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赴法勤工俭学前在上海的留影
编者按：近日，《福建党史月刊》发表文章《让陈毅觉醒的法国之行》。五四运动时期，面临严重民族危机的中国大地兴起了一场青年知识分子到法国勤工俭学的热潮。一大批有志青年怀着满腔热血，到欧洲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先后有数以千计家境贫寒的知识青年来到欧洲文明的中心法国，一面做工，一面求学。他们通过勤工俭学掌握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立志归国后通过“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办法，使中国富强起来。摘编如下。
经过近两个月的航行，陈毅等人于1919年10月10日抵达法国第一大港马赛。由于长时间的海上颠簸，加上恶劣的居住条件，陈毅等9名学生在途中就生了病，一上岸就被送进医院，到年底才出院。出院后，陈毅和其他勤工俭学学生来到了巴黎。
由于当时四川、湖南赴法的学生先后抵达巴黎者已有400人左右，一时安排不了这么多人去做工。那些没有工作的学生就被临时安置在巴黎西郊的华侨协社候工候学。陈毅兄弟俩在华侨协社地下室找到个空位置，安下地铺，自己生火做饭，有时只能吃“冷水面包”（面包加自来水）。稍后，徐特立将蔡和森、蔡畅、向警予等一批湖南籍的学生也带到这里。在一次欢迎会上，徐特立慷慨陈词，号召留学生发愤学习，寻求真理，为拯救中国于帝国主义的魔爪之下而尽自己的微薄力量。陈毅等人听了深受鼓舞。
因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大都法文很差，华侨协社就安排他们到巴黎附近的蒙达尼工学院去学习，一面补习法文，一面等待工作。陈毅和湖南籍的同学编在一个班里，跟蔡和森同一排长桌听课。
候工3个多月后，陈毅兄弟俩于1920年春进入“法国200家族”之一的施奈德公司设在巴黎郊区的一个炮厂当杂工。这个工厂主要生产汽车、火车头、铁甲车等。陈孟熙当油漆工，陈毅学做铁锉工，工资一天约有12法郞。做工的生活异常艰辛，陈毅兄弟俩住在离炮厂不远的出租房里，自己做饭，主食依然是大面包，偶尔也买点大米煮成软饭，没有菜就拌上酱油吃。
做工之余，陈毅广泛开展了社会调查，了解一般法国平民的基本情况。陈毅在《我两年来旅法勤工俭学的实感》一文中写道：“法国人民尚有不识字者，大都年在40左右，其普通仅识字而不通文法者极多。推其原故，无求学经费而已。”
通过调查研究，陈毅逐步明白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当货物销路极广的时候，资本便雇过数的工人，以资制造。到销路低落时，便大批取缔出来。常见工人被退出厂的情形，就用‘神情丧失’、‘面若死灰’都形容不尽致，令人表无限同情，觉社会革命是极合道理的事。”“资本家完全为自己利益起见，实毫无人心，我才知欧洲资本界，是罪恶的渊薮。”他由此看清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认识到法国并不比中国好多少。
当时，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中，对各种思想的学习和争论十分普遍也十分热烈。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改良主义等各种学说都有人信奉。此时的陈毅世界观尚未完全确立，思想上还是大杂烩。但随着斗争阅历的丰富，特别是与蔡和森相识交往之后，陈毅开始由一个民主主义者逐渐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
在接受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方面，蔡和森走在陈毅前面。在到法国后的短时间内，蔡和森不仅收集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和各国革命运动的书籍，而且选其重要者“猛看猛译”，他明确主张中国走苏俄的道路。陈毅很赞成蔡和森的主张，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并经常和蔡和森、李富春、蔡畅、李维汉、王若飞等一起讨论中国的前途问题，渐而感到“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现代资产阶级的国家，不过是资本家的事务所”。他“经历了一个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由崇拜到失望的过程，逐渐靠拢马克思主义，靠拢无产阶级”，“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识到搞无产阶级革命的光明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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