未进一步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关于八大路线，胡绳曾指出：“一个中心，就是经济建设。1956年八大时就提出这样的思想，但并不是很明确的。”[ 胡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6期。]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五个革命”并举，即“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58年5月27日。]。邓小平1980年在一次会上曾说：“近30年来，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这方面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9页。]作为兴国之要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基本路线的规定中经历了从“无中心”、“多中心”到“一个中心”的发展过程，体现了党逐步深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作为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强国之路的“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在新时期基本路线才第一次提出，同时也成为历史性的突破。可见，党对怎样坚持并发展社会主义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探索过程。

（四）从发展速度看

过渡时期总路线关于“速度”的表述是“逐步……并逐步……”，八大路线表述为“尽可能迅速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多快好省”，核心是“快”，新时期基本路线没有对速度作出规定。显然，基本路线对“速度”的规定整体上是从有到无，这并不是说党对经济发展速度的重视程度在减弱，而是汲取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速度问题的深刻教训使然。新时期基本路线没有对速度进行规定，但我们党关于“速度”的思想却大大丰富了。如邓小平的“速度和效益”思想，强调“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3页。]；江泽民提出“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协调统一起来”[《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0页。]；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更是从指导理论的高度提升了人们对“速度”的认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要求体现了党的“速度”理念的科学化。因此，五条基本路线对“速度”规定的基本演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共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渐趋成熟以及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在理论认识上的逐步系统与科学。

由上可见，新中国成立后五条基本路线的演变轨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过程的艰难曲折。正如毛泽东1962年1月30日在七千人大会上所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0页。]

党制定的基本路线的经验与启示

（一）提出和制定正确的基本路线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个认识实践、掌握规律并通过实践加以检验的过程

任何一条正确路线的形成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从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酝酿到1954年2月七届四中全会正式确立，经历了近5年时间。八大路线，从1955年3月开始筹备到1956年9月大会召开，时间虽然只有一年多，但八大前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围绕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了大规模调查研究，逐步加深了对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从而形成了一套正确思路。新时期基本路线，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到1987年十三大予以全面阐述，经过了9年的改革实践才正式确立。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从1958年3月成都会议提出到5月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时间不足2个月，仅此一点也可以折射出为什么这条路线很快就出现了问题。每一条正确路线的提出和制定，都要经历从初步酝酿到实践检验再正式确立的过程，正如邓小平所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四年多的实践证明，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当然，还需要继续通过实践来加以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页。]如果把五条基本路线联系起来考虑，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开始找到并在1987年全面阐述这条长期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路线，更是经历了一个从实践到理论的曲折而漫长的探索过程。

大体上可以这样说，新中国成立60年，前30年提出和制定了四条基本路线，后30年制定并坚持了一条基本路线。从频繁地提出基本路线到始终坚持一条基本路线，不仅回归了基本路线的本质属性，也从一个角度体现了党执政能力的逐步提升以及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逐步深化，由此也说明党的正确路线的提出和制定是认识实践、掌握规律并在实践中接受检验从而逐步完善认识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