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关于任弼时研究的三点想法

　　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湖南省委联合举办的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是经中央批准的纪念任弼时诞辰 110周年系列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会议共收到来自20个省市自治区专家学者的论文70余篇，入选53篇。部分作者和特邀专家作了大会发言。大家研讨的内容，涉及任弼时生平业绩、思想理论、精神风范各个方面，比较集中地展示了近年来学术界关于任弼时研究的新成果。

　　在今天的形势下，如何深化研究和宣传党的领袖人物，一般来说，要注意抓住主线，站位高一些。即使是微观的选题，站位高了，影响也会不小。深化任弼时的研究宣传，也应如此。对此，我结合这次研讨会的有关论文，谈三点想法。

　　一、深化任弼时的研究宣传，要把他的生平业绩放到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群像”中来展开。

　　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党的七大选举出的五大书记之一。五大书记逝世后，党对他们的评价，一般都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以及党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这样一些基本定位。唯独对任弼时，有一个“组织家”的称谓。这个概念值得重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任弼时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影响。1940年从苏联回国后，他便协助毛泽东处理中央日常工作，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先后成为三位书记处书记之一和五位书记处书记之一，参与筹备党的七大，对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正式形成是有贡献的。

　　由于任弼时同志逝世较早，此前学术界对他的研究宣传，放到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群像中来展开的还不多，而这恰恰是全面科学地认识任弼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历史地位，一个不可或缺的很有说服力的角度。这次学术研讨会，出现了从这个角度开展研究的一些好的成果。

　　比如，有同志从140万字的新编本《朱德年谱》中，发掘有关任弼时的记载，提出在甘孜会师前，他就对张国焘分化拉拢红二、六军团等错误行为进行了坚决抵制；甘孜会议上，他又对张国焘擅自南下、另立中央等错误进行了中肯的、有分寸的说理斗争，指出目前唯一的出路就是北上与中央会合；北上途中，任弼时分别找红四方面军的高层干部一一进行推心置腹的谈话，从党性原则和遵守纪律的角度重点澄清“中央丢下四方面军不管了”等模糊认识。根据史料疏理这个过程，就对任弼时在长征途中为维护党和军队的团结统一作出的贡献，有了新的认识，说明他当时作为红二方面军最高政治领导人，站位很高，具有处理全党大局中复杂难题的自觉性和能力。

　　又比如，有同志把《任弼时年谱》、《任弼时选集》和《毛泽东年谱》、《陈云年谱》结合起来研究，对1944年任弼时在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的演讲做了横向比较。提出，毛泽东1942年在中共西北局高干会上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指明了边区财经工作发展的正确方向；两年后，任弼时1944年4月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边区财经工作的演讲，针对边区财经工作在落实毛泽东报告精神的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特别是金融、贸易、财政工作中的弱点，提出了进一步落实毛泽东财经工作思想的基本方针；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陈云，在领导财经工作的实践中，又创造性地落实并丰富了任弼时提出的财经工作方针，开拓了边区财经工作的新局面。这样的梳理，就讲清了一项政策是如何提出和落实的历史脉络，让人耳目一新，反映了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一些重大决策上集体贡献。

　　我们知道，解放战争时期，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即领导人民以战争的形式推翻旧制度，同时又肩负着建立新政权的历史重任。在这个重大历史转变时期，处于中央决策层的任弼时的政策思想有什么特点呢？有同志提出这样一个判断：他协助毛泽东分担着由战事胜利推进而产生亟待解决的种种政策的制定问题，诸如土地改革问题，部队进入外线作战后的后勤供给问题，解放了城市产业发展问题，等等。还有同志从研究俄罗斯档案入手，对1949年初任弼时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与米高扬的会谈情况进行了探讨，深入研究了任弼时参加会谈的次数、内容、结果，从而清晰地勾勒出在那紧张的七天里，党的领导集体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内政外交方针的酝酿过程。这样的研究，也让人体会到任弼时在七大以后发挥的作用，是比较突出的。

　　总的来说，研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既需要着眼于个体，也需要着眼于群体，这两个角度互为补充和深化，由此说明，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个领袖集体，这个领袖集体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他们的共性和个性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在一个成熟的领导集体中，核心人物和重要成员之间，在决策上总是互为补充和启发的。在这方面作深入的研究，既可以增进我们对毛泽东作为领袖群体的核心领导的认识，也可以增进我们对毛泽东思想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论断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