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关于任弼时研究的三点想法

　　二、深化任弼时的研究宣传，要把他的思想理论放到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从实践和理论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来展开。

　　任弼时同志三十年的革命生涯，是同中国共产党艰辛探索革命道路，在理论和实践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在党内较早提出，“必须按中国实际情形去解释我们的理论”，意思很明显，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框套中国革命实际，而是反过来，用中国革命实际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当如何运用和发展。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思想方法，任弼时的实践和理论探索，融入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飞跃的成果——毛泽东思想之中。

　　众所周知的是，在大革命濒临失败的紧急关头，他三次代表团中央向党中央呈送《政治意见书》，要求武装工农，实行土地革命。对任弼时来说，这是他参与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很高的一个起点。他先后他担任过中央专门部门（青年团）、战略区域（湘赣苏区）和战略部队（红二方面军）的主要领导，抗战初期又成为八路军总部领导，这样的历炼，使他在宏观上进行决策时，能够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我个人认为，这段时期是任弼时的革命经验、政治智慧和政策水平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这就可以解释，他1938年出使共产国际，为什么能够那样正确有力地解释党的政策。

　　本次研讨会，有几篇论文谈到任弼时受命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不辱使命的情况。他向共产国际作了两次正式报告，并提交中国代表团声明，说明中国抗日战争的情况，争取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共的理解和支持；他还参加共产国际“中国问题研究小组”的讨论，使共产国际了解和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他还组织力量翻译毛泽东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作的《论新阶段》的重要报告，体现了在理论政策上的敏锐性。应该说，任弼时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与他在国内经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苦实践，拥有比较高的理论政策水平，是分不开的。

　　1940年任弼时回到延安后，他开始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在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反映出来的理论水平，是很重要的标志。在9月12日会上，他发言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用辩证唯物主义来解决工作问题的”，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因而，党的主张“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如新民主主义、三三制政权、统一战线中一打一拉的策略等，都是马克思主义主义的创造”。这样的认识，表明任弼时是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眼光来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这对毛泽东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对党的高级干部如何开展整风，如何看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分歧，如何在毛泽东的思想主张上实现党的团结，都是很不错的引导。

　　也正是从那时起，任弼时参与了党的许多重要方针政策的制定和组织实施，他领导西北中央局工作，指导了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他参与组织和领导全党的整风运动，努力于党的各方面建设，他负责党的七大筹备工作，参与起草、修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为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实现空前团结，作出了重大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他协助毛泽东指挥西北和全国战场，并以敏锐的眼光及时发现和纠正了部分地区土地改革运动中的错误偏向，他所作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经中央批准印发全党，成为党指导土地改革运动的重要文件，保证了土地改革的健康进行。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任弼时同志指出，全党的工作中心由乡村转到城市是一个“带历史性的问题”，工业化将是城市工作中“最本质的问题”。

　　历数上面这些情况，是要说明，称任弼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有实践和理论上的依据的。我们这次研讨会的许多论文，便根据有关材料，就这个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

　　比如，谈到任弼时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党建思想极富特色，包括：以党组织的布尔什维克化，建设一个有战斗力的党；以支部的健全、健强，巩固党的组织基础，落实党的各项决议；以实行并扩大党内民主，开展自我批评，调动党内党外积极性，转变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以与群众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联系，造成党的伟大力量，培养新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等等。有同志还论述了任弼时对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独特贡献的问题，研究任弼时的群众路线思想的论文也有好几篇。

　　关于任弼时的军队建设思想，有同志提出，任弼时较早地认识到军队听党指挥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首要的政治纪律贯彻在革命战争的各个阶段。其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特点是注重从战略全局上筹划军队思想政治建设；围绕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着力在科学求解矛盾中推动军队思想政治建设。

　　关于任弼时同志的经济思想，有同志还研究了他有关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研究他关于在土地改革中“保护中农”的主张，研究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中有关新中国发展方向和道路的基本构想等等。

　　相对而言，以上这些涉及任弼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的研究，此前学术界注意得不够。这次研讨会开了个好头。习近平总书记去年12月在中央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90多年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坚持不懈的理论创造。”通过研究任弼时的生平思想，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是一个很大的学术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