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家都争着上基本建设项目时，这年3月6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陈云主持将基建拨款削减了7个亿，由原来的125个亿削减到118亿。针对这个问题，他说：“根据中国的情况，每年总要有些节余才行。”
4月10日，在国务院讨论1956年度基本建设和物资平衡问题的常务会议上，陈云说：“订计划应该遵循按比例发展的原则，基建和生产的比例最重要。它们的关系，首先决定于原材料而不是财力的多少。钱是用来买材料的，如果买不到材料，钱又有什么用。以后订计划应该首先进行物资平衡，然后再进行财力平衡。”
这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撰写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社论反对急躁冒进，后来也就被称之为“反冒进”。社论指出，当前一方面存在右倾保守思想，另一方面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又指出，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于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还指出，“在反对保守思想的时候，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
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陈云作了题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的讲话。陈云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重要构想。他指出：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它们的补充；由此决定，在生产领域，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进行的自由生产是其补充；在流通领域，国家掌握的市场是主体，自由市场是补充。
应当说，陈云提出的这一构想适合中国的情况。可惜，在反右斗争之后，“左”的指导思想逐渐占了上风，陈云的这一构想被视为右倾，没有得以实现。
9月27日，中共八大举行闭幕式，大会由陈云主持。在第二天召开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当选为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这样，中共形成了毛、刘、周、朱、陈、邓6人领导集体。由此，陈云步入他的政治生涯的巅峰时期。
12月4日，陈云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他在会上发言说：“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决定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为126亿元，关键是看材料，材料够就搞126亿，如果材料不够就砍下来。”
12月18日，他主持国务院第41次全体会议，又在会上说：要把建设和民生的关系摆好，从财政和金融贸易这方面看，主要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财政预算和现金收支必须是平衡的，不能有赤字，而应略有节余。二是预算中建设规模应该和物资的供应相适应。首先应该照顾到必须的民生的生产，有余再搞建设。三是每年人民购买力与供应人民的消费品应该求得平衡。四是我国的建设需要的外汇大体上依靠农产品出口，农业对工业有很大的约束力，工业不能不管农业而为所欲为。
12月27日，陈云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警告说：“现在马跑得很危险。这样骑下去，后年、大后年更危险。明年要削减投资，必须搞些死办法，灵活了不行，哪些东西不搞就是不搞，人不准增加就是不能增加，要砍就砍下来。当然，我们共产党最好是按辩证法办事，但这样不行，不来个绝对主义办不了事。”
会上有人问：“投资削减以后，有些项目不能搞了，工人怎么安排？”他说：“我看不搞就不能搞，计划完不成就完不成，工人能做别的就做别的，不能就照发工资。这样对不对呢？我看不会不对，如果到明年8月我们看不对，8月以后再搞也来得及。我们是个大国，明年不稳当心里不安。”他强调指出：“有些问题，没有把握宁可慢些，多考虑一下，其缺点是慢，但如果错了，那就是失败。慢和失败比较起来，慢比失败要好。”
这次，毛泽东没有听取陈云的意见。陈云的一贯风格是，在事关党和国家利益的原则性问题上从来“不好商量”，这与他在工作中处置许多重大事务时常常表现出的创造性、灵活性形成鲜明对比。延安时期他曾经提倡“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实际上就他对自己的要求而言，不只是一时一地的面子问题，而是“只讲真理，不讲得失”。这次，陈云表示：“实事求是不是小脚女人。”“不要怕别人说机会主义。”
1957年1月8日至10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小范围会议，座谈1956年经济工作情况。陈云连续3个晚上参加了会议。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4人发言，一致认为这年的经济建设“冒”了。陈云指出：建设规模必须和国家财力、物力相适应，要防止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危险。
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的通知》。这个小组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5人组成，以陈云为组长，统一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
1月18日，中央主持召开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参加的一次重要会议。陈云在会上再次系统地阐述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问题，并表述了反“冒进”的思想。他说：“适当压缩基本建设的投资额，这样做的目的是使1957年基本建设的规模，适应于国家财力和物力的可能。”“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
这些话未雨绸缪，句句实在，但在当时听起来却是十分刺耳。
9月20日至10月9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公开批评了“反冒进”。毛泽东说：“‘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
毛泽东所谓的“促进委员会”，是针对“反冒进”而言的。毛泽东称，那些“反冒进”的人可以组成一个“促退小组”。他说：“但共产党总的方针是促进而不是促退。共产党应该是促进委员会，只有国民党才是促退委员会。”
这年11月2日上午8时，毛泽东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乘坐苏联政府派出的一架图-104大型客机，飞往莫斯科，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代表团成员有邓小平、彭德怀、宋庆龄等。临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前往机场送行。
这是毛泽东继1949年年底至1950年年初第一次访问苏联以后，第二次前往莫斯科。那次访问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中国加入了东方阵营。此次苏联之行，除了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还有一项安排就是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
在这次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断言，在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斗争中，社会主义阵营已经领先了，是“东风压倒西风”。当时，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要在今后15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与此同时，又内部确定，从1959年算起，在12年内达到共产主义。在这种气氛下，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发言中也提出，中国要在15年后超过英国。这样，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把帝国主义远远抛在后面！
此时的毛泽东内心里是多么希望中国能够赶快发展起来，在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11月21日，毛泽东带着莫斯科会议的东风返回北京。陈云没有去机场迎接，因为在前不久视察东北城市时累倒了，在月初送主席一行后不久，就不得不接受医生的建议，向中央请假，去华东休养一个时期。
休养期间，陈云不安地注意到，一股股批评反冒进、反对所谓右倾保守的风刮得越来越厉害。在毛泽东出访期间，也就是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他在莫斯科会议期间审阅批发的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其中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爬行得很慢。”“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认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不久，《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经他修改和政治局讨论的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批评在“反冒进”期间“刮起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一般人都知道，这“有的人”是有所指的，因为陈云就在不同场合表达过类似的思想，为党内所熟知。为此，社论中那种话中有话的暗示，不免给陈云造成很大的压力。
1958年“反冒进”与“冒进”之争更趋“面对面”，并尖锐性地演变为“反冒进”与“反反冒进”。
1月3日至4日，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对1956年反冒进负有责任的周恩来等人。他说：“批评右倾保守，就职很舒服，越批评越高兴，要愉快地批评右倾保守。”
1月11日至22日召开的南宁会议，出席者包括部分中央领导人和9省2市的党委书记。11日晚，毛泽东在会上，尖锐地批判了《人民日报》在1956年6月20日发表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他说：“这篇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毛泽东很严肃地指出：“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6亿人一泄气，不得了。”他还在这篇社论上加了这样的批注：“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尖锐地针对我”！
那篇社论，确实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有关会议的精神写的。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要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会议的精神，代《人民日报》写篇社论。社论写好之后，曾送刘少奇、周恩来审阅。就在这时，毛泽东回到了北京。中共中央宣传部连忙把社论也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社论的清样上批了3个字：“不看了。”
会议期间，毛泽东很称赞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于195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上海市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即《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这一报告，是当时担任柯庆施政治秘书的张春桥起草的。毛泽东号召：“大家都要学习柯老。”其实，当时柯庆施不过56岁而已，毛泽东已尊称他为“柯老”了！
1月16日，毛泽东在南宁大会上拿出柯庆施的报告，当众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只得答：“写不出来。”毛泽东便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刘少奇连忙打圆场，做了解释，说毛泽东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的几个同志”。
不言而喻，“管经济的几个同志”，也就是指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那5个人。于是，管经济的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都感到了压力。
不过，在1月17日晚，当毛泽东约“管经济”的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3人谈话时，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打开天窗说亮话，说“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
这样，毛泽东才把他的“反反冒进”的“底牌”透露了出来，即“主要是对陈云”，当然也包括周恩来以及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
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陈云因正在养病，都没有参加。他按原定计划，赴西南的成都、重庆，边休养边视察工厂。南宁会议后，他才听到会议情况的传达。2月上旬，他虽然尚未完全康复，还是决定结束休养，逐步恢复工作。
2月13日至23日，陈云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还是批“反冒进”。2月18日是农历正月初一，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这一天，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里，空气凝重，没有一丝新年的喜庆气氛。会上，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的陈云做了检讨。
陈云发言检讨了反冒进的“错误”，表示对反冒进的“错误”负有主要责任。还检讨说，在财经工作中，材料数字一大堆，是对毛主席和政治局搞“倾盆大雨”、“本本主义”，不让中央参与经济对经济工作的设计的分散主义“错误”。
毛泽东插话说，政治设计院究竟在哪里？章伯钧说国务院都是拿来品，他不满意，他要有权参与设计。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呢？过去这个5年计划实际上是无权参与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作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老是在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唤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没有搞好，等到梳妆打扮一跑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
毛泽东向周恩来、陈云发出了警告：“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他相距不远，大概50米远……”
虽然严厉批评了“反冒进”，但毛泽东仍然提出要被批评的人继续工作。但工作方针必须实行彻底的改变。事实上，自南宁会议以后，几位管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受到批评，毛泽东就亲自执掌了经济工作大权。
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9日，毛泽东对“反冒进”再次提出批评。他说：“反冒进”是个方针性的错误，是政治问题，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非马克思主义的”；而“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尽长江滚滚来”。他甚至把“反冒进”同反右派运动联系起来，认为“反冒进”在前，右派进攻在后，二者之间是相关联的。这次会议上，陈云又检讨了“反冒进”的“错误”。
5月5日至23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大二次会议，会议再次猛烈地批评了反冒进。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工作报告，对批评反冒进作了结论。报告说：反冒进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1957年的生产建设，特别是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形成了“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
会上，党的历史上出现过的那种开展过火党内斗争的气氛很浓，有不少人在发言中猛烈批评“反冒进”，觉得这个结论对“反冒进”的批评还不够，语气轻了，对立面讲得不够，应彻底清算“反冒进”的“错误”。各地方代表也在会上报告了同地方“右派集团”、“右倾集团”作斗争的经过。
一时，“反反冒进”成为主流声音。在这种气氛下，陈云和周恩来、李先念、薄一波等人都在会上再一次对反冒进“错误”，违心地做了自我批评。
据周恩来当时的秘书范若愚回忆，周恩来也要在会上做检查。周恩来显得心情很沉重。他说一句，秘书记一句。他检查自己“犯了反冒进的错误”。这份检查要印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
范若愚记得，当周恩来向他口授检查之际：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陈云同志讲的什么，我只听到一两句，周恩来同志讲的话，我当然听清了，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
原来，就在周恩来写检查的时候，陈云也在写检查。两人都在违心地写检查，所以陈云的电话使周恩来久久地说不出话来……
据范若愚回忆：周恩来为起草八大二次会议上有关检查的发言提纲，改来改去花了10多天，内心十分矛盾，那期间他两鬓的白发增添不少。由此也可见陈云当时又是怎样一种难言的心态。
在6月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甚至委婉地提出自己不适合再当总理。虽然会议挽留了他，但同样可以看出当时压力之大。陈云也不可能不感受到这一点。
批评了反冒进，“统一”了全党思想，会议正式通过了毛泽东倡议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了一系列经济建设的高指标。为此，把对反冒进的批评推向极端，一方面在全国正式掀起声势浩大的工农业生产“大跃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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